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李伟见面是11月底的一个下午，呼啸的寒风为北京吹出了大蓝天。作为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当家人，他正在办公室伏案提笔。
敲门进入，看到桌上摊开的是一份项目资料，项目的名称叫“回归·栖息地”，是基金会与通用中国合作的一个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创新项目。
“环保类的项目好做创新吗?”记者问。
“可以说不是很好做。”李伟坦言，“环保项目过去非常大的比重是宣传教育，经常有企业拿钱搞论坛，专家参与论坛，给设定时间限制，一人十几分钟的发言，能说什么?办多了这样的活动后，办不好就会觉得太虚。真要是像博鳌论坛、达沃斯论坛也行，要是不能办出高层次的论坛，又不能为国家环保发展提供积极的建议和借鉴，办的意义又在哪里?”
但宣传教育还是要做，李伟认为，要把理念传播和引导行为结合到一起。除了宣讲，还要引导大家去做，总之是要办实事。
《公益时报》：我们的捐款多来自企业，目前捐赠情况怎样?
李伟：近几年，我们每年四五千万的捐赠额，今年大概六千万。展开分析，其实企业不多。截止到今年10月底收到捐赠5200万，(李伟拿出一张项目财务表格给记者看)画着红色标记的项目是超过100万的，最高的是1000万的。“回归·栖息地”这个项目今年给了120万，资金量有所增加。
《公益时报》：增加金额是因为项目满意度高?一般选择项目的时候我们会与企业怎样沟通?
李伟：捐赠企业的CSR负责人见面时说了这么一句话：“这真是我们做CSR以来，做得非常好的项目。”其实，从每个项目有合作意向开始，我们都会与企业有非常紧密的沟通。比如“回归·栖息地”这个项目，从最初的接触到最后落实，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捐赠企业和我们基金会双方，加上第三方的权威专家和行政部门的管理人员，通过搜集资料、实地走访、座谈讨论等方式，深入了解情况，为项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0年恰逢国际生物多样性年，捐赠企业将项目方向确定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应该说还是有非常好的社会责任意识的。
《公益时报》：像这样的项目的执行都由谁来做?基金会会有几个人参与其中?
李伟：在这个项目的执行上，基金会内部有一个主要人员负责协调项目相关方，同时确保项目流程和质量的监管。然后组织项目所在地的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做，他们提供方案和执行，我们来评估。一是看是否有需要，二是工程做完评估与整体保护是否冲突，三是看最终的效果。某种程度来看，我们做的是拾遗补缺的工作，保护区需要做，财政工程又达不到的事。
《公益时报》：具体怎么去监管这类项目?
李伟：从三个层面来讲，首先，法律层面有非常严格的协议。第二，约定了非常严格的报告制度。第三，人的层面，事先定向考察、签协议、拨款，中期再去查看，事后验收非常重要，我们会带着捐赠企业一起。项目的效果很多能眼见为实，但是生物多样性项目有它的特殊性，有一些项目效果是需要长期的观察才能得出结论的。
《公益时报》：目前基金会一个部门负责几个项目?项目发展情况怎样?
李伟：每个部门不同，多的七八个，像事业拓展部现在成型的项目是四个。有一些是比较零碎的项目，做完活动就结束。长期的项目每个部门大概有两三个，整个基金会长期项目有十几个，但资金规模都不同。
其实，我们希望做延续性长的项目。为什么设立专项基金，专项基金支持项目一般带有持续性，现在一年这样的项目越多，捐赠收入就越稳定。这种的比例在逐渐扩大，我们也在有意识、有计划地推动长期持续环保公益项目的开展。
《公益时报》：既然这样，那我们怎么考量和选择合作的企业?
李伟：我们一般与企业合作有这样几种形式：企业有意愿、有想法、有项目思路，通过调研和比较，找到我们，由我们来一起合作开展一个公益项目;企业有意愿，但是没有项目思路，找到我们之后，由我们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开展一个公益项目;我们有一个好的项目策划方案，找到目标捐赠企业，来共同开展公益项目。
对于捐款，也许有些人的观点是多多益善，但是我们在筹集善款的过程中也会思考项目的执行质量问题。
《公益时报》：基金会会通过理财进行增值保值吗?
李伟：我们有一点投资，明年的理财方案也正在做计划。我们每年理财差不多赚三百多万，主要买理财产品。另外，我认为金融机构针对基金会的理财计划要根据基金会的特点来制定，不要求高收入，但风险要低，风险低到什么程度，就是要有保证，拿什么来保证，金融机构就要研究。要知道，全国的基金会加在一起盘子很大。
(本报记者 张雪弢)
人物档案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成立于1993年，是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基金会。作为基金会秘书长，李伟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八年。去年11月，他在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上又当选为副理事长。在此之前，他曾任国家环境保护局人事处处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