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双流县的农民三石(化名)自己也没想到,因为去雅安的路上搭乘了贵州蓝天救援队的车,而成了包括地方红十字会、救援队、基金会、志愿者协会在内多家NGO组织的“总协调人”,宛如真实版的《让子弹飞》。
当时,几百家NGO组织一下子涌入灾区,彼此之间缺少协调各自为营,与政府机构之间又存在的艰难沟通,这很像两条平行线,其实他们很想交织到一起,拧成一股绳,可又总是不能相交。
4月20日之后的雅安,正在进行一场赛跑,所有人都在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却又队形混乱。
一个农民 成灾区“总瓢把子”
4月21日凌晨3时,三石(化名)和同伴刘林下定决心:就是依靠自己两条腿,也要走到震中芦山去。
这时他们正站在从成都到雅安的高速公路上,刚刚,他们搭乘的贵州蓝天救援队的车爆了胎。三石并不是蓝天救援队的队员,坐上这辆车,纯属偶然。
他俩都是成都双流县的普通农民,有时出门打工。4月20日雅安地震发生时,三石正在家里,看到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三石热血沸腾:我要去救灾!
平日里,三石在网络上参加了一个“通用航空”群,那天,群里也沸腾了。
同在群内的贵州蓝天救援队首先行动起来,就这样,三石跟贵州蓝天救援队取得了联系,并约好当晚在成都双流机场会合。
然后,三石的离奇经历开始了。4月20日晚上11点,三石和同乡的刘林在双流机场见到全副装备的贵州蓝天救援队,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三石、刘林还来不及欣赏那些高级的专业救援设备,就急匆匆跳上车出发了。
可刚上高速路不久,蓝天救援队的车爆胎了。三石等不及,他决定跟刘林边步行边截车到芦山县。
第二天上午,三石和刘林来到满目疮痍的芦山县城,此时县城停水停电,手机信号也不稳定,到处是乱哄哄的人群,以及从各地集结来的救援队和志愿者。
芦山县城很小,他们很快又与贵州蓝天救援队会合,当时几乎所有的救援队和民间组织、企业以及政府临时办公点都聚集在芦山县主干道迎宾大道两侧,一家挨着一家,密密麻麻。
三石穿上了蓝天救援队的队服,还有了一部他们的对讲机。三石说,这是因为贵州蓝天救援队缺药,他找朋友帮忙筹到了钱,给蓝天救援队提供了药品,双方熟了,这才给了他服装和对讲机。
刘林没这“待遇”,他只领到了一件志愿者衣服,在他眼里,三石是个“很擅长跟人打交道的人,在村里就这样”。
4月21日的芦山县,仿佛还没从噩梦中清醒,一片茫然和混乱。几乎是一夜之间,全国几百家民间NGO组织加入雅安抗震救灾的队伍,上万名志愿者陆续涌入灾区。
此时,芦山县通往宝兴县的公路还没有打通,县城通往下面一些乡镇的路也在不断塌方,大家对具体灾情一无所知。
不断有NGO组织筹集到救灾物品,源源不断往雅安送来,各种牌子的矿泉水、方便面、棉被等物资像小山一样堆积在迎宾大道上,宛如一场救灾物品博览会,可下面的乡镇却是缺吃少穿,急需支援。
堆积如山的物资该往哪里送、怎么送,这成了大问题。
三石“擅长跟人打交道”的性格在这个特定环境里开始发挥作用,他从去探路的志愿者那里,得知哪个村子最缺什么物品,以及路况如何,然后提供给带来物资却不知道往哪里送的NGO组织。在从芦山县城到双石镇的路刚刚抢通时,他帮着一家企业家协会送物品,顺便跟他们混熟了,后来他又帮忙送一家地方红十字会的队员到达驻地,跟红十字会又搭上了关系。
就这样,三石把贵州蓝天救援队、广东红十字会中山救援队、北京828志愿者协会等NGO组织联合起来,甚至连宗教界的慈爱基金也加入进来,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按照三石的协调运送到需要的地方。
三石的“救援规模”越做越大,三天时间,他就组织起一个骨干20多人的小团队,分成物资队、运输1队、运输2队、搜救队。
其中,搜救队只招募退伍特种兵志愿者,组成突击队,到“公路2公里以外”的偏远地区,摸排当地的物资发放情况,并及时反馈到物资队,然后三石再去这些NGO组织协调粮食、水等物资,由运输队送到村里。
越来越多的NGO组织加入与三石的联动,甚至,三石还在龙门乡、草坪村开设“分部”,专门接收从他这里送去的物资。
