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每一种药物投入使用时，都曾经历过人类身体的反复检验，以确保疗效和安全性，这是药物问世过程中不可绕过的一环。据统计，我国平均每天有370种新药问世，目前参与试药的人群总数约有50万。27岁的肖周（化名）只是其中之一。他使用过多个化名，从没告诉过家人试药的经历。和大多数试药人一样，他觉得做药物试验“不光彩”。从2011年至今，他参加了大约20次药物试验，拿到的报酬有三四万元。
是一门来钱快的生意
在中介发来的一条短信中，要肖周继续一项曾参与的关于狂犬疫苗的药物临床试验，报酬为500元。“试药人”在卫生法学界的专有名词叫“受试者”———即人体实验中的实验对象。每一次药物临床试验，受试者都可以获得一笔补偿费用。据一家新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这笔费用包括误工费、采血费等费用，少则几千元，多则数万元。这位工作人员特别强调，这是一笔补偿金，并不是工资。但是仍有不少人将试药作为职业，甚至以此为生。
肖周说，这是一门来钱快的生意，不需要什么技能和学历，只要有一副合格的身体，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参与。
早在上大学期间，这个看起来瘦弱的小伙子就偷偷地报名参加过临床试验。但是因为自己吸烟，没能通过试药的体检要求，也就作罢了。后来通过一档探索发现的电视节目，他开始了解试药。“药品人体试验，通常分为四期：一期试验的目标人群是健康人群，二期、三期为适应症患者，第四期是药物批准上市之后更大面积的临床观察。”肖周说。包括肖周在内的大多所谓“职业试药人”，主要参加的是一期药物试验。他说，在国内进行药物试验的大多都是仿制药，很多药物都在其他国家进行过人体试验，所以他比较放心。
在第一次参加药物临床试验之前，肖周在一家证券公司做了3年销售工作，月薪不足2000元。生活的拮据，让他又想起药物临床试验。他从论坛、贴吧里寻找试药相关的信息。不像大学时候的遭遇，这一次他通过了体检。他在封闭的试验房里度过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大夫给受试者们扎静脉留置针。过一会儿吃药，“吃完之后大夫还让张开嘴、掀起舌头看看——是不是真的吃下去了”。紧接着吃完药的5分钟、10分钟、15分钟、30分钟……就开始频繁地抽血。如此在医院度过了4天时间，换来的是一笔4000多元的报酬。
“感觉就像囚徒一样”
第一次结束之后，肖周觉得“并不过瘾”。这个自称从小就百毒不侵的人又参加了几次试验，包括胰岛素、狂犬疫苗等药物。每一次接受试药之前，他都会反复查阅药物的信息，借此评估试药的安全系数。他为自己定下一个严格的标准——只有已经在国外有过临床试验记录，并且未曾发生过不良反应的药物，他才会考虑尝试。
然而，随着参加试验的次数越来越多，最初的那种轻松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痛苦。
2011年的一次胰岛素试验中，一开始对方通知他没有通过体检，但过了一个礼拜后又说，“不合格就凑合来吧”。第二天早上7点，他来到医院，护士给扎了两根静脉留置针。8点，护士又在肖周肚皮上打了一针胰岛素，接下来就是5分钟一次的抽血，持续了24个小时。24个小时里面，肖周一次也没下床。“医生不让吃饭，一直在输生理盐水，”肖周说，“如果渴了护士就会把盐水开大一点，饿了就忍着，连上厕所都在床上，大夫给弄个尿壶。”
2012年7月的一个上午，经历了第二次24小时不间断抽血后，肖周带着8000元受试费走出医院的大门。这是试药生涯中金额最高的也是最后的一笔酬劳，却无法平复他的复杂情绪。“我们就是小白鼠，甚至都不是带引号的小白鼠，感觉就像囚徒一样。”肖周说。
解释药物影响被认同
交谈中，肖周发现大部分试药者缺乏最基本的医学常识，甚至没有人知道，甲状腺位于自己身体何处。这种信息匮乏导致他们难以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安全，但迫于生计，他们又逼迫自己接二连三地接受新的试验。对于他们而言，试药就是一场丝毫不知对手底细的搏命游戏。
一名已经数不清自己参加过多少次试验的试药者，担心多种药物的反复积累会突然带来不可预测的恶性反应，总是在黑暗中不停自言自语：我觉得身上绑了一个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会爆炸。他们的恐惧并非没有必要。2007年，在服用试验药物36天后，一个名叫王丽英的55岁女子在北京肿瘤医院因脑出血死亡。
