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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锦萍:从汶川到雅安,如何解读捐款数据?

 

捐款数额对比最好要全面

壹基金与红会捐款总额对比这是被制造出来的一个话题。比较壹基金和红会的话,红会的募款渠道比壹基金多多了,肯定壹基金比不过它,大型企业还是给红会捐赠,他现在已经两个多亿了,据说这个数字还在翻新,壹基金在理事企业大的捐赠之后,后面大的捐赠几乎没有。媒体报道的数据最好去机构官方网站上去查看并核实一下,否则真的会误导公众的。

 

灾害发生之后,到底有多少家基金会或者公益慈善组织在进行劝募活动。被动的等待不叫劝募,被动的等待只是一个受赠方,劝募是主动的募捐行为。媒体可以关注在劝募环节有多少基金会在做。灾情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动员,但是还是有些基金会都会有一些劝募的。

 

还有一个捐赠环节,我们以前关注的是有多少捐赠额,额度很关注,但是我们很少去关注这个钱的构成是怎么构成的。比如说在我们的捐赠者这一环节有很多分类,比如说大型企业,企业还分为国企、民企、外企这些企业,还有一些个人。

 

其实区分公募基金会或公募型的慈善组织他到底有没有公信力,看的不是大型的捐赠有多少,而是来自于不特定的公众的资金是多少,这个很重要,这个上面壹基金确实占了优势,我们没做调查,从网络上的舆情分析来看,壹基金有很大的优势。至少在现在看起来,壹基金的公信力是很强的,这个很强的原因在哪里?

国家捐款汇缴制度的改变

 

分析一下中国的国情。中国原来发生重大灾害的时候,从90年代华东大水灾,当时98年通过了公益事业捐赠法,到后来一些大型的灾害包括汶川地震,汶川地震是反应来不及了,在汶川地震之前,一般国家只允许你向特定的机构捐赠,并不是所有的公益组织都可接受捐赠的,当时规定民政系统可以,红十字会可以,中华慈善总会可以,其他的经过民政部认可的可以。当时的募捐市场很不公平,基本这个渠道被官方划定了,但是汶川地震发生以后,他改变了这个策略,其实是他反应不过来,等他回到味来以后,很多基金会已经扑上去了。

 

所以08年有一个变化,民政部来不及发布能够接受捐赠的机构的名单,然后到玉树地震的时候,你们注意到没有,它实际上后来还是发布名单了。要求三家已经接受捐赠的基金会要汇缴,所以在玉树地震里面还是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面,但是被阻截了,到现在整个放开了,这是一个进步,一定要表扬它,这个进步还是了不起的,至少让所有的公益慈善组织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可以凭借我自身所积累的美誉度、公信力,我向公众去劝募,这个还是很大的变化。

 

当年青海玉树地震捐款汇缴是国务院批准的,芦山地震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来划定名单,来限制公益慈善组织。我们要谨慎乐观,万一明天又出来一个文呢。如果这个文出来的话,壹基金就不会这么活跃了,因为如果在这个政策环境下,他连接受捐款的条件都没有,所以这个环节打开还是不错的。

 

再看这个结构问题,我刚才说公信力要求就在于说你获得不特定的资金越高,说明你公信力越高,现在我们还没有做数据分析,现在还不合适做,什么时候合适呢?大概过了紧急救援时期以后,可以做这个事情了。(地震援建)我们分三个阶段,紧急救援,临时安置,灾后重建。灾害发生之后,灾害管理这三个环节的重点都是不一样的,这段时间善款会源源不断的过来,到高潮期过去就可以做冷静的分析了,大家就可以去做分析。

 

你可以从他们官方网站所公布的名单以及善款来源,作出一个很漂亮的分析出来。把现在最有名的壹基金,国字头的扶贫基金会,青基会、妇女基金会,以及其他的基金会。不能光看壹基金,壹基金的能力他也承担不了,因为善款本身是一个很重的负担。一个组织不是钱越多越好,如果善款都给壹基金,你们就把壹基金给害死了,因为他本身执行能力没那么强。一般国外的慈善组织很清楚的,我今年要干什么,他根据他的人员配比,他的项目策划,他是说我今年筹到这个数字我就不筹了,因为我预算要平衡,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筹得越多越好。

 

不要做捐赠排行

 

企业的社会责任它跟灾害捐款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比如说一方面企业的确有这需求,因为很多企业里面他没有单独的企业社会责任部,他一般都会跟企业的营销部门或者广告部门联系在一起,品牌推广,他都是同一个部门,所以他的捐款里面肯定不可避免的隐含着我一定要有一定的广告效应,这个跟我们制度本身是有关系的。我不说哪个国家规定的,他在进行企业捐赠的时候,一定要看你是不是有广告目的,有没有广告效应,如果有的话,他可以视为广告费。我们是不区分的,我们很难区分是捐赠还是赞助,对中国来讲的话,比如花六千万做一个广告,我还不如在这个重大灾害的时候捐出去,然后媒体的曝光率、转载率、美誉度都好,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你必须要区分商业赞助广告和公益捐赠

 

美国捐赠,税法上有规定,我要考察你捐赠里面的行为动机,动机可以通过行为来判断,然后看你效果怎么样,他通过这个行为就可以判断,你不能享受抵扣,他会在制度设计上区别开来,这种制度设计是很厉害的。这个不做区分的话,真正会打击做慈善公益的企业的积极性的。

行政索捐、以权谋捐可休矣

 

