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抢救历史意味着什么？只有你的历史不再支离破碎，你的人民才有尊严，你的国家才足够体面”，这是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口述历史时最大的感受。
年过半百的崔永元在镜头外成立了自己的公益基金，除关注孩子外，他希望将后半辈子的事业焦点，放在口述历史的公益项目上。
“口述历史”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收集方法，这种从民间记忆的角度来记录历史的做法，在国外早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在中国，口述历史却几近空白。
2002年，崔永元从采访老电影人到采访抗战老兵，开启了中国“口述历史”的先河。
十年间，崔永元以每天至少采访一个人的高强度工作速度收录了4000人左右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内容包括电影、外交、留学、知青、战争、音乐、私营企业家的口述史。
到目前为止，崔永元已拥有300万分钟以上的有价值的口述历史资料、500多万张珍贵的图片以及30万件稀有的历史实物。
今年2月27日，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合作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
崔永元打算将博物馆建好后，分两步对公众开放，第一步对学者和从业者开放，第二步，对全民开放。“要什么资料，无偿提供。”
建设中，最困难的是软件，志愿者需要把将近十万个小时的音像素材，重新整理分类、提取关键词、文字校对。
“我们身边的多数人意识不到它的重要性，我每天会为此焦虑，睡不着觉。历史会随着历史人物的消失一点点变得模糊，我们希望能跟时间赛跑，能采访到更多老人，了解更多历史事件，让后人研究的时候尽可能地利用这些资料，接近历史的真实。”
即将开始的是“西南联大口述史”，崔永元说，目前已有110多位老人等着他们采访，“3年之内能采到60人就算成功了，因为老人年龄大，他们等不得我们。”
“过去”与“现在”“未来”的对话
口述历史纪录片通过讲述过去的故事，与当下现实构成对话。由于官方史学话语的严格制约，加之消费主义社会中历史沦为消费符号，社会一度出现“国家失忆”(朱大可)的局面。而在价值观紊乱的转型期社会中，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显得重大且急迫。口述历史纪录片正呼应了这种社会需求。诚如崔永元所说：“我们有过什么样的胜利，什么样的失败，什么样的灾难，什么样的痛苦，该就哪些方面的事情反思……这些问题统统都被边缘化了，这样下去挺危险的。”当然，如此社会语境也决定了目前口述历史纪录片主题以解读重大政治历史事件、重大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为主，以刷新民众的集体记忆为目的。
而且，口述历史纪录片的涌现与当下社会观念进步有密切关联。崔永元说：“我们尽量少用大叙述，而是去关注每一个人的个人感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得有尊严，每一个人都体面，国家一定很体面。”对于过去历史中的人的尊重，也是对于当下尊重个体生命的呼唤。但是，限于官方政治话语的制约，口述历史纪录片对于“过去”的具体选择考验创作者的政治智慧。
在崔永元看来，口述历史不仅能让“过去”与“现在”对话，还能让“过去”与“未来”对话。崔永元说：“口述历史最大的价值和特点就是真实，之所以做口述历史，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以后还能和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负责应是口述历史纪录片创作者的使命。
但是，如何从历史的表象进入深层的历史肌理？崔永元说：“能不能把每个时代好的东西摘出来，然后凑成一个新的好的时代。而每一个时代犯过的毛病，我们把它集中起来，清理掉，别再犯同样的错误。”崔永元的确提供了一个路径，但更多的路径则有待探索。在实践层面，从《我的抗战》的编导们的手记中，我们发现年轻编导站在“现在”召唤“过去”，但主要以情感为立足点，而理性的问题意识则有待提升。如编导孙文婷说：“和抗战的日子相比，现在大都市快节奏的生活让思想变得麻木……我们行色匆匆地走在路上，抱怨似乎成了习惯。可在抗战的时候，能保住命就是上天给予的最大恩赐。”
审美形式与价值深度的融合
崔永元的口述历史纪录片在追求求真品格时，也注重可看性。从《电影传奇》使用真人扮演，到《我的祖国》尝试用动画，尤其《我的抗战》用木版动画的探索，既有利于营造质朴深沉的美学风格、丰富影像视听表现，也有利于加强历史感。崔永元说：“在抗战时的宣传品基本上都是版画作品，没想到现在大家看上去很新鲜，因为现在很少有人用这种版画风格。”
在消费主义语境下，纪录片除了美学风格上不断求新之外，追求故事性、传奇性一直是保证高收视率的法宝。《我的抗战》总导演曾海若针对全片的风格曾说：“第一，使用动画；第二，强烈的故事性；第三，情感至上，所有的片子必须有情感点，不能做得漠不动心。”在各种宣传中，创作者把“传奇性”作为噱头之一。的确，《我的抗战》讲述了一个个完整的故事，以战争中的个人生命价值为圭臬，较好地挖掘了情感价值和人性价值。如《永远的微笑》那集的编导对于两个时代不同爱情特点的对比，《长城谣》编导对“八年抗战中国人值得肯定的精神和思想”这一主题的追问与困惑。
但是，这些思索大都只停留于情感拷问，缺乏更理性的拷问历史的深度。对于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团队而言，在掌握如此珍贵的史料以后，如何运用、质疑和反思这些材料，更加考验创作者的历史反思能力。如果单纯为了实现传奇故事的圆满和情感点的渲染，某种程度上会低估甚至“浪费”口述历史研究资料所蕴含的理性价值。
其实，对于崔永元的团队而言，这些口述历史纪录片是一个“半成品”，拍这些纪录片的初衷是为了给受访老人们一个交代，为了纪念抗日战争65周年纪念日，所以在2010年才会让口述历史研究成果中的冰山一角提前亮相。据崔永元称，他将在中国传媒大学建立一座口述历史博物馆，让后人有机会跟历史对话。
而在笔者看来，优秀的口述历史纪录片应该努力实现游走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责任，实现审美形式和价值深度的巧妙融合。随着播出平台的增多、社会收视需求的增加、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品质不断提升，口述历史纪录片的春天应该并不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