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沙漠里最后一点绿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中国近百位企业家发起的荒漠化防治民间组织。协会是会员制的非政府组织(NGO)，同时也是公益性质的环保机构，奉行非营利性原则。会员一年要交十万元会费，连交十年。目前，阿拉善在中国共有六个片区，包括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台湾，共206个会员，以推动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为愿景，遵循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统一的价值观。
阿拉善的宗旨是以阿拉善地区为起点，通过社区综合发展的方式解决荒漠化问题，同时推动中国企业家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推动企业的环保与可持续发展建设。
阿拉善宣言
为什么我们这些企业家要从五湖四海来到阿拉善沙漠？为什么我们要成立一个“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来参与中国治理沙尘暴的事业？因为我们心中有希望和梦想。我们希望中国经济愈来愈发达，人民愈来愈富裕，我们希望人与人之间更加友好和善，我们希望中华大地山清水秀，生机勃勃，我们希望世界人民共同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地球村上，我们梦想一个人人有机会实现自己心愿的大同世界。
“服务员，把餐厅门关上。”27日晚，弥勒云南红酒庄宴会厅里，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手持话筒大声对着宴会厅就餐的人说，就餐的人中有国内140余名企业家。
有些人听不懂任志强的意思。“当年刘晓光把我们一伙人聚集在一起吃饭，吃饭时他叫服务员把餐厅门关上。”任志强给大家解释，“门一关，晓光说‘大家掏钱吧’。”
就这样，任志强成为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下文简称“阿拉善”)中的一分子。
28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西南片区第一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论坛在弥勒云南红酒庄宴会厅举行。本次论坛由云南红酒业集团承办，云南城港贸易有限公司和云南信息报社协办。论坛结束后，共有郝琳、夏蜀、兰靖、张学明、郭兰信、徐志强、张亚光、蒲治全、李汶山、邹黎、马月梅、李喜国、何志勇、方子强、朱书和15位云南企业家加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其他有意向加入的企业家众多。
做有责任的媒体
此前，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已发展到400多名会员，著名企业界柳传志、王石、冯仑、任志强等均是协会会员，在云南的会员包括云南红酒业集团董事长武克钢、云南城港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郑雪清等。本报也是前100名会员之一，也是唯一一家都市类媒体会员。
“2009年万科王石在昆明参加本报《云岭经济暨企业领袖高峰论坛》的演讲中，向云南的企业家隆重推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也是在这次论坛上，我知道了SEE作为中国首家以企业家为主体，以保护地球生态为实践目标的公益机构。”云南信息报总经理胡西文说，云南信息报是一份有理想有追求的媒体，从社会责任的理解和践行出发，更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在2009年11月24日我们正式加入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每一次参与阿拉善的活动，都留下了深刻印象。2011年11月18日～21日在腾格里沙漠举行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2011年会，让我坚信中国的企业家在未来将为中国社会做出更积极的贡献。”
胡西文表示，责任和担当的信念是云信企业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加入SEE让云信更加注重探讨作为媒体的社会责任。
公益周刊的力量
从“微博打拐”到免费午餐落地云南；从云南首届集体慈善婚礼，到水葫芦治污工程引起的“热议”；从千人徒步盘龙江，到携手香江救助基金会援建图书室；从搜集绘制云南支教地图到开展疾病救助项目的公益组织，帮助困难家庭不孤独无助……在云南信息报社长谭智良的主导下，2011年6月28日，《云信·公益周刊》正式出刊。每期8个版，用以记录发生在云南的公益事件，讲述公益行为背后的人和故事。希望通过对公益事件的报道，传递给读者一些关于什么是公益、公益的元素是什么等信息。至此，云南的公益事业，新加入一名记录者和见证者。回头细数，两年来，云南公益活动，很热闹、很丰富。