还有行政索捐的问题,徐永光老师刚发表过一篇“以权谋捐可以休矣”的文章,大家可以看一下。典型赤裸裸的行政索捐我们看得多了,你们可以看神木县的例子,可以看慈善公报,有的政府红头文件下去要索捐的。可以看看灾害发生的时候,各个单位像捐赠也一样,汶川地震以后,工资不发了,全系统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如果你把捐款的权利回归民众,让个人去选择。

 

纳税与捐赠实际涉及到政府与民间慈善的责任问题,第二是对内和对外的问题,我留意了网上的一些声音,我们捐款的时候,我们提出两个方面的反对意见,一个我已经纳税了,救灾是政府的责任,第二个就是会罗列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外援助数额,一长串,你零头留下来,也不用我们捐款,对内救灾和对外救灾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也很有意思。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在捐款这个环节要把它理清楚,主要目的我们不要单纯的看待数字。

 

数字背后的原因很重要,企业捐款和企业员工捐款是两回事,但是在税法上意义很大,如果捐几百万的话,可以抵扣企业所得税,按道理讲,这应该分成众多个人的个税的抵扣,而不应该成为企业所得税的抵扣。

 

我们有些基金会应该是两种行为,一种行为他的确是接受捐赠,没有任何对价,还有一种行为,基金会提供服务,他实际是个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基金会有两种发票,一种是捐赠的发票,一种是提供服务的发票,但是所有开的是捐赠的发票,无形中都视为捐赠的。

 

为什么有些企业愿意拿广告发票也不愿意拿捐赠发票呢?跟我们制度也有关系。因为如果是广告支出的话,他属于成本,成本出来之后,最后利润可以做的越来越小,今年亏损了,可以转嫁到明年。但是捐赠发票不能顺延,现在国务院刚刚颁布了文件,他对企业捐赠的递延制度作出了初步规定,你企业当年捐赠额没有抵扣完的部分,可以转延到后面的三年,可以转移,这个制度变化有可能也会影响我们企业财务人员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选择,这个也跟制度有关系。我是研究制度的,我觉得制度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还有更离谱的,政府捐赠的,地方政府捐赠的。政府的资金应该是有预算的,预算里面应该是为当地辖区内的民众服务,他从哪拿出钱捐赠呢,作为合格的非营利政府,他的预算应该是平衡的。我明年要做什么事情,我应该收多少税,德国是企业两年交税的。德国今年用的钱是两年前的税收,两年前的税收做预算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承诺在里面。我为什么要你们交这么多税,就是我要给你多点公共服务,他会有赤字,甚至有的时候贷款,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的预算跟政府给公民提供的公共服务没关系,所以就会出现收入大跃进,但是到年底了钱不知道怎么花,这实际到公共体系的问题。他如果拿出几十个亿去支援的话,就说明本地税负太重。

 

国企捐赠是要受到严格控制的,但是国有企业它的所有者是谁?比如民企或者一个上市公司要捐赠的话,也要有一个决策,王石当时很冤,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万科是一个现代治理结构,董事长就那么点局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一个企业的话,一定是在章程里面规定了权限是多少,我们的国有企业有几种形式,一个是国有独资公司,还有一个是国家控股,但是民间资本也有,还有一个国家参股的,就是不控股,那么我们一般讲的国企指的前两类,国有独资或者是国家控股的。这类公司他能不能捐赠捐赠还是可以的,这个对一个企业的经营来讲,从企业的战略发展规划来讲,从企业知名度、美誉度、产品销售上来讲都是有益的。但问题是他有没有限制,所以很有意思。

 

在国外也很有意思,董事会做完这个捐赠的决议之后,股东把他给告了,股东就说你这个捐赠额过多,你影响了我分红的权利。然后法官也很有意思,很多情况下判这个董事会决议是无效的,所以他一定会要去判断你作出这个捐赠这样一个决定,这个决议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跟公司的规模,跟公司的发展规划,是不是有利于公司的发展,而且同时你是不是在抵扣的范围之内,包括你的合理性的判断标准,很有意思。

 

我们国企现在这方面的规定主要通过国资委来做的,国资委也发过文,有些地方国资委已经开始发文,对国有企业捐赠的若干规定,你们可以去查一下,你们看看我们现实是怎样的。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国资委因为作为国有资产的一个代表者,国资委这里面的角色是值得大家思考的。

 

事业单位就更有意思了,事业单位的预算,中国的事业单位现在分成三类,是根据你资金来源来分的,一个是国家全额拨款的,一个是部分拨款,部分自筹的,第三叫自负盈亏的。尤其后面一类跟事业单位那个条例去比较的话,他就不是事业单位了,因为事业单位是用国有资产举办的。如果事业单位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它的资金来源也要跟它的支出预算要平衡,没有任何余钱去做捐赠的。如果是自负盈亏的,可能还说得过去,但是在我看来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不是事业单位,就是我们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所以这个问题就出来,也是把中国事业单位以后发生变革的这些问题都凸显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捐赠这个环节,国有企业它的资金来源以及去向问题,事业单位的改革问题都会涉及到。

 

预算法里面,我们政府的决算跟我们预算之间差别太大了,往往预算做的还是挺合理的,但是当年收入很多,决算的时候往往会超过预算,超支了百分之多少,这个问题是非常突出的。所以财政收入改革方面是个大问题,他跟官员财产公示是绑在一起的,现在推行政务公开,公开的信息并不多,下一步如果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你的每一项支出都能公开的话,那中国就变了。

原文发布在苏苏下午茶微信公众账号(ID:greensue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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