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教师，北京永源公益基金会理事长。近日，崔永元以2亿元的代言费为一家企业代言，远远超过李敏镐等韩国当红明星，被称为天价代言。崔永元己决定将两亿代言费捐给自己的基金会。
崔永元缘何将2亿所得无偿捐出，他的公益之路是如何开始的，又遇到几多困厄？4月11日，在中国传媒大学一古色古香的艺术馆，新京报对他进行了专访。
谈天价代言
心里有点凉，想把2亿代言费拿回家
新京报：最近你接了个“肥活儿”，拿下10年两亿的广告代言。
崔永元：是的，我和企业方达成意向，4月12日下午我们签合同。两个亿的广告代言费，我打算将它全部捐给基金会。
新京报：为什么捐出去？
崔永元：基金会有个口述历史项目，从口述历史所需经费来看，数字化这部分花的钱是最多的，每年花费1900万-2000万左右，所以，这个广告代言，是足够的。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口述历史保一个底儿。我们可以保证干干净净，踏踏实实，将钱花完。
新京报：媒体报道说天价代言费已一次性付清？
崔永元：没有。根据企业的业务情况，我们来灵活调整捐款额度，就是说10年是不少于两个亿。我们最后确定的捐款方案可能是这样的，比如说，今年，基金会需要500万，那你企业就捐500万。明年呢，基金会还需要500万，当然，从你企业的规划来看，你想捐3000万，这样对你是有好处的，好，那你就提前告诉我，我们提前将使用捐款的规划做出来，把钱合理花出去。但现在，我心里有点凉，我不想捐了。
新京报：不想捐了？
崔永元：现在很多人吹毛求疵，在折腾我们。那天我跟那个捐助者通电话时，我说我现在心里有点凉，我不想干这个事儿了，我说代言我还是要代，我想将这个钱拿走，拿回自己家去。
新京报：拿回家后又多了个亿万富翁？
崔永元：两亿元差不多交7000万左右的税，剩下的1.3亿左右的钱就是我自己的了。我自己拿着爱干什么干什么，没人管。当我拿出来做公益时，倒有人说三道四了。
新京报：回到两亿代言费，你对商家还打了个“补丁”——如果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必须保证给消费者退货。为什么要打补丁。
崔永元：我觉得这是媒体过于解读了。这是新广告法规定的，不是我发明的。新广告法规定，你代言的商品出了问题，你要担责。
新京报：你按照新广告法做了什么？
崔永元：我只是按广告法提出合理要求，跟这些个来找我的企业都说，我们能不能主动一点，拿出一部分来，放在公共账号上，你哪怕在那儿理财呢，反正是你的钱。一旦与消费者发生了纠纷，说不清楚时，我们先赔给你。然后或通过第三方，或打官司，把真相搞清楚，然后谁的责任谁承担。
谈被质疑
做公益动力在消减，幸福感在降低
新京报：近日，李亚鹏的嫣然天使基金广受质疑。有没有担心自己的基金会发生类似情况？
崔永元：目前已经面临了。方舟子他们不是公开举报我了吗，质疑我账目有问题，最近北京民政局、红基会等都来查，账本都快翻烂了。
新京报：查到问题了吗？
崔永元：没有问题。但是，作为个人来说，我有点伤心。刚开始，我特别欢迎质疑，因为你是在关注我们的行动，也在认真看我们的账目，但有些质疑胡搅蛮缠。比如说，看到一张图片是孩子在吃肥肉，就会质疑说你们为什么让孩子天天吃肥肉，这个养猪的人是否是我的亲戚。
孩子吃饭的照片几千张，非常多，如果真要质疑，你也得花点工夫，做个统计，一共吃了多少顿饭，这多少顿饭有多少是吃肉的，多少顿吃肉里吃的是肥肉。你不能找到一张是肥肉的照片，就说天天给孩子吃肥肉。
新京报：这种质疑多吗？
崔永元：很多。有一段我非常愤怒，我就想停了这项目。现在为什么不停呢？是我们舍不得这些孩子。要不然孩子们又回到了吃黄豆而没有肉吃的窘境中。
新京报：被质疑后，心情沮丧？
崔永元：我们本来是不图名，不图利，只图公益慈善的效率，但是，一些无理质疑让效率也大打折扣，我们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财力去做解释工作。
对我们来说，职业人都追求职业的快乐，目前，我们做公益慈善的动力在慢慢消减，幸福感在降低。
