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内司委已牵头起草国家慈善事业法，并预计于2015年提交审议。中国慈善立法经过10年的迂回曲折终于迎来转机。
专家提出，慈善立法首先要保障行善的权利和自由，除法律责任、监督管理等内容外，应留给社会更多的自由。
日前，中国公益研究院举办慈善立法研讨会。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表示，中国自古以来都不乏爱心，慈善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立法不可能都事事问津。因此，必须首先确定慈善立法要调整的对象是什么，调整的范围是什么。
“行善是一种权利和自由，立法首先保障这种权利和自由，此外无须法律规范的，就一定要交给社会自主调整。因为除了法律外，还有道德、习惯、风俗、文化等因素在不断对社会秩序进行着调整”。金锦萍说。
由于慈善的宗旨和目标是多元的，意味着慈善组织的多元化、慈善行为的多元化，因此，在立法的时候，应给社会留有更多的自由。金锦萍认为，立法要解决的问题包括法律责任、监督管理、税收等，“一定要注意，这些规范究竟是促进还是禁锢了行善的权利或自由。”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黄浩明认为，可将慈善立法的目标定义为三个“有利于”，即立法目标是否有利于整个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和有效发展，是否有利于公益慈善组织的健康和有序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各界自主、自愿参与慈善公益事业。
慈善立法不应只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应是一个系统工程，应通过慈善立法，由传统的政府主导型逐步变成法人自理型。
与会专家提出，自汶川地震之后，我国目前已经大踏步走进全民慈善的时代。但是，真正的全民慈善需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以企业、企业家和名人为捐赠主体，转变为身边每一个人都成为捐赠主体；二是从原来被组织、被动的捐赠转化为自发自愿的快乐捐赠；三是可增设一些常态的捐赠种类。
还有专家表示，当前由于各种原因，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领域中暗箱操作多发，成为权力寻租与腐败的新灾区，这种情况值得大家关注并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