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身患重病，芦狄依然在家中收养了多只猫狗
曾经一度被社会高度关注的“京哈高速救狗”事件余波未平，日前，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因为这个事件再次走进公众视野。此时，这家种种迹象表明自身生存堪忧的中字头协会，又因为拖欠救狗事件后续的动物医疗费用，被北京市一中院终审判定需向10家动物医院支付近50万元赔偿。
让众人费解的是，这项引起广泛关注的诉讼过程中，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负责人却似乎人间蒸发，案件出庭人是协会的志愿者，甚至代理律师都是和协会负责人电话联系。
《公益时报》记者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见到了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这个国家一级社团的负责人芦狄。她已84岁高龄，重病缠身。而她的背后，只有流动性很强的数名工作人员，以及800多条流浪狗。为了这些，她每天都要花掉1万元以上的人民币。她甚至变卖了自己的家产。
芦狄所掌管的是一个1992年就在民政部注册的社团。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为外界所了解的是如走马灯般变换的工作人员，与此同时，他们的办公地址也数度转移。
“我是一个肺症晚期患者，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我就担心我走了之后这些狗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就已经不在了。”面对《公益时报》记者的采访，芦狄坦言是自己管理协会不利。
但对于善待猫狗，她觉得理应这样付出，并坚持说不应支付这笔法院判决的罚款费用。芦狄说：“我对于动物的态度根本不是怜悯，而有着更高的认识。”
协会的前生今世
采访芦狄在她的居所进行，过程中不时还有一只吉娃娃犬从芦狄坐垫下探头张望，芦狄抚摸着它的脑袋，慢慢向记者道出自己与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渊源。
芦狄本名芦素琴，1931年出生在东北辽阳一个书香门第，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抗美援朝时期做过空军记者，1954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
芦狄说，她算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知识分子，也经历了新中国前后的许多重大历史时刻，和那一辈成长起来的很多人一样，她还是特别崇拜毛主席。1975年，机缘巧合之下，熟悉古典文学的她还当过几个月毛主席的古籍伴读。
1976年时，芦荻收养了一只遭人追打后受伤的小猫，小猫被打得渗出一条长长的血印，这也是芦狄收养的第一只流浪动物。此后，芦狄与动物的缘分一发不可收拾，救助动物成为了芦狄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她一心想要救助这样因为人为而遭到伤害的动物，她想着应该成立一个公益组织，这样有助于团结救助，宣传善待动物的理念。
于是，1988年11月，芦狄开始筹备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1992年，经农业部批准正式成立，同年12月，在民政部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2000年1月，还曾经历过一次清理整顿并再次注册登记的过程。
根据协会官方网站简介显示，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在成立之后参与多起动物救助行动、国内动物权利讨论，并曾受到过农业部表彰，在全国拥有2万余名会员。
2004年，一位佛教徒在北京西郊出资购买了数十亩土地捐赠给芦狄，随后芦狄在此建立起来全北京最大的养犬基地——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教育基地，目前基地收养的流浪狗数量已超过800只。
此前，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本身并没有芦狄有名，很多圈内人士知道她，却不知道她的协会。协会早期的工作状态常常是经常进行救助流浪猫狗的行动，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她自己和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参与，芦狄说她自己对于动物的感情远远不只是怜悯。
被驱赶的国字号协会
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于2000年整顿后，在民政部重新注册。但协会的办公地点经常处于飘忽不定的状态，这与她将不少流浪狗收养在自己家里也有关，或者说她一直因此被驱赶。
芦狄最早住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协会后，她就将协会工作地点一并安排至此。那时候收养的猫、狗还不是太多，并没有引起周边邻居的注意，后来动物数量渐渐增大，有人称在人民大学校园想要找到芦狄或协会，只要闻着味就能找到。为此，周边邻居也是苦不堪言，还时常和她发生纠纷，芦狄并不太理会这些，甚至自己还收养了一只孔雀和一只猴子，并在凉台外为猴子搭建了一个住所。