肖周不愿看到这些人的生活被相互渲染的负面情绪所笼罩。他尝试着尽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他们解释：这种药几乎没有风险，不必担心；那种药可能会有副作用，但并不严重；另一种药副作用会比较剧烈，没有心理准备轻易不要尝试……慢慢地，肖周得到对方的信任，他在这群试药者的赞许声中获得了过去3年间从未有过的被认同、被需要的感觉。
他还试图扭转其他试药者的心态，努力想让他们相信，他们所做的事情有可能会改善很多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挽救他人的生命，而并非仅仅只是谋生的手段。但每一次的费尽口舌的尝试，总是换来消极的回应。2013年夏天，一名试药者曾在一次试药者的聚会上将盛满啤酒的杯子摔在桌子上向他大喊：“够了！我知道你很高尚，可是我真是只想混口饭吃。”
参加药物试验是在做贡献
一次试验中，肖周在医生的电脑上无意看到一份文件，药厂准备给试药者的钱是3万元一个人，但是那次试验他只拿到了2500块钱。再次见到医生时，他无法抑制被愚弄的感觉，觉得自己不过只是一个被用来赚钱的工具，过去两年间在试药者圈子里获得的成就感被击得粉碎。据哈佛大学博士后、无锡和邦生物医药公司董事长杨建良透露，他们研发的新药在国外进行药物临床试验时，给受试者支付的费用少则几千美元，多则上万美元。但在中国，从药企到临床研究服务机构，再到医院、中介，再到受试者，这存在着一个利益分配链层层盘剥，受试者拿到的往往是小头。
当“为了金钱，出卖身体”、“拿健康换明天”等字眼出现在报道药物试验者这一群体的新闻报道中，肖周觉得“尊严受到了伤害”。他认为参加药物试验跟献血相似，都是在做贡献。偶尔，他会觉得自豪。特别是2012年夏天，一次陪朋友去药店买药，药师拿出一盒药，就是肖周第一次试的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药物，“你们不知道，我那个时候的心情，有种不能被表达的激动，还有些略带冷漠的伟大。”
在做完那次胰岛素试验的3个月后，肖周结束试药生活，在前同事的推荐之下前往另一家证券公司担任IT运维工程。去年4月，肖周的母亲不幸去世，站在母亲的病床前，肖周想：“如果那时候自己多试一些药，没有拒绝那些感觉有些别扭的药，说不定妈妈就能用上儿子验证过的安全有效的药物。那么她就不会这么早离开了。”
隐患
违规操作或埋下“定时炸弹”
按照规定，受试者在参加药物试验之前应签署一份《知情同意书》，其中包括试验项目的内容、约定的各方的责权利关系，以及药物试验的风险。但在现实中，这种违规操作并不少见。“作为受试者，你提出的任何意见都可能被忽略，你只能按照负责临床试验医生的话去照做。”他告诉记者，“医生们和中介们喜欢不说话的试药人。”另一方面，不少受试者对《知情同意书》的内容并不在乎，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多看，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仿佛只是走个程序。
“圈内流行一个公式，钱数÷天数=药物危险性，很多人就按这个来计算要不要来参加试验，”肖周说，“给钱多的，反而不敢来。”肖周介绍，一些中介抓住了受试者这种心理。本来风险性高的药物试验，补偿金本应会高不少，但是担心受试者不敢报名，就悄悄把试验报酬压低。
进行药物临床试验时弄虚作假，特别是体检时蒙混过关，在试药者这个群体中，已是见怪不怪了。一位试药者就向记者吹嘘，吸烟的人想通过尿检，可以在尿检的时候，滴一两滴白醋；用10倍药剂量的联苯双酯应对饮酒问题，这样转氨酶就会变成正常值；再比如，在胳膊的针眼上涂些粉底液，就可以在另外一家医院蒙混过去。也有的受试者，在医生面前吞下药物，离开医生视线之后再吐掉。
此外，为了排除其他药物对临床试验药物的干扰，试药者必须在两次药效能完全排出体外，留下一个“干净”的身体用以新药的试验。然而，为了赚取更多的报酬，他们穿梭于各个医院之间，在短时间内频繁试药。由于医院之间对试药信息并未联网互通，医生并不知道他们上一次试验是什么时候。
在哈佛大学博士后、无锡和邦生物医药公司董事长杨建良看来，国内药物临床试验不够开放、透明。在试药流程中的违规操作，可能会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对整个药物临床试验乃至可能上市销售的药品带来安全隐患。
本版稿件据中国青年报、《智族GQ》杂志和北京青年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