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毫不意外的入列明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
自1999年“改善人民生活”的提法进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加强民生工作的相关表述年年都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中占有一席之地。
纵观历年的表述，所谓“民生”无外乎六个方面：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就业，住房，环境保护。而在财政统计的口径下，医疗卫生、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等也往往被看做是民生支出。以官方用语笼统言之，“民生”也就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当然，经济形势年年不同，民生工作的重点也略有差异。社会保障、就业、住房则是长期以来的重中之重。今年的重点也围绕于此：就业，尤其是大学生就业；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以及回应当下举国雾霾的“加大环境治理和保护生态的工作”。
不可否认的是，近十年来，中国政府在民生方面投入巨大，不仅表现在财政支出上，也有制度建设上。最典型者，如教育投入，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总额超过2万亿元，占GDP比重首次达到4%；又如社会保障，在2011年中国建立起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养老保险的制度全覆盖。
尽管政府表现可圈可点，公众的主观感受却不尽人意。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发布《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与个人生活、福利、收入等密切相关的微观指标，如个人经济状况、社保状况、职业状况、消费信心等，公众满意度相对较低。人们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中，物价和房价已是连续三年名列前两位，贫富分化排名第三。物价波动承受力和消费信心没有实质性提升，超过半数城市居民表示经济压力大，其经济压力来源前三位依次为住房、生活成本和子女教育；中等以上收入者的经济压力更多来源于住房，低收入者的最大经济压力来自基本生活成本。
如何让老百姓更加满意？其实学界业界早有共识，那便是提高民生投入的效率。
其一是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如何将有限的资金花在“刀刃上”，并让老百姓真正受益，是公共政策讨论的核心问题。中国政府惯常选择“试点”的方式推进某一项政策，或是从省到村、走马观花式地进行“调研”。无论是地区试点，还是大规模的政策实施，往往也只有“经验总结”，而没有量化的评估。
一笔钱到底该怎么花才最有效，缺乏严谨的预实验和事前事后的评估。在这方面最新的案例，莫过于儿童营养餐的推广。民间研究机构通过一系列对比实验，量化了儿童早期营养干预的重要性，推动官方政策出台后，又对财政投入进行绩效评估。而只有这样严谨、科学的政策制定，才能保障财政投入没有浪费，政府补贴没有错位，公众能从中真正受益。
其二是扩大公众的参与度。相较于民主社会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中国的民生投入大多还是“部门博弈”。大到一个国家的预算编制，小到一个社区的资金使用，都以行政为导向，公众缺乏话语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利益团体针对不尽合理的公共政策开展公众倡导，试图通过人大、信访等制度参与到公共决策的过程中。但除了引导大众媒体的舆论设置，大多数倡导性的社会运动都面临极大的政治风险。
其三则是公共服务供应体系的市场化。过去中国政府的民生投入，少有以补贴需方的方式，充分刺激服务市场的发育，而更多的是以补贴供方的方式，尤其是以补贴公立机构为主的服务提供者，来体现民生的投入。
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大以来的诸多表述，体现出中国政府在公共服务的管理、供应方面的思维转向。包括对政府购买服务的强调，在养老服务、大病医保经办等具体领域鼓励民营机构的进入；也包括对事业单位“去官化”的推进部署。
显然，有效率的民生所需要的不仅仅只是技术性的“改进”“加强”，而是从决策机制，到供应机制整体性的改革。有公众充分参与的公共决策，方是最终让老百姓满意的民生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