新京报：你的基金会还不到一年……
崔永元：对，不太想做了。我可以改变这个生活方式，我其他的生活方式可以大幅度提高，我可能一年挣一两个亿，我不用捐了，我周游世界好不好，拍个片子，写一本书，题目叫《崔永元周游世界》，然后各电视台邀请我当嘉宾，让我讲讲世界各国啥样的。如果我的书还卖得特好，也是民族脊梁。我每到一个地方，还给当地的残疾儿童，每人50美元，我也是道德楷模。何乐而不为呢。干吗让你在这里围攻我。
新京报：什么情况下不做基金会？
崔永元：如果被无端泼脏水的情况继续恶化，我肯定不做基金会了，统统不做了。
崔永元：（到那时）肯定还会有比这个更难听的说法，说你黑钱黑够了，又怕查出来，所以赶紧撤了。
新京报：真这样的话，你怎么办？
崔永元：他说什么都无所谓，我们不在意，因为自然有人来查真相。我认为，包括饱受质疑的李亚鹏的基金，我觉得不应该有问题。
新京报：为什么？
崔永元：李亚鹏在演电影，演电视，拍广告中，不管他是好演员，还是一般演员，没人能说什么。但做了基金，问题就来了，有人说他通过基金转黑钱。我们来给李亚鹏算个账，他一年拍电影，做广告，演电视，挣几百万几千万，是游刃有余的，但他不挣，他一定要做公益基金，从里面还黑这几百万几千万，你说他是不是有毛病呢？
再拿我来说，我的公益基金，口述历史、乡村教师培训，每年需要近两千万。你想想，当一个人有两个亿的时候（近日广告代言），他不把这两个亿拿走自己花，而是在别人捐款的两千万里，再想办法去黑几百万，这是不是有毛病啊（笑）！
新京报：对质疑者有什么建议？
崔永元：就是说，你可以监督我，质疑我，这都没有问题，但我希望你理性，我希望你懂行，如果你认为我做的公益慈善，就是你玩弄的对象，或者就是你骂的对象，我告诉你，你错了，你换另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不伺候，这个机构不跟你这么玩了。
谈明星慈善
乘专机做慈善，有什么不可呢
新京报：近日，伊能静抱怨，做公益过程中，因选择乘飞机，被网友质疑，为什么不坐火车？
崔永元：这说明慈善发育不全，在发达国家，或者更文明一点的国家，很少有人因为慈善公益活动而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
新京报：可以开着游艇做慈善？
崔永元：当然了，做慈善，你可以不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可以有游艇，乘专机或者包机也行……只要不违反法律，不违反道德，有什么不可呢。
新京报：那募捐方投入可能很大。
崔永元：他们会自己算投入产出，比如，一共募捐了100万，筹款费需4000万，傻子才干呢。最后整个募捐是7000万，成本可能要花掉600万，或者800万，我认为是值得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没人敢公开这个，为什么呢，不少明星一做慈善，就被认为是道德楷模，被质疑做慈善还坐头等舱，还带保镖。那好，这些人可以选择不做。
新京报：怎么看待明星做公益的发心？
崔永元：如果有明星认为，自己是明星，在做公益，就能成为道德楷模。如果是这个出发点的话，我就告诉你，离被砸不远了。
新京报：有无打着公益旗号，参加商业活动并以此牟利的明星？
崔永元：我听过类似的事，很惊讶。比如说是参加一个慈善晚会，要唱一支歌或表演一个节目，对外说不收钱，私下还是收钱。我挺愤怒的，为什么不实话实说呢？
新京报：也有明星做公益被指走过场？
崔永元：有可能，如果他们选择走个过场，不选择酒驾或者吸毒，是不是该鼓励鼓励他们。大家都走这个过场不是挺好的嘛。
新京报：有些明星身陷负面，然后通过公益的形式复出。
崔永元：就是说我们全社会都没有将公益慈善当成一个日常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还是当作出神仙，出圣人，还是当成这么一个祭台来看待的，所以很多明星，比如一些负面新闻，我吸毒了，从明天起我帮助乡村教师了，证明我洗心革面了，我就成个新人了，这是落后的慈善理念。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公益慈善不发达，理念也不发达，实际操作也不发达。
