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为公益律师，绝对就是因为世界妇女大会。我的任务是采访女律师论坛……本来是很被动的，第二天再去的时候，就离不开了。”两年前，女权律师郭建梅跟笔者谈到她的公益生涯的开始—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非政府组织论坛，一向比较感性的她，几乎用诗一般的语言回到当年：“那些不同肤色的人，她们相互拥抱、神采奕奕、激情澎湃、充满活力！我的血液都在奔腾。我们有着灵魂深处的沟通和一致；她们探讨的问题，都是我平时思考的……在这个万花筒的世界，突然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归宿和伙伴……是一种精神的东西。”
与1995年世妇会平行的非政府组织论坛，对于很多中国女权主义者，都是一种狂欢式的、“找到组织”的记忆。这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代女权运动家的共同体验：她们在论坛上被深深撼动，因而进入一个重要的生涯转折点。在这次会议前后，她们认识的人、建立的关系，与此后多年中国民间女权运动中的故事密不可分。
（国际妇运里程碑）
这是国际妇女运动的一个热点时刻，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与会者对北京世妇会的共同记忆：突如其来的大雨，让原定于在广场上演讲的美国总统夫人希拉里·克林顿不得不进入会场，因为空间不够，很多人只能在场外通过广播，听完她那场著名演讲“妇女的权利是人权”：“不论我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是什么，联结我们的力量总是比分化的力量来得多。我们分享共同的未来，并依此谋求对全世界的妇女和女孩们共同的尊严与尊重……借着群集在北京，我们凝聚世界的目光，共同来关注女性的生活和她们的家庭，并经由教育、健康关怀，工作以及信贷，享有合法的机会和人权，并在其国家完全地参与政治空间。”
这一理念被北京世妇会的文件确认下来。北京世妇会是史上最成功的世妇会，成为国际女权运动的新巅峰，其会议决议《北京行动纲领（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BFPA）》明确妇女权利是人权，各国政府守土有责。联合国妇女地位司的官方评论是，北京会议让女权运动重点从“妇女”转移到“社会性别（gender）”，意味着，要看到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只有通过改变社会制度与权力关系，妇女才能获得赋权（empower），得到与男人平等的伙伴地位。
对于中国，世妇会也带来了诸多进步。在开幕式上，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致辞中第一次提出“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 这一宣示，呼应了联合国“
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的要求。在世妇会开幕之前三年，中国制定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完成国家作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签约国的承诺。此前，中国的男女平等政策，在一些法律分散表达，而没有集中统一的妇女权益基本法。
（作者为性别平等倡导者、澳门大学博士候选人）
不过，对于中国，世妇会带来的最深刻的影响，是NGO的归来。
（世妇会下的蛋）
1991年，中国政府决定承办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这是中国在政治上重回国际社会的第一个努力。不过，世妇会同时还伴随着一个人数比它的政府间会议更多的NGO论坛。NGO，非政府组织，对刚刚从国家整体控制社会的时代走出的中国，不啻于石破天惊。因此，按中国人的说法，“好事多磨”，NGO论坛被改到了北京远郊的怀柔县城。
