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来了，从各地“翩飞”来深与打工父母团聚的“小候鸟”还好吗？去年南方日报曾报道，木棉岭社区工作站为来深务工子女组织夏令营，解决了孩子们面临的“二度留守”问题。然而，举社区之力兴办的假期小学堂也面临着经费、人手、专业程度不足之虞（详见2012年9月3日《南方日报·深圳观察》AII03版《小候鸟，大社区》）。一年已过去，“小候鸟”的“栖息地”是否变得更好？
本月15日，刚刚开营的木棉岭留守儿童暑期夏令营小课堂有了新面貌：基层政府的暑期社区服务由专业社工机构接手，通过项目运营的方式申请民政经费，辅以社工细致的课程设计。
家长们说，夏令营的课程更丰富了，寓教于乐的教学方式很受孩子欢迎。通过量身定做的课程，一些来自偏僻地区的孩子更好地了解了父母所在的城市以及如何在这里生活得更安全、更“有爱”。
接手暑期夏令营的社工机构负责人，正是四年来一直参与夏令营筹办的木棉岭居民、东晓辖区湖北洪湖流动党支部书记、深圳市人大代表胡桂梁。平素喜欢给大家张罗事情的他希望能朝更专业的方向发展成立社区型社会组织。胡桂梁的“贵良社工服务中心”于去年底成立，而他本人也刚刚参加完社工考试。
“社会组织不是政府一厢情愿‘孵’出来的，是从社区里‘长’出来的，政府要做的是给予野生社会组织必要的支持。”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负责人来罗湖考察时曾这样说。
随着社会组织注册流程、资质的不断放开，加之政府的适时引导，一批植根于社区基层需求的社会组织在罗湖自发生长，社区型社会组织成为未来服务基层居民的主体之一。
工作交给社工，社区松了一口气
上周四，记者来到缓坡之上的外来工聚集地木棉岭，走进狭窄的城中村，进入位于木棉岭社区工作站的留守儿童暑期学堂目前深圳运营时间最长的留守儿童暑期学习班，兴办已有四届。
在义工和社工的辅导下，孩子们早在一周前就已经完成了假期作业。这天上午，他们刚听曙光医院的医生讲了一节性教育总结课，在此之前，由社工设计的儿童防止性侵犯课程持续了将近一周；下午，他们又各自投入到书法、写作、跳棋等兴趣小组之中，课堂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今年的夏令营比往年更加热闹。去年，夏令营人数最多时有50多人，由于场地、师资和费用的限制，木棉岭社区工作站站长陈志平婉拒了很多家长的报名请求：“我们也想让更多孩子进来，可是场地和师资真的不够。今年小营员达到了87人，去年是压住不敢招，今年实在压不住。”
让陈志平有底气“扩招”的真正原因，是贵良社工服务中心的加入。今年，这家社工服务社承接了木棉岭留守儿童夏令营的项目，作为“洪湖流动党支部的嫂互助会”的子项目，夏令营得到了来自罗湖区民政局创新资金的拨款。
过去三年里，这个暑期课堂“边走边试，摸着石头过河”，虽然得到了家长和孩子的肯定，但夏令营的作用更多只是让孩子们有个安全的地方可以玩耍和做功课。工作人员意识到暑期学堂必须借用社会资源，也曾与看守所、戒毒所、武警医院等机构合作，对小营员进行普法教育，但“孩子们忘性大，过几天就忘了，结果差强人意”。
今年，贵良社工服务社为夏令营带来了4名社工、2名社工专业的实习生，他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儿童教育方式，为孩子们设计了亲情、安全、环保和公益等主题的教育和互动课程。小营员蔡潮宇的爸爸、湖北籍“的哥”蔡师傅说，孩子参加了两届夏令营，感觉今年比去年更加正规，活动也更加丰富。“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伴孩子，这个夏令营减轻了家长的负担和压力，夏令营组织得越来越好，孩子能学到东西，我们也很放心。”
“把事情交给专业社工机构，我们轻松多了。”陈志平说，社工们还带来了更加细致的工作方式专为夏令营拟定的一叠厚实的活动计划书，这是疲于各种社区事务的工作人员们从未准备过的。计划书中详细列明了预算和活动安排，还有可行性分析、风险预估和预案，对风险的考虑甚至包括主讲人迟到怎么办、亲子沟通活动中有两个孩子参与怎么办等情况。在活动中期，社工们还要撰写阶段性总结，这令陈志平和他的同事们耳目一新。
社区热心人士拟走专业社工道路
贵良社工服务中心这块新招牌的背后，是一张社区里的老面孔胡桂梁。木棉岭的“的哥”们称他为“老胡”，来深16年的他是木棉岭外来工的一员，平素有颗热心肠，喜欢为来深漂泊客张罗事情。他多年来担任东晓辖区湖北洪湖流动党支部书记，后又成为非深户的深圳市人大代表。去年底，贵良社工服务中心注册成立后，胡桂梁有了一个新身份：该机构理事长。
“我一直在琢磨，如果辖区里有一个专业机构，居民服务会上一个台阶。”胡桂梁这样说起自己的初衷。据统计，木棉岭社区有1.6万人居住，90%以上是外来务工人员，且大多来自湖北、湖南地区，流动党支部成为他们的话事代表，作为洪湖流动党支部书记的胡桂梁也当仁不让地成为湖北老乡的话事人，一直在为“的哥”和他们亲属的权益而奔走。
胡桂梁接触到“社工”这个新词儿，是前几年上电大的时候，当时他还比较“懵”。直到一次参加赴浙江大学的交流，学员们组织了一场辩论赛，主题是“一年给社工这么多经费，到底能做什么事？”这场辩论让一门心思为大家做好事的胡桂梁看到了一条有别于往常的路：“社会服务、社区自治、社会组织，一定是深圳未来的方向。”
胡桂梁曾将义工视为社区里最重要和关键的力量，却渐渐明白了社工的力量所在。“社工人才是专业的，规范管理和服务质量都有保障。另外，光凭热情的义务活动是缺乏可持续性的，义工今天来，明天有事就不来了，专职社工却不同，虽然也可以离开，但工作要交接，是持续性的。”胡桂梁说。
