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意
广州游学期间，我们NGO调研小组拜访了四家本土NGO（启创，多背一公斤，恭明中心，拜客广州），由于时间仓促，很多时候也是流于表面，没有深入“内核”。既有语言上的隔阂，也面临短时间很难建立关系的难题，但是实地拜访，亲身参与NGO，也真实了解到了广州NGO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下是我亲身参与的三次调研活动（启创，多背一公斤，恭明中心）的心得随感。
一 意义-行动的建构——启创模式解读
启创是广州地区最大的社区服务类NGO，扎根社区，服务社区。启创倡导“助人自助”理念，在启创做义工的两天里，从每天的活动安排上就可以真切的体会到“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我们看到有老人“自组织”的书法班，老师不是聘请的专业书法教师，而是老人中自愿承担这项工作的老人，学员也是老人们的自愿报名。在青年地带，还看到有留美学习的高中生开办的免费英语学习班。
“助人”和“自助”既分开又相互支持。二者都是在社工-义工-居民三者间互动，启创的服务模式可以总结为“意义-行动”模式的建构。简单的说，助人的理念和价值在社工-义工-居民间生成，确认，传播。从居民角度来说，发动社区居民“自组织”起来，在组织中帮助他们的同时也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关怀和帮助。前一个“助人”则有多重解释，从义工的角度看，义工在加入志愿服务过程中可能会有多重动机，既可能是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也可以是寻求一种“共同体”的认同。那么在志愿服务过程中，一方面实现参与的目的，一方面也在有意无意中接受组织的价值，理念和意义。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对意义的质疑，这也是导致“志愿服务失灵”现象原因之一。所以意义在行动中得到生成，确认和传播是NGO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新加入的义工，启创先期会安排学习，培训，这一阶段主要是了解启创，熟悉服务对象，服务流程，注意事项等等，第二个阶段是和社工一起参与到服务中去，这时候意义不再是口头上的宣传，而是在行动中去体会，实践。所以此时就涉及到行动的选择。一般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意义得到确认，随之会继续参与，甚至主动宣传。一种是不再认同组织的价值观念，离开组织。所以意义-行动的建构和解构是NGO成功与否的关键。同理，这种意义-行动的建构在居民间也会得到了验证，在社区中，启创会重点发展一批社区居民间的积极分子，让他们宣传，带动大家一起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和服务，比如上文提到的老年书法班，那里的讲者就是社区的积极分子，他主动发挥特长，免费教授书法，启创主要是提供教学服务，比如准备好学习用具，宣纸，墨水等。所以启创的社区服务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自营服务，一类是开放平台，类似书法班这种老年人“自组织”项目和英语班都属于启创支持的“开放平台”类型。最后是是组织层面的“意义-行动模式”的建构。对于启创这类社区服务类NGO,在社区服务中需要和社区居委会，街道委员会等机构打交道，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在“分类控制”中，政府根据自身利益，是支持启创这类提供社区服务公共产品的非营利性组织的。从2012年度启创年报中不难看出，在这一年度政府购买的服务额度是八百多万，而全年启创的资金收入是一千万左右，所以政府购买的服务额度占到了启创资金的绝对部分，这里就存在一个“独立性”的问题。在采访启创社工时，他们认为，关于“独立性”的质疑如果真正的体验一下启创的服务后就会了解，在服务过程中，政府购买的是一部分公共产品，所以启创通过规范化，专业化的服务将政府资金全部用于社会服务，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监督，启创内部的督察，第三方的项目评估都可以有效的起到监督的作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独立性”的问题是一个伪问题。由此可见，“意义-行动模式”是贯穿整个NGO服务运作过程，在机构运营，组织管理，社工服务，义工参与，居民参与上都发挥作用。