比如从2009年开始，云南连续三年的干旱让不少人产生危机感。云南为什么连续三年干旱？在这个连续干旱的情况下，同在这个城市的众生如何来节水？公益周刊用12个版的图文报道为读者一一分析。
云信公益周刊联合由大益集团、大益爱心基金会、云南信息报、南方都市报筹集资金40万用于旱区学校饮水工程的建设以及帮助旱区人民建设小型水窖。同时还联合壹基金给灾区送去净水设备。
在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公众和媒体都以不同形式参与到抗旱工作和活动中时，民间组织、公众在有意无意中扮演政府部门的一些角色的同时，也体现着民间救援的力量。
如何更好地扮演起各自不同的职能角色，更好地参与到抗旱工作中？如何有效有序地联合进行抗灾？云信公益周刊和云南草根公益支持中心发起主题为“跨领域抗旱”的云南公益嘉年华活动论坛，51家NGO组织近百人聚集一起探讨跨领域抗旱，在论坛中，从政府部门到学者，从民间组织到公众，都以各自的角度，探讨旱灾形成的原因，救灾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及抗旱经验交流分享。
再比如，2008年是中国的公益元年，那一年很多NGO和公益人赶赴汶川灾区，后来也催生众多民间草根，也第一次让NGO这个词大量出现在媒体中。但是那一次大救援给救灾类公益人留下的问题是，如何尽最大可能整合当地的和外来的诸多分散的力量，让整个救援达到效率最大化，效果最大化。于2011年3月10日发生的盈江地震无论从震级还是损失情况，都提供了一个可以让大家演练的平台。一年后，公益周刊记者再次踏入盈江，回访新生的公益组织，回访志愿者、公益人，以及公益组织大话盈江的圆桌讨论，因为参与这次灾难救援的人，他们收获的除了经验，还有情感。而情感无疑是支持我们理性做事的最根本的基础。所以，我们愿意花8个版来做这样一次总结，它的意义，我们无意放大，但是在一个合适的场所里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次演练，或许为将来的中国民间联合救援，提供范本的意义。
《云南信息报》推出《云信·公益周刊》这个平台，提出“人人公益、快乐公益”的口号，希冀为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增添一份力量。
治沙，也清洗内心沙漠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李栓科认为，沙漠的存在是合理的，沙尘暴因为有净化空气的作用，其存在是有必要的。任志强认同这一观点，并以阿拉善地区的沙漠举例说明，人们无法消除沙漠，但有必要让沙漠停下脚步。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开始大量地搞三北防护林，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解决沙漠和沙化的问题。那时就产生了争论，有的支持使用三北防护林的方式治沙，有的则反对。任志强自己也觉得沙尘暴是不可能根治的。
刘晓光说，当年和一些企业家来到阿拉善的一个湖边时，那时他们想的并不是治沙，而是单纯地想着来看一看沙漠，但却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当我来到阿拉善，无边无际的大沙漠，让我很震撼。”刘晓光当场就跪在沙漠上，开始忏悔，“人类怎么能这样，历史上，阿拉善在几千年前非常的肥沃，有湖泊、胡杨树。而现在人类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是在毁灭自己的世界。”
“虽然说不可能根治和消灭沙漠，但遏制沙漠化严重的程度还是可能的。我们的企业家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参与到遏制沙尘暴的活动中。”他希望在治沙的同时，也能清洗自己内心的沙漠。
这就是那一批企业家一次感情的集体出轨，之后他们就成立了阿拉善生态协会。
钱该花在有价值的地方
“加入阿拉善让我们认识到，治沙不是靠当年的雄心万丈，沙漠治理只能减慢沙漠化的进程，更重要的是企业家需要带头让社会认识到生态需要保护和平衡。”云南红酒业集团董事长武克钢说，作为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企业家要对社会负责，“在阿拉善让我们企业家阶层的公民意识更加深刻，找到社会的归属感，找到同类，找到商机。”
“企业家穷的时候就想着挣钱，当有钱了就想着把钱花出去。而钱就应该花在你认为有用和有价值的地方。虽然一开始是看着刘晓光的面子去的。但是，我们慢慢地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会越来越关心生存的环境。虽然有些沙漠的存在是合理的，但经过人为的破坏而存在的沙漠就是不合理的。 ”任志强说。“当我们充分理解了我们不能仅仅依赖于对阿拉善的治理，不应局限于阿拉善，应每年拿相当一部分钱支持其他地区的单个环保项目。”
“我和他们有点不一样，我的生活轨迹基本在中国的南方。我加入阿拉善其实也是非常的偶然。阿拉善成立的那一天是我儿子在美国毕业的那一天，那天6月6号，我跟我夫人正好在美国庆祝我儿子的毕业典礼，参加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晓光。当时自己并没有多少环保的意识，但当听说他弄了个环保基金，还是来了。”改革开放后，武克钢觉得他的精神状态出现了一种失落。