芦狄觉得这些都源自于自己对动物的喜欢，看不惯动物受到虐待。
时间一长反对芦狄的人开始多了起来，几轮交涉下来，芦狄只好带着她的爱宠们搬离人大，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巴沟南路的碧水云天颐园，这是芦狄自己买的房子。后来，还是在邻居的反对下，她又搬到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碧水庄园、西三旗东南角雪梨澳乡，直至现在的昌平区小汤山保利垄上别墅群。目前，芦狄与她的协会就租住在此。
对于颠沛辗转的协会，芦狄称，“没有办法，去了好多地方，都是因为养的太多人家不让，没办法只有转地方，到明年4月份这个地方也不让租了。”
采访中，芦狄的别墅里时常传出猫狗的叫声，在这里，她还饲养着数十只猫狗，为什么不送到基地去?芦狄说，这些都是她最喜欢的。
“不好沟通”致矛盾频出
王琦和张倩(化名)分别是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但是他们现在都已经离开了这里，原因是他们觉得“会长不好沟通，容易反复”。
王琦在2011年2月份入职，说起当时选择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王琦说：“与动物打交道的话我很喜欢。”最开始两个月，王琦还只是负责协会的日常电话和流浪猫狗救助。“当时工作其实并不多，主要就是解答电话咨询，协调流浪猫狗到基地救助。”
4月15日后，一切都变了，王琦与芦狄之间的矛盾渐渐多了起来，王琦觉得芦狄说话爱反复，说过的话有时候自己并不记得，不容易相信人、疑心重。这对于王琦来说有些接受不了，在工作了一年之后，王琦选择离开。
在今年“4·15救狗”一审中王琦充当证人站到了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对立面，证明10家医院救治的流浪狗确实是属于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
张倩2012年2月份成为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志愿者，今年3月份他也选择离开，张倩认为芦狄有些“专制”。
在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昌平养狗基地里面，流浪狗们都没有做结扎，繁殖过快，基地流浪狗一度超出数百，张倩与芦狄商议，要对基地流浪狗进行结扎手术，但芦狄没有同意。张倩说：“芦狄觉得基地里的狗有的很值钱，怕外出结扎有人会乘机将狗弄走。”
最后，张倩还是在几位志愿者支持下为基地里250多只狗做了结扎手术。“不做你的基地会承受不了，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地方养这么多狗，狗的数量过多，反而使它们得不到很好的照顾，这就不是在救助动物了。”张倩如是说，“老太太有些专制，有时候基本上就像是她一个人。”
协会现在有几个人工作?《公益时报》记者在向会长芦狄求证时，芦狄表示，“协会目前工作人员共有5个人，司机、保姆、兽医、文秘，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基地饲养员还有7人。”
每天一万从哪儿来?
每天一万多的开销对于这样一个看起来十分脆弱的基金会确实是笔不小的开销。但钱从哪儿来?官网上宣称的2万多会员对协会贡献多少?
“现在每月光房租费用就2万，还要给协会工作人员和饲养基地工人支付工资和狗饲料费用，真的有些力不从心。”芦狄说。
她说，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成立至今没有拿过政府一分钱，都是靠着爱狗人士给协会对公账户捐款和少部分会员会费以及自己变卖房产来支撑协会运作。芦狄坦言，“不太懂得经营，思想观念不够开放还有些守旧，但就想一心一意善待动物。”
这一点，在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现在的在职工作人员宋进章口中得到了证实：“目前协会主要就是靠对公账户、淘宝账户以及会长自己房产变现在支撑，每月基本有两三万元的捐款，会员会费不太多。”
记者通过查询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网站，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2012年年检显示“基本合格”。
谈到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未来时，芦狄表示，协会不会愧对一个国字头身份，虽然在协会发展上有些欠缺，自己领导也有些问题，但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没有将捐款挪用过一分，做公益很干净，近期已经有了相应计划，“很快协会将会重新站起。”
从“高速救狗”到走上法庭
曾经一度被社会高度关注的“京哈高速救狗”事件至今余波未平
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教育基地，目前收养的流浪狗数量已超过800只
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被北京市一中院终审判定需向10家动物医院支付近50万元赔偿。《公益时报》记者经过采访试图还原这项诉讼的始末。
卷入救狗事件