世界妇女大会带来中华人民共和国NGO的滥觞。面对非政府组织论坛上多元的议题和不确定性，必须有非政府组织代表中国妇女去参与交流，中国妇联在国际场合和国际组织提交的报告中，都被中国政府介绍为中国最大的NGO，虽然这引起了一些辩论，但这同时等于对NGO在中国进行政治“脱敏”。为了参与世妇会的各类论坛，必须发起各类妇女组织，在世妇会那年，仅仅全国妇联的团体会员，就增加了15家。此外，NGO论坛众声喧哗，被批评的包括国际宗教权威和发达国家霸权，中方认识到，NGO并非洪水猛兽，而显然是一个民间外交的舞台。
1995年9月，在怀柔的帐篷区，标语、义卖、游行示威轮流上演，不同的女权议题轮番呈现，这新鲜、多元、生机勃勃的妇女运动经验，直接催生了第一代NGO领导者。
郭建梅负责的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在世妇会之后成立。在世妇会前后成立、或者因此得到国际资助的还有其他5家“老牌”妇女NGO：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北京红枫心理咨询服务中心、西双版纳州妇女儿童心理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和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福特基金会、香港乐施会和全球妇女基金等成为其合作伙伴，提供资金，并分享其跨国女权倡导经验。
世妇会松动了中国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态度，从1996年开始，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民间社团和公益捐赠的政策文件和法律。不过，最初这6家NGO，并未进行正式的民间组织注册登记。NGO使命达成，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妇女组织领导人类似的身份背景和人脉网络—她们同时在官方单位任职或者曾经工作。譬如，从体制内辞职，全职从事妇女法律援助的郭建梅，曾经在全国妇联和全国律协工作，其机构的顾问和成员，多参与过《妇女法》起草。她们需要灵活地整合不同的资源，在官方背景和民间身份之间斡旋，让工作目标得以实现的同时，减低潜在的政治风险。她们的优势在于，地处中央和体制内单位，有渠道通过自身的专家学者身份，影响政策法规的制定，并潜移默化地“提高领导干部的认识水平”。
（理论引擎）
世妇会让另一群人回到中国。在1980年代离开大陆出国留学的学者们，急于将自己在域外体验的新的运动图景跟国内的同侪分享，兴冲冲地加入了世妇会的筹备工作。当时，海外中华妇女学会（CSWS）是主要的力量，90年代以来组织参与了与国内妇女研究界的各种研究、翻译、出版、会议及培训等合作项目，最重要的是，她们带回来一个重要的词：“社会性别（gender）”。
在1990年代，对于整个国家，“接轨”是一个关键词。为了跟国外的理论“接轨”，1993年，历史学家杜芳琴在天津师范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大学里的妇女研究中心，当年夏天，她们与 海外中华妇女学会合作了“中国妇女与发展”国际研讨班，那个班上几乎囊括了在此后二十年，妇女研究、翻译出版、政策倡导和行动项目主要的领军人物，如妇女研究专家刘伯红，陕西一系列妇女项目的领导人高小贤，历史学家金一虹等，可以说，这个班，组装了中国女权运动的理论引擎。
密西根大学教授王政还记得当年的顾虑：“在1989年以后，第一次回国做这项工作，不知道国内对我们这个女权主义是不是接受？所以并不敢非常放开地讲。但到会场一看，才知道……不光是接受，还非常迫切地寻求新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妇女在改革开放中面临的很多问题。”
19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重新分化，“妇女问题”出现新现象。当国家用发展主义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父权制文化回潮。婚姻家庭领域妇女财产、人身权问题突出；学者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精英男性屡次将“妇女回家”当作解决就业和家庭教育等社会问题的政策选项；女干部落选，女大学生就业难，女童失学，城市女工下岗，取代她们就业岗位的女农民工权益缺乏保障；一些农村妇女丧失土地使用权和集体经济股份所有权……在市场主导的资源分配中，不同阶级的妇女都面对权利的失落。