随着人员，社区馆的增加，启创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新招募的员工的培训问题，规模扩大后的内部管理，难以避免的“官僚化”问题等等，都需要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二 NGO的“阿喀琉斯之锺”——资源
NGO尤其是一大批草根NGO,从组建到注册，从“地下”走到“地上”的过程是充满艰辛和挑战的，团队也经历着出走和解体的危机，是什么让NGO发展如此步履蹒跚呢，又该如何解决呢？恭明中心的曲栋老师给我们的回答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源的匮乏。资源是NGO最稀缺，最亟需的东西。没有持续的资源，机构很难开展高质量的服务，很难网罗高素质的人才。可以说资源的持续投入是团队维系，组织生存的的重要纽带。如上文提到的，义工在参与志愿行动中有一个动机是自我实现的期待，所以机构需要给义工提供自我实现的机会和环境，这些都需要实实在在的资源投放，而这对于资源相对紧缺的NGO组织来说，很难长期做到。而理想的情况是，义工在组织中得到成长，其个人的成长与机构的成长是相重合和匹配的。所以资源就成了NGO发展过程中的“阿喀琉斯之锺”。如何解决这一制约NGO发展的瓶颈呢？我们认为，平台型和支持型的NGO可以很好的起到提供资源，链接资源的目的。
恭明中心是一个支持型的NGO，他们举办黄埔领导力训练营，招募培训具有潜质的NGO领导者，目前运营较好，各方面评价很高。同时，恭明中心与很多NGO建立合作关系，为合作伙伴提供智力支持，咨询服务，培训服务，资源链接等服务。也就是说，支持型的NGO可以充当一个资源中转站，起到资源链接的功能，这一方面可以让有资源需求的NGO尽快找到资源，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寻找成本，让服务类的NGO专心从事公共产品生产，服务以免去后顾之忧。
从外部来讲，法律法规对公募的逐渐放开，也为NGO获取资源打开了方便之门。而这对于NGO自身来说既是际遇也是挑战，很多NGO制度化建设远远落后发展速度，导致内部管理的混乱，财务公开，信息公开等都不完善，这些问题都随着社会对NGO的日益关注越来越亟待解决。
三 教育，商业和互联网的联姻——“多背一公斤”的创新与思考
互联网上的教育产品数不胜数，品类繁多，但是教育类NGO在互联网上的成功案例却并不多。“多背一公斤”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严格的说，“多背一公斤”是社会企业。社会企业，简言之，运用商业的手段实现公益的目的。“多背一公斤”的成功就在于做到了互联网传播与教育产品和商业营销三者的无缝对接。在微博上，人们在下乡支教时候选择带上“一公斤盒子”，教育产品与志愿服务对接，同时利用这一传播平台，“一公斤盒子”得到了推广，此时就会产生较大批量的订购。“一公斤盒子”的“配方”是开放的，志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选材，带上自己制作的盒子去支教。同时在商业订购上，“多背一公斤”开发系列产品，有基本盒子，有食品安全系列的盒子，有地震救灾学习的盒子等等，形成了较为齐备的产品家族。对商业订购是需要支付一定费用的。所以“多背一公斤”对于个体的志愿者是免费的，而对于较大规模的商业定制则是收费的。这一点正是相较于传统的NGO不同的地方，社会企业可以在服务中收取一定的费用，只是不能分发红利，需要将资金继续投入公益中去。
“一公斤盒子”是“多背一公斤”的教育理念的载体，“一公斤盒子”是志愿者下乡带给孩子们的礼物，是老师上课时用到的教学器材，也是对传统支教的反思，对陈旧的教学手段的创新。“盒子”是一个解决方案，一个类型的盒子就可以规范，专业，系统的解决一个教学主题，比如防灾，营养健康等。它是可持续，可反复适用的，这也弥补了支教可能引发的断裂和费可持续性问题。
那么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企业这种组织形态是否适用所有的教育类NGO呢？我的回答是不太可能。因为社会企业这种组织形态适合有自己个性产品的NGO，同时因为商业方面的需要，这种产品必须具有大范围推广和可复制性的要求。反观“多背一公斤”，它具有自己的拳头产品“一公斤盒子”，同时这种“盒子”可以短时间内大量生产，推广，符合上述两项条件。如果对于一些志愿支教型的NGO，这两项条件显然难以具备。随意社会企业是未来NGO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也要“因地制宜”，不可盲目采用。
广州的NGO总体上呈现出数量多，体量小的特征，很多的NGO都还处在初创，起步阶段，于此同时，社会转型，政府社会政策也在持续变化，所以机遇与挑战并存。通过对广州四家NGO的实地调研，我们初步了解了NGO当下的发展状况，获得了第一手资料，为将来进一步的调研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