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被体罚
嘴上被贴胶带的儿童
虐童教师颜某
“揪耳朵”照片流传最广
十月下旬，微博上一组虐童照片引来众多网友疯转。警方很快查实图片中这名女老师是温岭蓝孔雀幼儿园小二班的老师。随后，该名教师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拘留
“从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到有效的儿童保护组织体系，到支持这个体系运转的专用资金、专业人员和专用阵地的配备，都处在一种缺乏甚至空白的状况。”
11月初，一个普通工作日的上午9点30分，西安儿童虐待防治中心的工作人员小张拿起了电话，又开始了他对接受过中心救治的受虐儿童的电话回访工作，这次是对一名叫文文的女童(化名)进行再次回访。
几年前，文文被邻居恶意烧伤，治疗的手术费用让文文一家顿时捉襟见肘，但是更让文文父母发愁的是文文还至少需要两年的理疗才能彻底康复。西安儿童虐待防治中心得知情况后，为文文提供免费治疗。此外，该中心的精神科大夫还给文文一家提供了心理辅导，帮助他们缓解心理的恐惧和伤害。如今，已经上小学高年级的文文很好地融入了班级，看起来和班上的同学没什么差别。
给文文提供救治的西安儿童虐待防治中心成立于2006年，是迄今为止中国内地唯一的专门从事防治虐待儿童工作的公益性组织。2010、2011两年间，该中心救治了遭受虐待与忽视的儿童154人次，回访电话105人次，文文就是回访的案例之一。此外，该中心的另外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宣传和培训，2年间为约4万人发放了宣传材料，并通过学习班等方式对警察、医生、社会工作者等进行了有关儿童虐待的预防、上报、诊断、鉴别、治疗等方面的培训。
近日，由于山西省太原市蓝天蒙特梭利幼儿园教师掌掴女童70个耳光，浙江温岭城西街道蓝孔雀幼儿园教师颜艳红对幼童“揪耳朵”、“扔垃圾桶”等虐童行为的连续曝光，引起一片义愤填膺的声讨的同时，也让一直被忽视的儿童保护和儿童虐待问题成为社会热议话题。
西安儿童虐待防治中心计划在11月19日“世界防止虐待儿童日”举行主题宣传活动，以提高公众的儿童保护意识。
但在儿童虐待现象不断增长的趋势面前，西安儿童虐待防治中心的工作，也仅仅是杯水车薪。
防治工作的困境
对于儿童虐待事件频发的原因，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小军副教授认为，除了虐童案件的家庭或教师的个体化的具体原因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缺乏儿童保护意识、没有建立一个综合有效的儿童保护机制。“当前我们的儿童保护，从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到有效的儿童保护组织体系，到支持这个体系运转的专用资金、专业人员和专用阵地的配备，都处在一种缺乏甚至空白的状况。”童小军说。
近段时间，媒体对虐童案件的大规模报道，促进了儿童保护意识的觉醒。但在童小军看来，这还远远不够。“儿童保护立法是关键所在。我们现在还没有法律明确地界定什么样的虐待是犯罪;犯了罪应该受到怎样的惩罚，由谁来惩罚;如果是幼儿的父母因虐待受到了惩罚，幼儿应由谁来照顾;教师等专业人员如果出现虐待孩子的行为，其未来的专业前途是不是应该受到限制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有法律、法规、政策等来进行具体明确的规范。否则，光有儿童保护意识也没有用。”童小军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除了法律上的困境之外，国际防止虐待与忽视儿童协会执行常委、西安儿童虐待防治中心主任焦富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也谈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他说：“关于防止虐待儿童工作，国际上是发展很好的，很多国家都有国家承认的防止虐待委员会，专门的组织、专门的部门、政府也投资。协会的成员里有医生、心理医生、律师、记者等等，如果发生了虐待，能很快地进行联合处理。可是我们国家并没有像国外一样的专门的防止儿童虐待的委员会，主要负责儿童虐待防治的是妇联、共青团、团中央里面的儿童部等等，但是关注度和专业性都不够。”