中国式的“男女平等”强调从阶级解放来寻求妇女解放，难以解释当代问题。当时，一位高层的全国妇联干部也坦率地说：“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够分析当代中国的妇女问题了。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我们应该学习任何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中国妇女问题的理论。”于是，“社会性别”成为舶来的利器。
“社会性别”是美国第二波女权运动的理论成果，也正好是1995年世妇会强调的政策核心。“社会性别”强调分析不同性别的人的角色与资源、责任和权利如何被分配，这种分配模式如何导致性别的不平等。而“社会性别主流化”要求将性别的公平，作为衡量一切制度、评价一切政策的尺度；妇女不仅仅是作为弱势群体被照顾，而应该分析是什么样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政策法律让妇女“被弱势”，强调让妇女的需求和意愿被看见，其潜力有机会发挥，而有能力捍卫自己的权利。
当时寻找新理论的渴望有多迫切？王政还记得，“我们晚上到一两点都不睡觉，被包围着，大家都到我们房间里来谈，想从我们这了解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把我们作为一个窗口。”于是，王政和她的同伴们决定，必须“着力介绍西方女权主义”。
学者们的同盟在扩张，并且，这并非人们所想象的，知识精英的沙龙话题。在一些重视性别平等的境外基金会支持下，民间的社会性别培训小组在北京、天津、云南、陕西、广东等多地成立。2000年，关注亲密关系暴力的“反家暴网络”成立，成员迄今包括全国超过70个相关团体，联合进行亲密关系暴力的研究、立法、司法与政策倡导和大众媒体倡导。2001年，一个专门关注社会性别在各个领域的主流化的网络“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成立，其成员单位包括了从青年教育、农村妇女发展、流动人口妇女、性别暴力、妇女健康、社会性别倡议、参政、媒体传播、研究与出版等有关的数十个组织。
2000年以后，王政几乎每年暑假都回到中国，她已经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开办了性别研究硕士班和博士班，学生们正在成为当下各地的学科和行动骨干。女权主义对“客观性”持批判态度，从来都宣称，女权主义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促进性别公正而非“价值中立”。因此，不少学者的研究、行动与教学工作结合，在各地从事性别与发展项目。
（力量传递，草根崛起）
1997年，作为最早一批“打工妹”中的一员，马小朵成为最早6家妇女NGO中的“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旗下的“打工妹之家”的工作人员。2005年，她在北京远郊的村庄成立了服务于流动社区妇女的“同心希望家园”。“同心”的项目开展，以一间贩售捐助的二手衣物的廉价超市为基础，成功地吸引了边缘社区中的妈妈们—因为远离就业机会密集的市中心，再加上受教育程度低，孩子需要照顾，社区中的很多外来妇女没有工作。她们1/3是文盲，不懂得教孩子，打骂孩子、重男轻女，孩子烫伤和骨折经常发生，行为问题也比较常见。同心的流动儿童活动中心，则让社区妈妈自己来做“妈妈老师”，一起学习学前教育，让学前的孩子们进行智力开发和行为训练。家园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发动大家，自己改变生活”。
“她们可能嘴巴上不提女权，可是项目里具备了女权主义的一切要素……自我充权，改变制度，妇女赋权妇女。”与马小朵合作的乐施会项目经理钟丽珊如此评价草根妇女项目。她的另一名合作者，学者出身的梁军则被所有人称为“梁大妈”。“梁大妈”负责的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也是最早的6家NGO之一，这些年，她致力于改变一种离女村民最近的制度—村规民约。
