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下午2点,北京到厦门的K308次列车刚刚停靠福建永安站,记者拎着行李冲下火车,赶往永安市人民法院与李成武法官会合。记者将随同他一起,去追讨春节前最后一笔涉及农民工的欠款。
永安市安砂镇,煤矿资源丰富,有着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淘金者”,农民工杨国忠便是其中一位。
杨国忠系贵州人,2010年应同乡之邀,千里迢迢来到永安市安砂煤矿,成为了一名煤矿工人。杨国忠每日勤勤恳恳地工作着,梦想着挣钱为家里盖一幢新房。
2012年年初,杨国忠在井下工作时因横梁倒塌受伤住进了医院,在长达3个月的住院治疗中,其两年辛辛苦苦挣的钱已所剩无几,而安砂煤矿在支付了一次医疗费后却迟迟不支付赔偿款。杨国忠出院后走上了漫长的讨要赔偿和欠薪之路。
2月7日是农历的十二月二十七,两天以后就是除夕了。杨国忠的事情,始终是永安法院执行局局长谢永泉心头最大的牵挂。他告诉记者,该局从2012年12月起,便开展了“执行大会战”活动,专项清理涉农民工案件,要求每位执行法官在新年到来之前务必将手上的农民工案件处理好,让农民工能够拿到辛苦钱回家过年。
杨国忠的案子,成了最难啃的骨头。因本案情况特殊,且9万元的执行标的对一个农民工而言意义重大,执行法官李成武倍感压力。
“今天再跑一次试试,也不一定能成。”坐上车,李成武说,他已经记不清这是自己第几次为此事前往安砂镇了。
从永安市前往安砂镇,只有唯一的一条盘山公路。近一个小时的路程中,李成武向记者介绍了这起案件的办理经过。
2012年10月,杨国忠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李成武在收到案件后首先向被执行人安砂煤矿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其后,他依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了调查。
经调查,安砂煤矿在工商银行开设的一个基本账户进入了永安法院的视线。
“基本账户是一个企业的重要命脉,企业平常的资金流动都必须经过基本账户。经了解,安砂煤矿是永安市安砂镇有名的农民工企业,其中来自外地的农民工就有100多个,这些农民工的工资也都是通过基本账户发放。”李成武告诉记者,由于近年来企业效益不好,安砂煤矿的基本账户流动资金较少,且大部分资金用于支付工人的工资。
“考虑到一旦冻结安砂煤矿的基本账户,便无法发放工资,这势必影响到其他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经合议庭及局领导讨论后,决定暂时不采取冻结措施。”李成武说。
这以后,李成武就只能一次再一次地往安砂煤矿跑,一面要求其想办法支付杨国忠赔偿款,一面继续调查安砂煤矿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这一次,李成武的努力终于有了收获。安砂煤矿最终同意挪用一部分其他资金用于赔偿杨国忠。当天傍晚,在记者和李成武回到永安城区后,这笔资金汇入了法院案件款账户。
“李法官查到我们公司的基本账户,但考虑到其他工人而没有冻结,这是真正为民着想、为企业考虑。”安砂煤矿负责人对记者说。
离开安砂煤矿后,李成武又急匆匆地往法院赶去。“我还得抓紧给杨国忠办理手续哩,对他而言,拿到这笔钱,他才能过这个年。”
在执行局办公室,李成武向等在那里的谢永泉做了简要汇报。谢永泉向记者介绍,永安法院执行局自去年12月开展“执行大会战”以来,共清理涉农民工案件32件,涉案标的20万余元,为40余名农民工讨得所欠工薪。
尽管有成绩,但执行受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就在和记者交谈过程中,谢永泉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另一组前往执行另一个案件的法官,他们在执行中遭到激烈反抗,只能暂缓行动。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永安法院的另一套程序就会被启动——大调解联动体系。
就在几天前,为了拿回血汗钱,421名农民工前往永安市政府上访。永安法院获悉后主动介入,了解到上访原因是由于当地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期不确认施工单位的工程施工量,从而导致该施工单位大量拖欠农民工工资。
“院长杨泽民指示立即启动大调解工作机制,联合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建设局、信访局等单位共同进行调解。经多次组织三方协商,最终促成该房地产公司确认施工单位工程施工量,并赶在春节前一次性发还农民工工资600万元,农民工们昨天还专门跑到我们法院门前放鞭炮‘拜年’。”永安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主任陈峰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记者了解到,永安市大调解联动中心2011年成立,办公室就设在永安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作为排查化解涉法涉诉矛盾纠纷的运行指挥中心,该中心下设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综治联络员、人民调解员、人民陪审员、法官速裁等6个调解工作室。针对不同类型的矛盾纠纷,分别邀请相关部门进驻大调解联动中心,配合法院共同做好调解工作,不断完善法院调解与信访维稳、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对接机制,创新发展出一个深受百姓好评的高效率、低门槛、零成本的大调解工作新局面。
永安法院副院长黄伟向记者介绍,刚刚调解完的这起案例,是节前该院运用大调解机制为农民工追讨欠薪的一个缩影。他告诉记者,春节期间,永安法院共为494名农民工讨回工资644万元。（本报记者 范传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