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36家中国环保组织为苹果电脑‘清毒’”为《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2）》主题报告之一。本文为报告内容提要。】
目前，在中国NGO的发展中，普遍地以提供和传递“社会服务”为主，而进行“社会倡导”则少而弱，在发挥“制衡”功能方面，NGO无论意识，还是行动都显欠缺，特别在行动和追求实质的结果方面更显不足。对问题企业进行社会监督，本土NGO一方面缺乏社会监督热情，另一方面即使热情很高，但缺乏推动有效社会监督的能力和经验，经常采用简单粗暴、激烈对抗的方式，效果不佳、行动易引起争议且缺乏可持续性。“36家环保组织为苹果电脑‘清毒’事件”是近年来环保组织进行社会监督并产生实效的案例，它体现了环保组织的意识、能力、策略和追求效果的变化。
在这场抗衡市场暴政的行动中，环保组织并没有单独问责造成环境污染的OEM代工厂，没有与他们面对面地展开声讨和抵制行动，而是引入了媒体和公众等多个相关主体，设计了多条影响路径。一是推动消费者的绿色消费影响跨国公司进而影响问题OEM代工厂，二是推动跨国公司建立绿色供应链。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这两大类影响路径转化成多条影响渠道，全方位、多途径地促使社会监督的有效展开。在此过程中，组织和动员相关主体发挥了各自独特作用。环保组织组成NGO联盟，并进行国际合作拓展；在媒体和公众动员策略上，采用了成功的媒体和公众动员策略；在行动策略上，在行动策略上尽量降低政治敏感性。除了有效动员社会监督过程中的各种参与主体外，与监督对象的沟通也是决定社会监督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NGO联盟找到NGO抗衡市场暴政时影响企业行为和表现的一些有效渠道和策略，并产生了一定的实际影响效果和杠杆性效果。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得认识到NGO联盟所进行的抗衡市场暴政的模式仍有局限性，一是发挥效果有限，仅能起到刺痛社会、公众和企业“神经”的效果，二是如何避免NGO联盟作为一种真正有效的合作机制长期发挥作用而摆脱流于形式的倾向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总的来说，包括“为苹果电脑‘清毒’”事件在内的IT业重金属调查是由本土环保NGO发动的一次行之有效的抗衡市场暴政的成功模式，对其他领域中活动的NGO针对所服务领域进行社会监督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板。整个社会监督的设计有很多闪光点，对其他NGO的行动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