梁军总结她在村里的妇女工作：“原来抱着走，现在扶着走，将来让她们自己走。”最早，在河南登封周山村，梁军曾经在这里发起一个妇女手工艺协会，十几年下来，那些只会憨笑说不出话的会员，成了地方上的能人。接下来，梁试图通过修改存在性别歧视的村规民约条款，改变农村妇女与男性在村民资格、土地和股份权益上严重不平等的现状，来纠正农村村民的“男孩偏好”。从2009年开始，男女村民主导修订并一致通过的新村规民约包括这些内容：“纯女户、有儿有女户婚嫁自由，男到女家、女到男家均可，享受本村村民待遇”；同时，“婚后男女因离婚或丧偶将户口迁回本村，常年在本村居住的，可享受村民待遇”。在老人赡养方面，新村规明确，“纯女户老人的葬礼，村两委给予支持和帮助”。在她们的推动下，传统的婚丧礼仪，也进行了性别平等导向的改良，父系和母系的亲属得到同样的尊重。此后，这一试点在登封市325个行政村得到推广。
这些静悄悄的革命一直在发生，也许没有人将其与“女权”联系。对于这些草根的女权行动者，女权，意味着通过增强农村妇女的福祉，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妇女们之间的组织联系，提高她们在社区和家庭里的决策权和影响力。
（断裂与瓶颈）
在2005年的一个口述史访谈中，第一批妇女NGO领导人、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的负责人高小贤谈到在各地兴起的草根NGO发展高潮，和环保NGO调动的怒江大坝媒体攻势，颇有些困惑： “相比之下， 我感觉妇女的NGO弱一点， 赶不上这个NGO发展的势头……”
在1995年世妇会的推动下，中国政府和妇联系统接受了“将性别观点纳入决策主流”的说法，妇联系统的许多干部培训都有国际基金支持，国际专家参与。以项目合作为基础的“议题型女权主义”，是中国民间妇女组织与妇联系统的合作基础，这种合作也是合法性的保障。中国妇女NGO侧重与体制内合作，并且心照不宣地将功劳作为体制内单位的政绩，来促成项目。
不过，当世妇会10年之后，在体制内有话语权的学者和妇联官员陆续面临退休，项目合作的人脉可能断裂。一位在省级妇联工作多年的女权主义者对笔者感言，随着遭遇世界妇女大会荡涤洗礼、继而在国际合作项目中进一步加深对性别平权理解的一代妇联干部逐渐退休，整个妇联系统出现了工作理念的真空。
一方面，妇联仍然是妇女政治利益的代表，另一方面，她仍是国家进行“妇女工作”的抓手。越是进入基层，妇联的权力和作为妇女利益代言人的角色越弱化，而作为“妇女工作”抓手的角色更强。因此，妇联一方面仍然关注妇女的现实利益，如农家女土地权，农村贫困妇女帮扶，而另一方面，又往往策划一些贻笑大方、以传统女德规训的项目，如“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评选，举办“淑女学堂”之类。尽管随着“社会建设”大潮，妇联常常引入性别专家，但往往鸡同鸭讲，在政策和法律倡导上绵软无力，缺乏建树。当与女性权益相关的社会热点事件和议题争鸣发生时，妇联常常毫无反应，让媒体和公众失望。
一方面诸多女权项目在运行，另一方面是利益相关者—女性，对此一无所知。利益相关者的意识觉醒和动员，以及大众媒体的理解或传播动力，成为女权运动的瓶颈。
（登上大众舞台的新演员）
如何让利益相关者理解女权议题与自己的关系？如何让这些议题成为公共议程？如何让相关的信息不仅仅只流转于首都、精英圈子而地方化？
2012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发轫于广州的街头女权行动“占领男厕所”让“青年女权行动者”走上舞台。青年行动者们早就留意到广州活跃的公民社会和媒体，以及将地方性市政议题通过媒体平台进行官民协商的习惯。广州的女权发展脉络也不同于其他城市，从21世纪初，艾晓明创立的“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就开始通过主流媒体，介入并传播“黄静案”、“太石村”等女权与法治议题。总之，广州首战告捷。被戏称“OCCUPY NANCESUO”的行为艺术，诉求城市公共空间考虑女性的需求，成为中国情境之下独特的占领版本。