除了宏观上的问题之外，焦富勇也谈到了在具体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国家正式的防止儿童虐待的组织，没有一个国家级的防止虐待委员会，让我们的工作名不正，言不顺，有很大困难;第二在于没有正规的经费渠道支持，没有行政拨款;第三就是公众的意识，认为儿童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认为打骂是一种教育的方法，让我们的工作很难开展。”
完善保护机制
据了解，在儿童保护机制相对成熟的国外和香港地区，社会工作者都是机制中重要的一环，他们接受专门的培训，具备专门的儿童保护服务技能，甚至有专门的儿童保护社工从事专业的儿童保护工作。
但是目前在我国内地，因为缺乏儿童保护机制，无论是专门的儿童保护社工岗位，还是以儿童保护为工作内容之一的社工岗位都是空白。
面对社工在儿童保护领域的缺位，童小军认为，“儿童保护社会工作在儿童保护中的缺位，就意味着很难实现对儿童真正的保护，影响体现为缺乏专业性”。
在童小军看来，媒体新近报道的幼儿园老师的虐童事件，其中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虐童事件中的老师居然表示不知道这是虐待儿童。
“如果这个幼儿园设置了社会工作岗位的话，受过专业培训，具有专业的儿童保护理念、知识和技能的社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对所在学校的老师进行知识普及，告诉他们什么样的行为可能构成对儿童的伤害，需要避免;其次，专业社工还需要进一步培训教师，看到孩子怎样的情形，需要向他报告，以便社工能够及时调查，预防家庭虐待或者同伴虐待的事件发生;同时还能及时服务，对受虐儿童进行危机干预，将儿童伤害降到最低。”童小军说。
不过童小军也承认，这种从学校社工切入的方法，还是需要配以全面的制度建设，否则，儿童保护工作也只会停留在理念倡导和案例发现的层面，真正的干预和服务很难实现。
专业社工之路
和内地起步晚、机制不健全相反，1980年，香港第一家专业预防及阻止儿童虐待的社会组织——香港防止虐待儿童会正式成立，至今已有32年的历史。
首先，香港各机构、服务单位及工作人员均可举报怀疑虐待儿童个案。当社工接到获怀疑虐待儿童个案时，会根据相关的处理虐待儿童程序指引跟进，包括探访、联系医院、通知警方等等保障儿童的安全和幸福。
受虐儿童的安置也会有包括医生、社工、心理学家等在内的专家组对受虐儿童进行心理评估，共同探讨。
而在立法方面，香港自从有法律条文以来就已经配套有相关的保护儿童的法律法规，《侵害人身罪条例》、》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等，都有对儿童虐待的司法追究或对未成年人的照顾监护问题等的详细具体的规定。
“我的建议是将儿童保护工作界定为社区社会工作者和学校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内容之一，从岗位设置入手，建立儿童保护专业服务体系。同时为了配合这个岗位建设，培养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教育机构，也就是大学，应该将儿童保护加入到专业教育中，通过他们来促进未来的儿童保护制度的建设。”童小军说。
同时，为了让学校社会工作者在儿童保护方面发挥作用，童小军还建议学习美国的“强制报道制度“，不仅是将儿童保护服务纳入其岗位职责，还需要对其岗位职责的考核进行制度建设。
11月19日是“世界防止虐待儿童日”，由非政府组织“妇女世界首脑会议基金会”2000年所定，目的是请人们关注儿童遭受虐待和忽视的现象。
链接
香港处理虐童事件的程序
1、警局或社会福利署接到举报。
2、专职社会工作者立即赶到现场。
3、将儿童转移到安全地点。
4、把儿童送到监护人亲友或志愿者家庭临时照看。
5、儿童家庭局对怀疑被虐待的儿童做健康和心理检查，并详细询问，以判断他们是否确实遭到虐待，同时判断儿童是否在撒谎。
6、同时，调查人员也会调查监护人，并检查其精神状况。
7、法院根据调查人员和监护人的陈述和证据，判决是否将儿童返还监护人，或继续寄养儿童之家等。
“强制报告制度”
美国法律要求与儿童打交道的教师、医生、社区工作人员等，承担发现和报告儿童保护案例的义务;如果发现了不报告，或者报告不及时，或者因为缺乏专业敏感没有发现，而出现了儿童虐待等儿童保护案例，这些专业人士都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