只是除了刘林,大家都不知道,他们的“总瓢把子”只是一个意外搭上了蓝天救援队的车的农民志愿者。
灾区NGO 紧急自我整合
没有人想去追究三石到底是不是救援队的正式队员,他的真实身份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石提供的,正是他们想要的,这就足够了。
在灾区,山头林立、各自为营、信息不畅、沟通困难,自身能力资源有限,却又找不到“组织”的NGO组织,正迫切需要“张麻子”的出现。
也有NGO组织选择了进行紧急自我整合。
地震当天,通过微信搭建起的“成都公益圈”救援平台诞生,14家民间公益组织抱团组成“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队”,三天之后,“成都公益圈”扩展到50多家民间公益组织,并迅速发挥“统领”作用。
“成都公益圈”下设对外联络部、物资管理部、灾情信息收集部等12个部门,每个部门都确定了专门负责人,并在群内公布联络方式,各公益组织定期召开协商会议,共享信息,分工协作。
“平台协调民间救援力量,避免了无序救灾。”“成都公益圈”对外联络部负责人、成都市科技新闻学会的张鸣说。
其实,在汶川大地震时,就曾有一些民间组织试图抱团,但最终不了了之。
也有民间NGO组织从汶川大地震的教训中痛定思痛,开始尝试NGO联合的模式。比如这次将指挥部设在雅安的“联合救灾”,就是在一个多月前成立的一家常态化的救灾联合体,目前已吸纳了11个省的200多家NGO联盟为其成员。
但事情总有不完美。
在出发前,“联合救灾”常委会作出决议,“联合救灾”代表200家成员组织前往灾区,各组织就不要再自行派人进入灾区,因为“如果每家派10个人去,那灾区就多了2000人”。
进入灾区不久,“联合救灾”成员之一、NGO备灾中心秘书长张国远发现,一些成员组织又打着自己的旗号进入灾区,有的成员组织干脆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联合救灾”指挥部旁边,还有的组织把筹集来的物资自己先消化掉。
“NGO是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包容的组织,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价值观也是多元的,所以把各个NGO统一在一起是不可能实现的。”张国远表示。
民间和民政部门 如何良好互动
4月24日,一家NGO组织给芦山县龙门乡五星村送去一批帐篷,没有通知村委,直接分发给了村民。
没有分到帐篷的村民急了,他们分不清帐篷是民间救援还是政府发放的,在他们眼里,这是不公平的:走,找村主任去!
又一批民间筹集的矿泉水和方便面送到了,还是直接发给村民,没分到水和方便面的村民又急了:找村主任去!
村主任就被村民包围了。
这时候,又有志愿者带着外界捐助的帐篷来了,两顶大帐篷,一个能睡40个人。志愿者一进村,就看见村民围着村主任喊“不公平”,志愿者一看,这个村有问题,赶紧把帐篷再拉回去,村主任一路小跑追出来。
不愿与政府打交道,这是进入灾区的一些民间NGO组织的“通病”。
三石的联合队成员告诉本报记者:“我们不与政府部门打交道。”
“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这些大的基金会和民间组织,来到雅安后都会第一时间跟政府通气,商量如何联手救灾,政府会给他们统一分配,划定区域,”北京平安星防震减灾教育中心副主任刘宝宗说,“但一些草根NGO都是自己干自己的,不愿与相关部门沟通。”
“我们4月20日下午到达后,第一时间先跟政府接触,”张国远告诉本报记者,“但感觉未受到重视。”
芦山县民政局工作人员表示,一些志愿者和民间组织没有及时与他们沟通,而是自己发放救灾物品,造成了一些地方物资的重复发放。
两者就像是两条平行线,很想拧成一股绳,却总是不能相交。
三石的特种兵搜救组继续往公路通不到的深山跑,他们将那些村子的实际情况第一时间通知后方物资队,后方的三石就联系NGO送水送粮。此时,政府的救援物资通常还没到。
相比政府相对复杂的发放程序,NGO既快速又灵活。刘林说,“但我们只能救急,救不了长久,重建还要靠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