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的要求下，北京启动了新一轮的人口调控。
本轮调控尤其强调以经济手段控制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的调整，即“以业控人”被放到优先位置。除了继续重申首都功能疏解、城市规划优化之外，外迁城区中的家具、建材、服装、小商品批发市场则是最为具体的一步。
波及面更广的措施还有“以房控人”。对城中群租及城郊违建的专项打击将更加猛烈。与此同时，中心城区“坚决”停止新建商品住宅，朝阳区表态不再大量建设商品房。整个城市的住房成本将毫无疑问地被进一步拉高。
而此前已多有讨论的地铁、公交涨价问题，和阶梯水价、电价的执行，在“发挥价格在人口调控中的作用”的大框架下，以期通过提高生活成本，“挤出一部分外来人口”。
北京也再一次地修订了人口调控的目标，提出2015年将常住人口总数控制在2180万。这意味着“十二五”后两年常住人口只能增长65万。其中除去每年20万户籍人口的增长，流动人口的增量必须控制在25万。
这一系列的调控目标究竟能否实现？政府在人口调控中究竟应有何为与不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北京人口与资源的矛盾确实尖锐，对人口规模应有所控制，也是共识。但在人口调控中，政府要搞清楚自己的角色，不做不该做的事。
在陆杰华看来，政府首先要做的，是确定产业规划。“政府决定产业布局，市场决定岗位，个人决定去留。”
其次，是做好城市功能的疏解，而非单纯人口的疏解。陆杰华介绍，北京在2004年的城市规划中已明确定位，北京是“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不是金融中心，也不是经济中心。北京承载的诸多经济职能，就需要有效的向外疏解。
第三则要协调区域间的产业结构。他指出，北京的人口密度按国际水平来比较并不高，但人口都大量集中在核心区。协调区域结构发展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最后，政府要从观念上厘清，人口不是单纯的负担。“一个城市要发展，要动力，要活力，就要人。北京一味谈疏解人口，不管高端也好、低端也好，人都走了，城市还谈什么发展？”
在此基础上，再反观北京近年来提出的指导思想，“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陆杰华认为“以业控人”并没有落地。政府的大量工作在“以房管人”和“以证管人”的末端管理，“人都来了，再去管。”
陆杰华强调，最有效的管理，应是前端对就业的管理。这要求政府要落实产业规划。但在现实中却很难执行。他介绍，“以业控人”最早由顺义区提出，效果不错。但顺义是新城，产业规划调整有空间，在老城区整个产业布局已相对成型，调控空间不大。在GDP的现实压力下，北京一边提疏解功能，一边又在不断上马产业项目，“以业控人”的政策目标被架空。
陆杰华认为，搬迁小商品市场的“以业控人”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短期来看，这些低端市场的外迁可能对人口外迁有一定效果，但产业的升级不能依靠这种方式实现。如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是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形成的传统服务的市场，即便政府认为它很低端，但依然生意兴隆。
“城市的需求是多元的。”陆杰华表示，即便像海淀区搞了高新园区，所谓的“高端人口”还是需要中低端的劳动者为其服务，中低端劳动者也有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产业的升级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当人们对“动批”这样的低端市场还存有需求时，一旦迁走，必然有其他的市场来填补这样的需求。
陆杰华认为，北京此轮人口调控必然会对低收入群体带来较大的影响。不仅流动人口，户籍人口的生活成本，企业的用工成本也将因此提高。
“这样的做法，和北京讲的北京精神，包容的精神是相违背的。”陆杰华认为，若政府不能从落实规划、疏解职能的根本入手，单纯针对“低端人口”进行调控，必然会遭到舆论的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