推动社会企业全球发展，被公认为最成功的是阿育王基金会(Ashoka Foundation)。数年前，基金会开始涉足香港。
《如何改变世界》(Bernstein, 2003)一书描述的阿育王基金会愿景,不仅仅停留在提供产品和服务，而是希望通过创新和创业精神，寻求社会变革的力量。基金会创办人Bill Drayton提出：“每个人都是改变的缔造者！(Everyone is a changemaker!)”很直接表明了他所期许的社会企业，除追求市场运作的合理方式外，还要能更广泛地调动社会资源和公众参与，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甚至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办法。
社会企业不单从市场运作的方式着眼，还在于其多元的特质，在调动市场以外社会和公众参与上，蕴含着社会变革的潜力，能打破制度部门之间的界限，根据不同时空的具体需要加以调整，这正是社会企业的真正魅力所在。
中国的社会企业在过去几年取得较大发展，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孟加拉农村银行的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随即访问中国，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旋风；另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上述《如何改变世界》一书的中文版面世。
不可否认，中国不少非营利组织意图朝向社会企业发展，主要是基于财政来源上的考虑，寻求与新兴社会投资家和企业基金会合作，甚至只是希望通过企业较熟识的语言，更有效地寻找企业的慈善捐款。
相比之下，香港不少非营利组织朝向社会企业发展，则主要是特区政府政策引导所致，尤其是在“伙伴倡自强”、“社区共享投资基金”等公共资源的推动下，社会企业已成为福利服务机构的重要业务范畴和开源途径。
但由于政策偏差，政府一直以创造就业和解决失业问题来作为推动社企的主要目标，有关创业精神以至社会创新，根本没放在政策议题之列，故香港不少社会企业发展空间受限。此外，部分社会企业及其支持机构，拥有浓厚的商界背景，更多从市场运营着眼，亦欠缺社会变革和倡导功能。
相反，不少民间背景的社会企业，包括从事公平贸易的机构，却能在国家和市场的夹缝中，另辟多元开放的生存空间，其可能带来的创新和变革潜能不容忽视。香港最著名的、没有政府资助的社会企业之一是“长者安居协会”，通过平安钟的通讯网络，提供长者家居支援服务。其特点是通过一站式的服务，解决独居长者安全以至其他生活所需，并能通过营运达至可观的经济收益。该协会同时与政府部门紧密配合，大大加强了政府服务的贴身性和灵活性，能更细致地配合长者的具体需要。从这个角度而言，长者安居协会已不仅仅是提供收费服务的社企，同时亦代表着广大独居长者的利益，扮演着推动政策和制度创新的角色，肩负了一定的社会政治功能。
或许这个例子能给社企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