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人的身体比作笼子，郑卫宁就像是一只关不住的鸟，自小的生理病痛折磨他，困住他；生活的苦难折损他，仿佛老天都看衰他，但这一切都阻碍不了他，去飞翔。
借着互联网的“翅膀”，他将最初只有5名残疾人的“残友”，发展成为世界级的残疾人高科技就业平台，让3700名残疾人过上了全新的有尊严的生活。他用自己的一生，带着残疾人朋友攻坚克难，活出各自精彩的人生。
不选择死，就好好活
“喜欢泰戈尔的这句诗：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如果颠倒其中两个字变成：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那这句诗就突然多了分大胸怀、大气度。一个人若能这样活在世上，多难的路不能被轻松走过？”
从有记忆开始，郑卫宁就知道自己的不一样，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奔跑，甚至连象普通人一样正常的走路都要很小心。
1955年，郑卫宁出生在军人之家，但也是一个有着家族遗传病史的家庭。舅舅和外公都患血友病，没活过47岁就过世。由于这种遗传病传男不传女的独特规律，郑卫宁也不幸成为血友病患者。“我妈给我喂奶，我喝着喝着突然满口鲜血，她就知道，这又是一个血友病孩子。”
这样的病痛与生俱来，根本无需考虑“适应”这一伪命题，但郑卫宁却觉得庆幸，“往往是那些半路‘出家’的人更痛苦，我的病痛与生俱来，早已习惯。”
很多人的第一步都是从一岁左右，无数次的摔倒开始的，郑卫宁的第一步却迟到了13年。“因为患血友病，我从小就被告知不能摔跤、不能磕磕碰碰，也丧失了学走路的机会。”13岁之前，郑卫宁只能坐地爬行，站立行走、奔跑对他而言就如天上的星辰，可望而不可及。
因为行动不便，小时候的郑卫宁不曾走进学堂去识方块字。“小时候认字就是看哥哥姐姐的书，自己学习。汉字对我而言就是文字符号，我不知道它怎么读，没斟酌它怎么写，但是看的次数多了，就知道它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就这样郑卫宁用他自己特有的“恰似其意”的读书法，在9岁之前就读完了四大名著。
“从书籍中获取的养分深深地滋养着我，也激励着千百万个如我一样身患残疾的朋友们，一路坎坷，一路高歌，一步步去超越自我，实现梦想。”
而之后的文革十年，则让他彻底失去了步入校门的机会。“父亲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虽然那时候我已经站起来了，却依然无法走进学校。也是因为文革，我变成了残疾人。”文革期间，郑卫宁只能跟着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那时候发病了只能躺在床上流血，看着关节肿得比脑袋还大，直到它自己停止。没有药吃，没有血输。”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有效治疗，皱纹慢慢爬上郑卫宁的皮肤，他的双腿也开始萎缩，最后残疾。
郑卫宁所患的甲型血友病又叫第Ⅷ因子缺乏症，是一种严重的遗传病。患上这种病，就意味着一生几乎都要在不幸中度过：全身缓慢持续渗血，出血部位极为广泛，常常反复发生，形成血肿、导致关节变形，一般患者的死因多为颅内出血。
1995年，为了能让郑卫宁安全输上含有凝血因子的新鲜血浆，72岁的老母亲带着郑卫宁来到当时唯一实行义务献血的南国深圳。当时的郑卫宁并未料到，这个城市除了能让他活下去，还会给他带来什么。
90年代，年轻的深圳正沿着崭新的轨道飞速奔跑，这于郑卫宁几乎静止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郑卫宁感觉自己被远远的抛在后面，虽然能够借着轮椅勉强前行，却不知该走向何方。
为摆脱内心的寂寞和空虚，郑卫宁不停读书，上电大，学完中文后继续学法律、学企业管理，但不断的学习仍难以找到出路，“那段时间我几度抑郁，三次试图自杀。”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郑卫宁不断地抽烟，他说这是他很小就养成的习惯，为了应对痛苦，也为了填补空虚。
“因为残疾，耗尽家财，由亲人背负，徒然奔走于医院与药店，仍旧无望地寸步难行，蹒跚难立于社会，孤独自卑地苟活于世，无为一生！这种苦难谁人能解？”此时郑卫宁写下的文字充满了悲观和沮丧。1997年前，郑卫宁曾经三度自杀，“最后一次都已经爬到平台上准备跳下去了，被家人发现了。”在家人的劝说和鼓励下，郑卫宁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准备为有价值的人生“放手一搏”。
接触网络，创办残友
“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而互联网就是属于残疾人看向外界的窗户。”
90年代末，网络在国内逐渐兴起。1997年诺基亚公司负责人的一次演讲将郑卫宁带入了互联网的世界。“没有互联网，人在知识的海洋漂泊；有了互联网，人在知识的海洋畅游。”
这句话至今仍清晰地印在郑卫宁的脑海里，如同当初一样崭新。初次接触互联网，网络带给他的冲击力就令他惊喜若狂。
“血友病让我感染了丙肝，国内的治疗方法一直不起作用。后来我竟然在网络上搜索到了台湾一位名医撰写的关于治疗丙肝的资料。”透过电脑屏幕，郑卫宁发现足不出户的他也能做许多事情，脆弱如玻璃的身体无法从事体力劳动，但利用网络这个平台，他可以将自己的才智毫无障碍的发挥得淋漓尽致。从此，郑卫宁被互联网深深吸引。
