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谈判桌上“应该减多少”和“可以减多少”的政治博弈，中国减排的实际能力和潜力该如何评估？中国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副主任邹骥接受了中外对话徐楠、张春专访时说，冒进只会倒退。
中外对话：在过去十年，中国自身经历“十五”、“十一五”两个重要的五年计划时期，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经历过一个怎样的角色变化？
邹骥：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9年到1995年的缔约方大会，这是中国启蒙、初步参与的阶段，中国的角色主要是追随和跟踪全球进程。
从1995年谈判进入更加实质性阶段开始，到2007年的巴厘岛路线图，是中国从适应、熟悉到主动参与的过程，回应其他国家要求。1997年京都议定书谈判时，中国媒体的普遍反应是说“NO”，对很多来自国际社会的要求和愿望表示拒绝，这也是那个时期中国留给其他国家的深刻印象。
2007年以来，中国越来越主动，进入全面、积极参与的阶段。
其中最主要的背景，除了低碳发展要求已经成为全球明显的大势所趋，更重要是国内背景发生变化。在“十五”、“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经历了爆炸性增长，能源消费增长、电厂投资和排放增长的速度，都是惊人的。十年前，中国的电力装机容量不到五亿千瓦，而现在是十几亿千瓦，六、七年时间里的增长，相当于1949年以来50多年累积的装机容量。
这足以让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和国情专家大惊失色。一个以火电为主的国家，数亿千瓦的装机容量要靠煤来支撑，大小煤窑开动，全民挖煤，约一半的铁路运输负荷和周转量都在运煤。这是一幅什么景象？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原油出口国，到现在原油依存度接近60%，无论从油价、经济成本还是能源安全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增长的空间，已经发挥到了极致。
所以中国开始反思。要从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跃迁到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最关键就是2050年前的这几个十年，现在还没有把握说一定能达成那个目标。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沿袭现在的发展方式，把握是非常小的。
归结起来，中国的变化是从“要我做”变成“我要做”。这是十几亿中国人的前途、根本利益所决定的。而且中国从国家战略的层面对此予以了确认，淘汰落后产能、调整经济结构的行动是有目共睹的。
中外对话：对一个处在工业化、城市化中期的大型经济体来说，降低排放决非易事。国际社会的期待是给了中国更多机会、还是已经超出中国本身的能力？抛开谈判桌上“应该减多少”和“可以减多少”的政治进退，中国的实际能力和潜力到底该如何评估？
邹骥：中国有一些有利因素，比如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提供的调整机会。还有，中国正在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过去不可以想象的制度措施、研发投入等等，现在成为可能。
另外，虽然世界格局依然是发达国家主导，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谈判力量在上升。
但是同时，不利因素也很明显。
国际社会有一些错觉，认为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这有可能让中国承担与其自身能力不相符的国际责任。中国办了奥运、发射了神州九号，但北京的CBD和上海的陆家嘴不是中国全貌，中国还有几亿农民没有解决基本保障，医疗、失业、养老的基础薄弱，还有很多中国百姓享受不到安全的饮用水，中国人均GDP只排在全球90多位。全面地看，中国依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另一个重大的不利条件，是资源禀赋。
巴西90%的能源来自水电，这是基础自然条件决定的，何等幸运？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中，如果煤炭可以被油替代，排放就能减少三分之一；如果被天然气替代，排放能减少三分之二，但中国最主要的资源是煤炭，其他能源类型都很有限，依赖进口显然不现实。通向清洁能源的挑战非常大。
同时，几亿农民进城、教育的问题还是要解决，老百姓的生活还得改善，这是天经地义，没有任何争议的事情。
就中国国内而言，有两种危险倾向值得警惕：一是抱着传统方式不变，另一种就是急于求成、用大跃进的方式搞低碳经济，错误判断中国的定位和技术水平。
中国只能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冒进只会耽误低碳发展。
中对对话：中国会不会走出一条与库兹涅茨曲线不同的道路？
邹骥：在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下，一个正在发展的国家是很难把排放量降下来的。现在全球新增的排放量每年有70%来自中国，对中国的压力、呼声、期望一直都在上升，但应该看到：中国在库兹涅茨曲线的左边，欧盟在这条曲线的右边，已经过了它的峰值。两者所处的阶段、排放类型是不一样的，是不可比的。中国的高排放主要来自工业，对应的经济活动主要是投资；欧盟的排放主要来自建筑、交通，对应的经济活动主要是消费。
法国在人均排放最高的时候接近19吨，德国曾接近15吨，谁都不应该忘记这样的历史，不可能让中国的人均排放值从7吨开始划一条直线，直接进入下行通道。这不符合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日本、澳大利亚的人均GDP达到四万美元，排放都还没有达到峰值，而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是五千多美元，曲线还在上行。
中国有把握在低于美国和欧盟的历史水平上实现峰值，但即便人均排放的峰值是10吨，相当于130亿吨的总排放值，还是超出我的想象范围。这对中国是极大的挑战。
中外对话：从历史角度看，当年欧洲国家通过产业转移有效地实现了排放转移，而今天这个路径已经不可重复。那么中国的减排空间在哪里？
邹骥：技术进步。中国减排的主战场还在能效。
我们运用能源经济学原理的卡亚分式做分解，主要从人均GDP、能源强度、单位GDP能耗、排放强度、单位能耗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人口几方面做分解，它们共同决定排放总量。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人口还会增长，尽管涨幅很小，人均GDP所依靠的进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还得增长，目前的现实是投资促动的成分更大，但消费促动同样会带来交通、建筑等方面的排放和能耗提高。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一直是促进服务业增长。但如果是通过交通部门、物流业的服务，也是增排因素。整个服务业的碳排放水平相对较低，但这样的产业结构是以GDP水平为基础的，这不是数字游戏。
制造业存在明显的低端和高端之分，做低端就是排放大，赚钱少，高端就是排放小，赚钱多。所以技术的重要性再次凸现出来。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制造业还要搞，城市化还没有结束。什么减排最容易？一夜之间回到农业社会！但这样的低碳是不可能的，只会制造出更多贫困人口。国际社会的有些期望过于简单化。中国还要解决几亿农民安全饮水的问题，要确保中等震级之下百姓的房子不塌。更多的钢筋、水泥就是意味着更多能耗，这是最基本的背景。
另外，欧美社会的高能耗生活方式示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是带有优越感、主导性的人群，他们的文化在教育发展中国家的广大青年，这些青年就是未来的消费者、经理、董事和教授。他们每天看着宝马、大房子、SUV、高消费的广告，认为成功就是这样。
要改变今天的局面，必须是全球同步行动，转变生活方式。不管出于历史还是主观原因，如果自我定位为高尚、优越、被别人模仿，那么就更有责任做出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