2011年4月15日，有网友发微博称“一辆满载数百条狗的运狗车即将通过京哈高速北京段，狗狗们将有不测，希望爱狗人士阻拦。”微博一经发出相继得到数百名爱狗人士响应，大家纷纷向京哈高速北京段涌入，运狗车被成功堵截在京哈高速上，但此时的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还并不知晓堵截行动。
在4月15日当天，作为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的王琦看到网上微博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参与，但当时他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身份。随着后续爱狗人士的相继赶到，现场人越积越多，最多时达到了200多人。拦车后，上善慈善动物基金、乐宠控股两家机构共同出资11.5万元买下了整车500多条狗。
此时，现场有人号召爱狗人士一块处理这批狗，但究竟怎么处理当时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方法。随后王琦打电话给会长芦狄，请示能不能先将这批狗安排在基地，之所以要安排在这里，他说，“当时全北京市没有一个养犬基地能安置下500多只狗，只有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基地。”
芦狄当时也有担忧，这些狗如果全部拉到基地安置了，今后需要投入一笔庞大开销，持续的治疗和饲养费用怎么办?“我当时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协会的能力有限，可能对于这些狗后续没法安置。”
但4月16号的一场谈判，打消了芦狄的忧虑，芦狄说：“当时被救狗中有些已经死亡，长时间下去整车狗很快就会出现犬瘟，当时参与京哈高速救狗行动的公司曾明确表示将会承担这批狗的所有后续治疗和饲养费用，在这种情况下我才答应的。就是没想着签个合同啥的，救狗心切。”
随后，500余只被救狗在2天未进食的情况下被拉到了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动物保护基地，随即被志愿者们分批送往北京市的各个动物医院进行救治。
芦狄称，“当时太混乱了，根本都不知道送医了多少条狗，4·15的狗拉到基地去就与基地内原有的狗混在一起，很多志愿者都要将其送到医院，分不清是协会的狗还是4·15的狗。”
随后，有相关公司曾分两次支付给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共计50万元的4·15救狗安置费。
“这笔钱对于我们来说，要想持续性救助4·15的近500余条狗狗根本不可能。”面对着每天产生过万的饲养和治疗费用，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很着急，也没有想到可行性的办法。既没有找到资助，也不能将流浪狗分流出去。
“没办法，我们只有到处去借债，变卖家里一些东西。狗狗们一两天不吃就会饿死的情况也会发生，我不可能看着他们因没有吃的或是生病而死掉。”芦狄说。
为此芦狄欠下很多动物医院和宠物饲料厂的费用，她甚至还将自己原先一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巴沟南路碧水云天颐园数百万元的房产卖掉，勉强支撑协会和基地运转。
账目不清?
一、二审中承诺支付款项的相关公司表示，不是不愿意支付4·15狗狗费用，而是因为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方面并没有拟出一个详细的费用清单，甚至在部分拟出的清单中还出现了猫的费用，由于账目不清，所以无法继续支付。再则根据公司财务规定，针对4·15救狗费用不能一下子进行数十万的大额报销，只能分期支付，但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希望能够将2011年至今，狗的安置、饲养、治疗费用全部结清，这个条件很难达到。
联合起诉的10家医院之一的普旭缘动物医院的普院长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4·15之前就与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有过合作，也帮助救助过协会的狗狗，之前有的账目就没有结清过，4·15后又产生新的账目，可能报账时混在一起，承诺的捐助公司才不认可。”
北京吉泰动物医院高峰也有感触，他说：“之前就经常治疗协会的猫狗，基本都是最低成本价在结算，但是也有欠款没有了结，这次我们治疗4·15狗中大概有6万余元没有结清，这对于我们民营医院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这场历时两年的救狗费用纠纷于10月29日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判决书称，“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应该支付上诉10家动物医院治疗费用近50万元。
记者将这一判决结果告诉芦狄时，芦狄表示有些诧异，她觉得这些狗不能属于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对这些狗进行安置并不具备所有权。
对此，芦狄说：“狗狗生存的事情一天也不能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