从他这里开始，互联网变成了残疾人的腿、眼睛、甚至翅膀，让一个残疾的身体也可以御风飞翔。
1997年，郑卫宁找到另外四位残疾朋友，在自己的家里成立了创业大本营。血友病、半身瘫痪、肌肉萎缩、侏儒、脊椎重残又如何？他们有健全的大脑，他们甚至比常人更为专注，“这是上帝赐予残疾人的礼物。”
事实证明郑卫宁的选择是对的，5位残疾人的联合，开启了一个集团的历史，也打开了无数残疾人新的生活篇章。
这家以软件开发制作起家的公司里，每一位员工都是意志坚毅之人，在通往美好世界的路上，他们愿意付出比正常人多几倍、几百倍甚至成千上万倍的努力。
经过“残友”人十五年艰苦卓绝的砥砺拼搏，“残友”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有一台电脑，五位工作者的“小作坊”。如今的“残友”已成为一个拥有33家社会企业，1家基金会和8家社会组织的大型公益社企平台。
2012年9月10日，一场以“感恩奉献，自助助人”为主题的CMMI 5级评估成果新闻发布会吸引了业界无数人的目光，这也标志着残友——这支由残障人士组成的软件团队，成为了全球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小企业，“这一荣誉，甚至为华为、中兴所垂涎。”
谈及残友集团取得的成就，郑卫宁显得格外兴奋和自豪。“这是残疾人才能取得的成功！”郑卫宁说，对每个“残友”人而言，公司就是家，是他们自己一砖一瓦筑建而成的拼搏园，“在残友，没有人叫我的职务，都只叫我‘郑大哥’。我们这里是一个大家庭，没有职务，没有上下级，有的只是兄弟姐妹。”
一般公司都希望员工能够 “以企业为家”，而残友人是真的把公司当成家。因为这里有家一样的温暖。
残友公司实行工作和生活一体化制度，集团员工大部分在内部过着集体生活。公司不仅专门雇人每天为员工洗衣服；还有专门人员为员工制作“员工妈妈菜”，每一个员工都可以给食堂提供菜谱，大师傅照着做，直到做出了“妈妈”的味道，公司就把这个菜纳入食堂的菜谱。“现在食堂有一百多个菜，可以保证一天10个菜，15天不重复”。此外，公司卫生间淋浴龙头下放有坐椅，残疾员工可以盘坐洗澡……细数公司人性化的管理，郑卫宁一脸自豪。
公司不仅为员工提供与常人一样的8小时工作，在8小时之外，为了拓宽残疾人的社交生活，公司也为员工做了许多贴心的安排。每年5月20日，残友都会为公司员工举办集体婚礼，“到现在为止，只有一对是内部消化，其余的员工的另一半可都是社会人士！”
转身告别，残而无憾
“生命和死亡都是人生的一对翅膀，只有都思索领悟了，才能自由飞翔。”
郑卫宁曾说自己的动力来自于死亡。50岁是血友病人的生命极限，而今已58岁的郑卫宁被称为医学上的奇迹，但晚期糖尿病、晚期丙肝等重大疾病接踵而来，他不知道明天还在不在，所以开始着手“去郑卫宁化”。去郑卫宁化的第一步，就是“裸捐”成立基金会。
2009年，郑卫宁成立了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并以遗嘱形式将其创办的残友集团中的90%个人股份和各分公司51%的个人股份，以及“残友”和“郑卫宁”的驰名商标品牌价值等，通过律师公证全部捐赠给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让基金会控股企业，成为企业的股东和“老板”，实现企业收益通过基金会决策，为残疾人员工提供生活及长期服务和保障。
作为承载郑卫宁和残友集团公益梦的延续，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至今未接受捐赠。“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平台是为每一个残疾人创造有价值、有尊严的生活，在这个心态下我们不愿意接受社会的捐赠。”郑卫宁说。
而作为集团的“老板”，基金会每年会把残友集团的利润分成两块使用，一块继续拨回给企业做持续发展，另一块拨给9家公益机构，由这些机构为集团里的员工提供8小时之外的免费吃、住、洗衣、心理辅导、出行等等社会服务。这样，基金会、企业、非营利公益机构就完成了一个内部循环。
在残友集团，95%的工作人员都是残疾人，有些残疾人员工因病在工作三五年之后就有可能面临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这样的员工在残友工作几年，他（她）不能工作后的有生之年，都可以从残友领到工作期间的最高工资额，直至去世。“目的是让他（她）有尊严地死。”郑卫宁说。
活到50多岁，这个中年男人已经获得了比其许多人一辈子得到的还要多得多的光环和荣誉，而他最为看重的是“全国劳动模范”。
“我是第一个坐轮椅的全国劳动模范，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我绝不是最后一个登上全国劳模领奖台的残疾人。”郑卫宁相信，时代变了，在数码经济时代，任何人都能够创造社会价值，残疾人也不再是当年混吃等死的“废人”。
“互联网让我成为现在的我，让我成为全国劳动模范，也一定会让更多的残疾人成为劳模。”
结语：
“残疾人”——这个压抑了千年的群体在新经济年代的深圳神奇地崛起了，而这一切的转变由郑卫宁开启。就因为这些，郑卫宁说，“就算我的生命明天就结束，我也此生无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