此后，抗议上海地铁公司咎责性骚扰受害者的“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抗议教育领域性侵害频发的“校长，开房找我”，“光头行动”抗议高校招生性别歧视等，通过新媒体平台，沿袭类似的传播路径，成功设定了媒体议程，并得到某些政策回应。性别营的培训者和女权运动媒体、行为艺术的“表演者”、随后提出政府信息公开化要求和政策倡导的律师和学者，以及向传媒充当评论人的女权意见领袖，在遍布女权媒体剧目中合作默契，也成功地将新的一代高调自称“女权”和“酷儿”的年轻人推向前台。
“青年女权行动者”背后是这样的一代人：很多人是受惠于一孩化政策而得以接受高等教育的佼佼者，却面对一个性别歧视越来越严重的教育界和职业场域。市场自由主义、儒教复古、宗教保守等各种社会思潮的交集，是让女性面临越来越多的文化与社会压力：适龄婚育、剩女污名、性守贞和生育男孩偏好。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困境。
2009年，新中国第一家女权社会运动媒体“女声电子报”创刊—它附属于一家在世妇会次年成立的妇女NGO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吹响了通向年青一代的“集结号”。“（通过办报）你会发现网上有很多内心怀有女权主义的人，但是从来都没有人跟她们联系，妇女组织从来都没有跟她们接触过……她们在寻找这个思想的资源，寻找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机会。”“女声”负责人吕频说。
通过QQ群和线下活动，“女声”的忠诚粉丝，一些个体的、自发的年轻女权主义者，成为运动的新血。
在1995年的世妇会上，代表中国的有女记者、女律师、女教授，但没有女同性恋。据说，参加过1995年世妇会的公开身份的女同性恋，只有“粉色空间性文化发展中心”负责人，女同性恋运动家何小培—但在当时，她还在体制内工作，并未出柜。
女同性恋运动是唯一不能纳入任何官方议程和组织途径的“野生的”女权运动，反而因为这个原因，她们逐渐有了自愿、独立和独特的组织倡导渠道，有了自己的媒体，并且率先使用行为艺术手段倡导反对伴侣暴力和支持同志婚姻的议题。
女权行动者最早参与的各种性别平等培训班，往往通过“拉拉”的组织网络发展了积极行动的学员，因此，许多著名的女权媒体事件背后，都是女同性恋者在行动。对于那些乐于使用行为艺术警醒大众的“酷儿”们，就一个社会议题组织一次街头发声并不需要复杂的组织工作，而往往是小伙伴吃一顿夜宵就能够决定的事。酷儿的加入，也让性自主、同性恋、性工作等妇女组织很少涉及的议题，也得到更多的公开讨论和关注。
（继续深耕）
女权议题在更深处蔓延。在华南地区，一些女工友成为工人集体谈判的中坚，女工出身的行动者，成为新一代工友服务机构的创立者，打破了劳工组织男性主导的格局。
一方面，先行者们的NGO仍然继续深耕，如“农家女书社”试图重建凋敝农村的公共生活和文化活动；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成功地建立了防治家庭暴力的多部门合作模式，成功地让反家暴社工进入医院和法院。
另一方面，新的结盟在发生。以男性为主的维权律师群体之外，出现了就妇女和儿童议题集体进行政策和法律倡导的女律师联盟。关于女权主义理论的分享，不仅仅只出现在大学课堂，也可能与女性土地维权者进行对话。新媒体提供了更便捷的方式让人们交往，关于身体与权利的前沿话题，不仅仅出现在中心城市知识女性出演的“阴道独白”，也引爆于“女工的100个不爽”、“女工月经故事”。男性试穿高跟鞋的戏码，在女权艺术展上上演，而女工组织则把它变成一次街头倡导“穿上她的鞋，同走一里平等路”。精英与草根、研究、倡导与行动的边界再一次用新的方式被跨越。
北京红枫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创立者王行娟，曾在组织世妇会论坛时遇到麻烦，因为某位领导不承认家庭暴力在中国的存在；而2014年，防治家庭暴力专门立法列入了十二届人大立法计划。不过，在这历史性的时刻，4月18日，反家暴网络突然发布公告，使命达成，停止运作。
面临各种意外，是这20年中，在中国性别平权道路上的同路人—不管她们是否用“女权主义者”自称—多多少少都经历过的。从白发苍苍的先行者，到刚刚完成女权徒步的年轻人，中国民间女权的行进，是一场复杂的接力，是一个多声部的合唱或争鸣，任何停顿都只是幕间休息，每次拉开新的序幕，她都更加色彩斑斓、音域更加深厚宽广—正如二十年前，世妇会非政府组织论坛打开的那扇窗，向中国人所展示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