“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当你的企业有一定的成功后，也许你的心灵会非常的失落，我想很多民营企业家会和我有一样的感觉。”下海后，他需要自己一个人管理一个企业，一个人要对企业负责任，每天睡觉和醒来的时候，他总会觉得空落落的。
“我渴望着伙伴，渴望找到心灵的沟通，这就是所谓的精神的沙漠。当这一批朋友坐在一起，虽然我们讨论的是环保，但大家坐下来，会有一种自然的依赖感、共同感。就此我找到了精神层面的互动，跟成功的企业家在一起，听听他们的经历、互相倾诉一下，企业家的组织我都参加了，在参加阿拉善这7年，我才找到了环保的意识、企业公民的意识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慢慢地，公益环保从一种朦胧的想法，已经成为一种自觉。
环保要走必然和科学之路
阿拉善最初也做了几项被后来技术评估认为是不可取的事情。
当然这刺激了他们要用一种更科学的方式去治理。有了治沙行动后沙漠化在减慢，随着阿拉善协会的治理和国家治沙的投入，基本上让沙漠固化。
“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人类对于很多现象和常识的认知。”论坛开始前，《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李栓科发表了《大地声声叹》环保主题演讲，讲述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曾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待环境威胁到人类生存之际人们才开始“觉醒”，开始植树造林，开始治沙。“事实上，一些环保举动显得有些多余。比如说沙尘暴带来泥沙，形成了黄土高原，泥沙流到下游，形成黄淮海平原，进一步为一些海岛带去生机。”在李栓科眼中，自然界法则 “存在就是合理”。他认为今天的环境问题随着时间推移，一定会出现，人的活动是起到了加剧作用。
“很多人在家里很讲究，从不会在家里乱扔垃圾，而在公共场所环保意识很差。这种现象往往与家庭教育有关系。”李栓科认为，环保要走必然和科学之路，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应从家教开始。因为对于环境破坏来说，任何法律与惩罚都是最后的救赎；而通过家庭教育来提高环保意识，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是达成环保从必然之路走向自由之路的最佳途径。
对于下一步阿拉善的发展，李栓科指出必须坚持科学原则和环保伦理，并建议阿拉善做一个为期3～5年的前瞻性规划。
有钱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
据统计，中国目前有10%的企业家投入到公益事业中。对此，武克钢这么认为：“有10%的企业家能参与到环保公益中，已经很不容易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负担太重，企业家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已经非常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还能投入到公益事业中的企业家更加难能可贵。当然有了钱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发达国家的企业处于中国企业家目前的发展阶段时，捐的钱不到1%。对于中国企业家从事公益事业这个比例，要看到你拿什么来作为比较标准。美国福特汽车董事长就坦言，福特是从企业的第三代才开始做公益，企业的第一二代是解决生存问题。中国企业家捐到6个官方的公益机构是不用上税的，而捐到民间的是需要纳税的，直到2005年阿拉善才获准免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家的积极性。我认为中国企业家在目前这样的条件下已经做得很好。如果这个比例要有大的提高，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来鼓励企业家做公益事业。”
在实践中，阿拉善会员明白了不能仅仅依靠阿拉善的治理，便开始把它定义为：不局限于阿拉善。“因此每年，我们会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钱在全国各地做环保，这样才能凝聚所有的环保企业家热心于去做环保事业。”
任志强自己认为更重要的环保意识是大家不要去人为地败坏地球，这样才能让已经被人类污染的环境重新恢复起来。虽然环境总是服从于，或服务于人类的发展，但应该让地球的自然环境同人类的增长变成一个和谐的共生。这样的共生才会让人类的生存的机会更多、更长远。
云南实施长江第一湾保护项目
“今天，我们希望云南更多的企业家能参与进来，也希望告诉大家阿拉善是怎样的一个组织。我们有一个强大的自治能力，要做到所有参与的会员都说了算。同时希望大家投入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时间和精力，希望大家更多地来参与。我们这群企业家除了在环保以外，还有很多的活动值得大家留念，有很多的机会让大家在一起交流，最后，促进我们整个NGO组织建立的同时，也推动中国的环保事业能够不断地扩大和向更多的方面发展。”27日的晚宴上，武克钢希望更多的企业家都参与到阿拉善活动中来，偕行环保意识。