去年底，贵良社工服务中心在罗湖区民政局注册成立。胡桂梁称，从拥有这个构想到付诸实施，罗湖区委组织部、区社工委、区民政局乃至东晓街道办事处给了许多帮助和建议，机构的实际注册时间仅为一周。
胡桂梁体会过在深打工的不易，尝过与儿子分离两地的思念；“我长这么大，你跟我相处过多久”，当儿子这样埋怨他时，那份苦楚和无奈的心情令他至今难忘，他比别人更清楚，良好的家庭关系对“的哥”而言意味着什么。针对木棉岭流动人口缺少充分的社会支援这一现状，胡桂梁的社工机构设计了第一个项目“湖北洪湖流动妇联的嫂互助会”，并申请到了罗湖区民政局的创新专项基金。4名专业社工成为这个机构的第一股力量。
对社工专业萌生兴趣的何桂梁报名参加了社工考试，复习的过程中，一些词语开始进入他的思考范围：个案、转介、隐私、专业、规范、工作交接……社工的全新视角让他开始审视过往，并坦言过去的做事方式有“好心办坏事”的可能，有时候光凭想象去做的好事其实有些“不伦不类”。他鼓励流动党支部的30多名义工参加社工考试，并承诺给考上的人报销报名费。
一名准备参加社工资格考试的义工这样概括学习的体会：以前是凭想象做事，现在知道，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和个案，可以转介给其他的专业社会组织，例如对自闭症儿童的服务，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对孩子造成更大伤害。
在胡桂梁看来，自己从城中村“的哥”中间走出来，更明白身边的“的哥”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需要什么，相比外来的社工机构，在社区应运而生的社工机构“地头熟、人头熟，能很快进入情况，服务更具体”。他下一步的目标是“做得更加规范”，计划明年承接更多的社区服务项目。
“社会组织不靠孵化而靠扶持”
“社会组织不是政府一厢情愿‘孵化’出来的，是从社区里‘长’出来的，政府要做的是给予野生社会组织必要的支持。”今年6月，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在与罗湖区妇联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时，曾给出如上建议。
彼时，罗湖区孵化和扶持妇女社会组织的“懿·BASE”基地成立，展示了20个虽未注册但扎根社区提供切实服务的筹建对象，似在呼应上述说法。罗湖区妇联副主席彭丹瑜亦曾透露，妇联方面希望在社区寻找有服务愿景、服务目标的队伍，帮助他们将自发的需求衍生成项目、注册成社会组织。
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因居民需要而生发，在罗湖各个街道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态圈。女楼长联谊会、跨境学童家长互助小组等社会组织，分布于跨境学童家长服务、弱势群体心理辅导、婚恋服务、邻里互助及亲子养老等领域。针对女性就业扶助，各个街道衍生出了各自的服务项目，如翠竹的“阳光妈妈—女性成长空间”、东门的“晴朗天空”姐妹手工坊、东晓的“巾帼就业扶助中心”等。
这一趋势背后，是制度环境的数年酝酿。2010年，深圳实行社区社会组织登记、备案双轨制，尚未达到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可以先选择备案，等其达到相关条件后再进行登记。此举意在通过降低社区社会组织准入门槛，将其纳入培育服务和监管范围。2012年，广东省对社会组织进一步“松绑”，规定八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审批时限亦从60日缩减为20日。
关于社区型社会组织，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曾有一段精悍的表述：社区社会组织扎根在社会最基层，最能体现社区服务的功能，是基层群众参与活动和表达意愿的最好渠道，其特点是小型、多样和便捷。
“成立和依托于社区，在社区进行服务、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我们称它为‘社区型社会组织’，这是我们在社区推广社会组织的方向。”罗湖区民政局局长梁锐介绍，2011年，罗湖区就在全市最先探索将社区型社会组织放到街道备案，目前，罗湖的此类备案机构已多达数百家，包括一些群团文体社会组织、社区服务组织、社区志愿者组织在内。在他看来，一些小型组织在草创时期有诸多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政府给予其必要帮助。
梁锐认为，政府的帮助和扶持路径应该如是：鼓励小型社区社会组织往专业方向走，通过一系列扶持、帮助和流程梳理，让其在注册环节少走弯路；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给其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通过民生创新资金的设置，引导其进行项目申报；在此过程中培养社会组织承接社会服务的能力，“这是我们培育社区型社会组织、社区机构和社工组织的思路和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