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于田地震后，中国红基会第一时间将1000个“赈济家庭箱”送达地震灾区的民丰、于田、策勒三县受灾群众家中。3月4日，我陪同合作企业上汽通用五菱代表赴和田考察灾后重建项目。这次新疆之行一共五天，其中三天在和田灾区考察，实地查看了策勒、于田两县和兵团一牧场的受灾情况，在策勒县博斯坦乡、于田县阿羌乡与受灾乡村维族干部和村民进行了交流。
因为3·01昆明恐怖事件刚发生，我们考察小组不由有些紧张。县、乡边界全副装备警察设卡检查，乡、村政府门口还有盾牌值守，让我们感到戒备森严的气氛，但总体而言，和田依然祥和安定。
裹着头巾、穿着校服的维族小姑娘结伴上学，戴着四棱帽的维族青年在玉龙喀什河畔村头进行玉石交易，穿着黑色长袍、戴着高高羊羔皮帽子的维族老大爷在烤馕，脸膛黝黑，笑容慈祥和善。
一路上我亲眼目睹了自治区正在开展的声势浩大的20万人下基层活动，以及沿途众多的北京、天津对口援建的学校和开发区项目，联想“疆独分子”制造的恐怖事件，引发了我的思考。
在南疆的一些县市，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已占当地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九十强，帮助建了那么多的学校、医院、开发区，但似乎维族老百姓并没有更感激和满足，解决这些问题的症结何在?公益组织在援建中可否有更大作为?
这次于田地震达到7.3级，由于发生在白天，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震毁了很多土坯房。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政府和大的公益组织都没有发出赈灾呼吁。因此，灾民得到的援助少，进入灾区的公益组织也很少。我们沿途入户发现，这里生态环境恶劣、老百姓生活极端贫困，无论居住用房或生产生活用品都亟需援助。
我觉得政府应采取更开放的心态，呼吁全国公益组织加大对地震灾区的救助。应通过灾后重建，组合政府和民间捐赠资源，帮助该地维族老百姓进一步改善居住条件、彻底淘汰落后破旧的土坯房，建造能抗击地震的钢筋结构的砖瓦房，这对于这个位于西昆仑山、阿尔金山地震带交汇处的地震频发地区很有必要。
其次，党和政府要支持培育当地的公益组织、草根组织的发展。据担任过和田地区人事局长的阿会长介绍，和田地区除了党政系统里的共青团、妇联、工会、红十字会等组织外，还有一些民间宗教组织，但基本没有民间成立的公益组织。与其他地区相比，这里的民间社团发展严重不足。
这一次地震发生后，除了红十字会外，国内外入疆援助的慈善组织很少，一些境外组织在和田开展工作也很难，甚至连登记住宿都存在困难，因为只有少数几家酒店可以接待境外人士。
而另一方面，政府组织与老百姓的对立情形比较突出，不仅公安部门、县乡镇府机关院墙都拉上了铁丝网、防爆栅栏，装有视频监控系统，连一些村部都配有防护盾牌。派下去的工作队，很多融入不进维族社群，难以化解矛盾，成了监督队，更引起当地干群的反感。
事实上，在当代全球社会协同治理的视野下，大家都认同民间组织、慈善机构在复杂社会环境下的融合作用，通过公益的模式，深入社群草根的作风，能有效化解矛盾，弥补政府治理的缺失。
现在南疆地区最突出的矛盾是膨胀的人口和脆弱的生态环境的矛盾，有限的就业岗位和庞大的失业人口的矛盾，当地人看到的外面世界的繁华与现实南疆地区落后贫穷生活的矛盾。这些矛盾和困境，让人特别容易被一些异端思想影响。
可以说，现在的南疆地区是全国资源最贫乏、农民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其贫困程度超过我到过的宁夏西海固、贵州的黔东南、甘肃的定西。经济援助应该立足于提高当地就业，改善生态环境。但在现在的开矿采油模式下，工作人员主要都是汉族人，资源拉走了，维族老百姓无法就业，而环境却更加恶劣，因此当地人产生了利益被侵害的思想。
目前的城市对口援建、财政帮扶，当然也会起到一些作用，但这些民族地区更需要的是授人以渔式的长期帮扶，提升当地人的就业能力，帮助他们转变生产方式，帮助他们提高造血功能，而这些正是社会公益组织的长项。
恐怖事件的发生，让我们都陷于紧张。化解民族矛盾、改善民族地区的治理，要靠民族政策、经济政策的调整;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多元主体的协同配合治理。靠政府单一的人海战术防守、增加盾牌和路障、铁丝网，可高压控制一时，但带来不了持续的稳定、长久的团结和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