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能够给人以尊严，使人们靠自己的努力创造生活，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慈善需要商业模式
慈善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再生机制，需要盈利部门和优秀员工，更需要按照市场是逻辑来运作。慈善是民间自发的事情，拿政府做慈善本身就是一个笑话。慈善需要商业模式慈善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再 《中国慈善家》：你是否赞同“慈善家”这样的称谓？
张维迎：我当然赞同。但慈善家并不是只有有钱人才能做，只要有爱心和号召力，每个人都有做慈善家的潜质。
《中国慈善家》：在一个成熟社会的构成中，政府是第一部门，企业是第二部门，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是第三部门。但目前中国对于充当解压 阀或缓冲带的社会组织依然没有合理放开。在这种情况之下，民间慈善如何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有力补充？我们如何运用市场经济的力量重建社会？
张维迎：民间的力量只有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我们这个国家是没有社会的，只有政府和个人。而重建一个社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在这个过程 中，各种不合理的事情都会出现。但我充分相信，如果中国把大量的资源放开，让每个人都能自由竞争，人们不仅会过得更好，而且会更有爱心。
《中国慈善家》：你如何看待企业家高调做慈善的现象，比如陈光标这样的？
张维迎：慈善是一种给别人带来幸福的方式，创造财富和使用财富完全是两回事。做慈善的人一定是能够从慈善中获得快乐才会去做，一个人真正的快乐不是花别人的钱，而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让别人花你的钱。所以我相信陈光标也是这样，我不过多评论做慈善的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但是为别人带来幸福本身就是值得提倡的，任何人都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把慈善道德化。
张维迎：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更低调的方式。关于慈善，我的观点是这样的，首先，一个人如果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即使再有爱心也是没有用的；其次，慈善本身一定要能够给做慈善的人带来快乐，按照他的意志去做；最后，慈善不是简单的施舍，而要讲究方法，真正爱孩子的父母一定不会过分溺爱孩子。
《中国慈善家》：作为财富的一种分配行为，慈善可否兼具创造财富的功能？你如何看待慈善目标与商业模式的结合？
张维迎：慈善与商业的结合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商业就是为社会做贡献。而慈善的可持续发展则需要一个再生机制，需要盈利部门和优秀员工，更需要按照市场的逻辑来运作，如福特基金会、诺贝尔奖委员会等机构也正是靠着商业模式在维持。慈善是民间自发的事情，靠政府做慈善本身就是一个笑话，慈善款被征税更是荒唐的事情。
呼唤企业家精神
需要有一批目光更敏锐、判断力更强的人帮助我们看到未来，而把这种判断变为现实则需要极强的创新力，并在转变的过程中承担极大的风险。这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
《中国慈善家》：在2012年度《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石化、中石油、国家电网等近10家国企荣登前100强，中石化更是跻身前五。对此，你认为大量国企的上榜是依赖体制和资源的“红利”，还是凭借市场实力和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在西方国家，由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存在，也会出现一些大企业。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做大，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竞争力，在资源同样多的情况 下，占有更多的市场，创造更高的价值。同时，这些大企业本身就是创造财富的重要机制，他们的成功恰恰是创造财富的结果。但是在中国就须另当别论。
《中国慈善家》：面对社会舆论对国有企业的种种批评甚至讨伐，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最近发表言论为国企打抱不平，认为国企理所应当拥有更大的市场。在类似这样的国企领导人身上，究竟有没有企业家精神的存在？
张维迎：“企业家”并没有非常准确的定义。我们需要企业家，是因为我们对社会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性，需要有一批目光更敏锐、判断力更强的人帮助我们看到未来。而把这种判断变为现实则需要极强的创新力，并在转变的过程中承担极大的风险。这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
不可否认，在国企中也有一些颇具企业家素质的优秀领导人。作为个人，具有企业家素质的国企领导肯定会把企业治理得更好，而国企本身效率的提升也 会为整个社会带来更大的效率提升。但这并不能成为捍卫国企的理由，只要国家授予国企一定的特权，民企和国企之间的竞争就是不公平的。
《中国慈善家》：但也有人高呼“国企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领头羊’”。对于这样的观点你又怎么看？
张维迎：我不是太认同这样的观点。“领头羊”企业一定是创造力最强的企业，而创造力则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在市场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仅用 销售额这样简单的数字为国企辩护是不合理的。还有人说国企是“共和国的长子”，这种说法问题更大，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国家看作家庭，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应 该享受机会平等，不应出现论资排辈的情况。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企业理应更受尊重，采用非竞争性方式塑造出来的所谓“强大”，本身也可理解为对社会财富不 公平的分配，甚至掠夺。
《中国慈善家》：中国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的道统理想，与现代企业家精神之间有没有逻辑上的关联或冲突？
张维迎：二者没有矛盾。很多企业家一开始是因为养活不了自己而去做企业的，但把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他们的胸怀就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关注的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企业家的成功和社会地位需要他们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和更强的社会责任心。
企业家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感。对于如今中国掀起的移民潮，政府是需要反思的。如果政府能给市场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财富自然会来，财富分配也自然会合理。
《中国慈善家》：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困境无法仅仅依赖于奥地利学派或者凯恩斯学派中的某一方，两者的巧妙结合才可产生最佳效果。这究竟是一种审时度势的辩证思维，还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中庸观点？
张维迎：我们需要政府，但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依据亚当·斯密的观点，政府的存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护自由和财产权，只有在保护财产权的基础上，市场才能够运行。另外，政府还应该建立一个有利于市场有效运作和企业家创造财富的制度。
《中国慈善家》：“市场的逻辑”在财富的社会化环节中是如何运行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机制，保障财富正常的社会化及合理分配？
张维迎：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分配财富的方式。市场经济下，技术进步最大的受益者是消费者，市场中最重要的财富分配机制就是对财富的消费。市场本身的竞争变成了一个分配财富的过程，没有自由的竞争，财富分配就不可能完成。
另外，我们需要机会的平等，一个机会平等的市场才是分配财富最好的方式。有人认为市场会带来两极分化，在我看来，公平竞争环境下的市场很难带来 两极分化，市场竞争会不断回归，产生新的创造者。一个充分平等的竞争环境可以使人的先天性差距缩小，每个人各尽其才，不会产生单一的财富分配方式。
《中国慈善家》：当今中国，财富占有与分配严重的非均衡化已成为影响社会进步和公平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初步来看，可归结于中国的产权与资本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但这背后显然还有更为深层次的缘由，你认为是什么？
张维迎：中国现在最大的不均衡是由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和控制，以及对企业家精神过强的抑制造成的。慈善事业也是这样的，慈善是一种民间私有财产的力量，只有在自由的体制中才得以出现。
现在的中国慈善业，很多情况下是在“表演”爱心，把慈善业当做一种寻租空间。还有人把钱捐给政府和公安局，这种现象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中是不合法的，是畸形和变态的，政府应该保持自身的公正性。
《中国慈善家》：你在一次演讲中曾经提到，“市场经济是一种责任制度，利润是一种考核方式”，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又该如何考核？当前中国企业家普遍缺乏安全感，甚至越富越不安。除了投资增值，如何让他们的财富产生超越货币性的意义，发挥最大的价值？
张维迎：企业需要消费者满意才能够赚钱，而企业只有创新才能让消费者满意，这些都是一种社会责任。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感，对于中国如今掀 起的移民潮，政府是需要反思的。如果政府能给市场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财富自然会来，财富分配也自然会合理。一个人只有依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养活自己，才会 过得有尊严。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能给人以尊严，使人们靠自己的努力创造生活，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