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今年在京流动儿童在幼升小、小升初和初升高上均遭遇难关。
以通州区为例，今年幼升小“五证”细则对于家长缴纳社保的地点有明确要求，必须“在我区”。通州区大部分非京籍家长在其他区工作缴纳社保，这一门槛令他们犯难。5月31日幼升小登记截止日期临近，他们的孩子幼升小求学无门。不仅是通州区，昌平区、东城区、丰台区等都对非京籍儿童入学提出了严格要求。
对于要在北京小升初的打工子弟，过去家长只要能办齐五证，孩子持自办学校学籍卡也有可能入读公办校。然而今年北京进一步提高“五证”门槛。但在统一的电子学籍系统建立后，“临时学籍”不再管用，自办学校的学生并未被纳入电子学籍系统中。
初升高在异地高考的政策下，门槛也被提高。近日，因户口不在北京，九名初三学生无法在北京参加中考并由此获得普通高中学籍，他们委托父母向海淀区法院对北京市教育考试院提起行政诉讼，目前海淀法院已经立案。
北京针对非京籍不断提高的门槛背后，有着怎样的人口控制逻辑？这样“一刀切”的政策真的可以舒缓北京的城市压力吗？这样做的教育代价又是什么？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认为，通州等区近期抬高教育门槛的动作，是北京市对外来人口严格管控的整体性反弹。政策进一步收紧的原因，是北京人口控制的大气候。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方针，北京“严控人口”行动全面展开。具体措施包括“以业控人”和“以房管人”等。这是一轮不仅限于北京，也同时在上海施行的非常严厉、非常强硬的清退外来人口的政策。
这个政策的主要执行手段，是把劳动密集型的批发市场迁出北京，利用调整产业结构来疏散人口。杨东平说，重整产业结构是没错的，但不能用调整产业结构的问题遮盖流动儿童受教育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保障流动儿童的教育机会是基本政策和价值，不能顾此失彼。把流动儿童的教育机会和控制人口的政策挂钩，是非常恶劣的。这使得北京在控制疏散城市人口的行政推动下，可以对流动儿童理直气壮、堂而皇之地提高受教育门槛，剥夺他们的受教育机会。
再者，这种做法伤害力大，也具有危险性。杨东平提到，这次政策波及的很多家庭，其实并不属于政府想要“清除”的“低端劳力”，其中不乏毕业后留京工作多年，稳定缴纳社保，甚至已经在京置业的“小白领”。即便是要最终疏散“低端人口”，他们所在的密集型市场明年迁出北京，今年还是要让他们的孩子在京读书。
以上海为例，2008年后做了三年的流动儿童教育改革，甚至被视为全国最好，五证变一证。但现在又恢复到五证，而且办了五证还不知道能否入学。杨东平担心，这样一来，已经在上海绝迹的打工子弟自办学校又会出现。
杨东平最后说，必须为这种剥夺流动儿童受教育机会的情况大声疾呼。他建议呼吁国务院有关负责人，高度重视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逆转，真正落实流动儿童的教育保障。杨东平建议，北京和上海，至少应该恢复到一年前的入学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