“企业家们对环保的热情，让我很感动。我们不是借用前人的地球，是在租借子孙的地球，要承担起环境责任。”作为第一个提出做绿色经济强省的学者，昆明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云南农村经济学会副会长侯明明认为，环境科学的前沿应该是按政策环评，规划环评，最后才到项目环评，但目前大多只有项目环评，“产业转移过程中，我们应当防止污染企业向西部转移。在这方面，光靠企业和老百姓的环保意识是不行的，需要政府的推动。并且，先污染后治理的路肯定走不通，要知道，即便是排污达标的企业，也会对环境造成慢性污染。”
“相比全国，云南目前的环境算好的，主要压力来自于对森林树木的砍伐。不过要知道，农民砍几棵树是要为了送孩子去读书。上游地区居民保护环境，失去机会成本，使下游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得以发展，但他们却享受不到更多的实惠，这是不合理的。”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萧今教授结合云南实际，提出的在云南实施长江第一湾高山原始森林保护项目，经过讨论，阿拉善SEE决定在今年内实施这个项目。“云南是生态脆弱的地区，三江并流地区是云南三个生态高危地之一。”萧今指出，针对金沙江流域的保护，应注重森林多群落种植养殖和保护必须要有生计收益，将对丽江的利苴、兰香和桃花3个村落实行为期3年的森林保护，预计投入420万元。
保护老君山生态系统
老君山自然保护区位于丽江市玉龙县西部，是 “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地的核心区域之一。河源村是玉龙县九河白族乡的最高海拔的社区，位于老君山东南部，紧邻老君山九十九龙潭，属多民族杂居的贫困社区；村民生活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高，利用资源效益低。社会进程中外来生活方式的引入，以及资源管理政策的变化等因素，打破了当地原有的人地关系。从前这里的人们以尊重和敬畏自然的方式，有序地利用自然资源，如今在失去社区资源利用的传统管理后，人们采取了利益最大化的无序的资源利用方式，盗砍倒卖森林植被，捕杀野生动物，毁灭性方式采集林产品等行为，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威胁。
2010年9月，在大自然保护协会(TNC)资助下，北京三生环境与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三生)在河源启动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保护项目。
截至目前，河源社区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保护项目已经新增以社区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4个，新增面积18000亩，累计已达10个保护区，保护面积39570亩；新增村寨银行与封山保护联动项目2个，为52个项目农户配比项目资金52000元。同时，“老君山河源生态产业合作社”成立并完成工商注册，产业合作社下的蜂蜜项目和生态旅游项目已经启动；中药材种植、土鸡养殖等项目正在筹划中。
该项目背后的专家团队中有侯明明、伍宗兴和萧今等人。本报公益周刊也在这个月的18日就此项目做了三个版的报道。
“我们三个在里面没有经济利益，所有进来的钱，都由一个独立的会计师来管理，这样就不会出现因理事会拿钱和下面干事产生矛盾的现象。”萧今教授等人为了确保在实施项目中实现真正的民主也做了很大的努力。
他们把专家、顾问分开，以防谁是专家谁独大以至于压制下面的团队成员。
由于一线团队要和老百姓交谈，毕竟专业知识和很多的语言对话是不一样的，再加上从上到下的官僚作风在NGO里很严重，所以专家团队只负责审核专业计划和培训。
“我们为了解决矛盾，采用由西南片区派一个企业家、植物研究所的一个副所长、还有政府三方来参与。当农民产生自治组织，也会请他们来，起一个管制性的作用。我们必须有一个管制性的机构，把管制和管理分开。”萧今告诉记者，只要项目提上去，项目董事会通过，就会完全由下面的团队执行，他们将不再干涉。
在执行的时候，也不能把个人的东西放入其中，因为这是公共通过的决策。
“现在当决议通过，要建立村民组织的话，我们一般是半年过去检查一次工作，如果是按照大家通过的决议去执行，就可以继续往下走，我们就不会插手了。”
“这也是一个实验，要让老百姓当家做主，形成基层的民主。政府不可能管到一家一户，NGO去村子里就是让百姓学会自治。”
想办法让更多人能加入
对于阿拉善此次西南分会，萧今也希望更多的企业家加入阿拉善。对于会费，她有自己的想法。
“作为会员，一年要交十万，连交十年，但是一百万对于小企业来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也曾讨论过，我觉得不一定要对西南片区的企业家这么做，实力不强的企业或企业家也可以参加进来。以一亩土地为七毛为例，自己出资多少钱就资助多少亩数，我们也可以在被资助的村子里立一个功德碑，凡是以亩数捐钱的企业家或个人都可以把名字刻在上面。这样的话，西南片区参与的会员应该会更多。”
萧今表示，这个协会的活动从来不排斥任何人。这样就可以防止把实力不强的企业家和老百姓排斥在外，捐款可以一次性交，也可以分次交，视具体的经济实力而定。这个提议阿拉善还在考虑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