新京报：在发达国家，明星做公益的情况如何？
崔永元：国外一些发达国家非常普遍，你不可能发现明星不做公益，你不做公益就成不了明星。像姚明，刚去美国的时候，英语什么的没那么好，他也得去幼儿园或社区，给孩子们用英语念童话，哪怕陪孩子玩一会儿呢。他必须做。
谈公益观
公益不是做好人好事，一定是生活方式
新京报：如何理解公益慈善。
崔永元：我认为，公益慈善不是高尚行为，是一个人所选择的非常平常的生活方式，当他选择公益慈善后，用不着你将他树立成道德楷模，他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有人选择了抽烟，有人选择做公益。公益的方式有很多种，不只是捐钱，你叫好也行，帮人指路也行，微信上点个赞也行。
新京报：点个赞也行，公益就没有门槛吗？
崔永元：你捐一块，是好样的，你不捐，也没问题。你就在网上给转发，说陈光标捐了一块钱，好样的。那么，你也是好样的。但凡谁做慈善，你就怀疑不干净，如果是这样，中国的慈善不可能健康发展。
新京报：在你看来，目前我国公益领域发展健康吗？
崔永元：相当差。目前做公益仍停留在“共和国脊梁”上，做公益的和被照顾的（人）全都不安。我们看到的公益项目，很多是仪式，捐款仪式、小学落成仪式，等等。就是大家觉得这是石破天惊的事儿，才去办这些仪式。等什么时候，仪式都取消了就好了，因为想做慈善的人不想要这些仪式。而接受帮助的这些人，也觉得不应该有这些仪式。
新京报：仪式多说明什么问题，目前我国公益处于什么发展阶段？
崔永元：和中国足球现在的状态差不多。我觉得是逆水行舟的状态，为什么是逆水行舟呢？当他平稳的时候，反没有问题，一个破船，两个破桨，一个破蓑衣，就在水里漂。你现在要加速，甚至想要向高处走，你肯定受到的阻力就大。
新京报：面对阻力，你有什么建言？
崔永元：不能将公益当成好人好事。一定要扭转这个观念，否则肯定会出问题。这个人会因为干好事成为一个道德楷模，很快发现这个道德楷模穿帮，是个伪君子，这样的事情会一个接一个出现。所以说，公益慈善，本来就不是好人好事。他一定是生活方式。
谈制度法规
公益也有负能量
新京报：做公益慈善，所传递的是否都是正能量？
崔永元：也不都是正能量，有时候也负得厉害。
新京报：怎么讲？
崔永元：比如抗震救灾，公募基金会往往能募几十亿甚至上百亿，但国家有规定，每年必须花掉所募集的70%。
新京报：这个制度有问题？
崔永元：我们假定公募基金会募到100亿的话，就要花70亿。但像这种大的执行机构里，可能也就20-30个专职人员，他怎么可能执行掉这70个亿呢？没办法，为了不违规，他就将钱给这个省，那个市，这个县。然后地方拿到钱后就可能建广场、豪华办公楼，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腐败就慢慢出来了。
新京报：你的基金会也每年突击花钱？
崔永元：我的基金会去年注册成功后，募捐当日，如果所有企业、爱心人士的募捐我们都接受的话，应该有3个亿入账。但我们没办法拿，因为我们花不了。如果都拿了，制度就会逼着我出事儿。
新京报：怎么避免基金会不出事儿？
崔永元：为了不出事，我只能做预算式募捐。也就是我们把今年要花的钱先算出来，比如，今年计划要花1900万，最多募捐2500万，再多肯定花不了70%。或者乱花了。
新京报：但不少公募基金会是捐多少要多少。
崔永元：对，所以老出事儿。对于募款来说，不是每年都能募到3个亿。赶上这一年，企业经营好，今年可能支持多一些，明年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出来。如果明年募集不到钱，基金会项目就无法展开。
新京报：公益项目可能无法持续？
崔永元：对啊，我特别头疼。这样会逼得有基金会去造假，让一个人做好事，还逼着他去造假。这是不对的。
新京报：国外基金会募捐情况如何？
崔永元：在美国，基金会的筹款费用一般不计入行政管理费，且无法律限定。国外基金会公开透明，后发制人。首先信任每一个基金会（人）都是好人，一旦出了问题，你就倒霉了。换句话说，你出了问题，就可能坐牢。
谈生活工作
拒绝女儿做个人基金会项目志愿者
新京报：就你而言，什么时间开始做公益？
崔永元：没有明确时间点。我是部队大院长大的，大院的孩子一块玩，中午，赖在谁家吃饭都挺正常。那时候穷，但大家就习惯了这种分享的生活方式。慢慢地，我的生活也成为这种状态。
新京报：在你的公益生活中，较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崔永元：上世纪80年代，我做广播电台记者，当时拆开一封读者来信，是一个中学生写的，说马上要参加高考，但家里没钱要辍学了。他写信就是要向我们告别一下，以后听不到广播了。
新京报：然后呢？
崔永元：我用办公室电话打到他们学校。校长告诉我有这人有这事儿。我就给学校寄钱，要求这个学生不能退学。后来他就考上大学了。
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到2001年，我出了本书，到黑龙江去签售，他和他父亲就出现在现场。他跪在那儿时，我愣住了，以为是告状的呢。
新京报：后来做基金会了，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
崔永元：没有变化。以前呢，有多大能耐做多大事儿。100块钱做100块钱的事儿，1万块钱做1万块的事儿。现在有了基金会，既然有了钱，就要做得专业精细点。
我更倾向于偏门的项目，像口述历史，这属于文化类的，这样的基金，我们国内特别少，国外特别多，我跑了很多国家，像博物馆、私立大学，都是基金支持的。但在国内，我们大家不认为这个与慈善有关系。他们认为慈善就是有人要死了，有人吃不饱，有人要动手术了。
新京报：家人呢，是否也做公益？
崔永元：我女儿非常想参加我的基金会的个别项目，想当志愿者，想攒她的公益时间，我不让她参与我这事儿。
新京报：为什么？
崔永元：因为这个环境不好。如果她参与，可能更会有人说三道四。我就让她到社会上找去。后来女儿处处碰壁，再后来，我了解到，女儿在一个咖啡馆做义工。她非常理解我。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最近在忙什么？
崔永元：我目前的身份是大学教师，最近在忙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展馆布置的事儿，展馆自习室古色古香的桌椅、台灯等所经历的时间多达上百年，多是从文物市场淘来的。我在想，我是写上“严禁”，“罚款”，“杀掉”，“活埋”这样的标语防止学生破坏呢，还是将这一间间自习室交给孩子们，自行管理呢？
你看这个自习室，有个悬挂着的葫芦里放着糖，为什么放糖呢，我们考虑到一些学生有低血糖，如果突然血糖低，就去吃一块。
这里有一个问题，当糖被认为是小吃，可能被吃干净，当发现这是为低血糖学生准备的，是救命糖时，学生就不可能当小吃吃了。和做公益一样，这个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是，你每天都需要向里面放糖。
声音
● 做慈善，你可以不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可以有游艇，乘专机或者包机也行……只要不违反法律，不违反道德，有什么不可呢。
● 你可以监督我，质疑我，这都没问题，但我希望你理性，我希望你懂行，如果你认为我做的公益慈善，就是你玩弄的对象，或者就是你骂的对象，我告诉你，你错了，你换另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不伺候。
● 有人选择了抽烟，有人选择做公益。公益的方式有很多种，不只是捐钱，你叫好也行，帮人指路也行，微信上点个赞也行。
● 我们本来是不图名，不图利，只图公益慈善的效率，但是，一些无理质疑让效率也大打折扣，我们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财力去做解释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