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个人究竟怎么看待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资助活动，比如在人权、女性、生殖健康等领域内的资助，是否带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成分？
答：福特在中国很谨慎，并没有专门地、公开地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如强调人权。多年来他们对中国的国情相当了解，其资助重点也随着中国改革的需要而调整。我觉得他们很注意尊重所在国政府的政策，并不想介入政治敏感问题。它也不干涉所支持的研究项目的结果和观点。基金会是不受美国政府控制的。不过一般说来代表了美国的主流思想。当然，所有美国人都将推行民主价值观看成是自己的责任。
福特基金会在计划生育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2000年底中国计生委等几个政府部门联合授予“计划生育国际合作奖”。如刚才讲的，基金会海外工作与政治有关的主要在冷战时期（50-6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很早就支持计划生育工作，不只是在中国，在印度等国家也是一样的。说到底基金会的思想代表了美国改良派的思想，只要同情穷人，就会支持计划生育，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美国政府是反对中国计划生育的，但是政府不能干预基金会的活动。
问：如何看待美国社会对基金会的批评？基金会的资金投向选择是否体现了财富对社会的控制？对其他国家的资金投放是否存在“文化渗透”、“文化帝国主义”的倾向？
答：所谓“文化渗透”和“文化帝国主义”是个老问题，一向存在不同看法，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问题，很复杂，我们今天无法详细讨论。这不是基金会本身特有的问题，可能基金会的资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种交流。例如资助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主要在于你怎样看待留学这件事，怎样看待留学生可能接受的影响。接受什么思想是个人的选择和判断。如你刚才提到，参加了福特基金会在中国资助的关于妇女权利、生殖健康等项目，因而对人权，特别是妇女权利问题有了新的觉悟和要求，这有什么不好？如果说这叫“文化渗透”，那是应该欢迎的。
问：基金会在美国蓬勃发展，数量众多，在社会中成为重要的“第三力量”。您在书中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这种情况的产生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富人阶层在中国已然浮出水面。您觉得中国是否具备基金会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基金会在中国会有怎么的发展前景？
答：中国有两种传统，一种是旧的传统，如在台湾、香港生活的华人的传统，和美国的传统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家族观念强，把财产留给子孙，还有一个就是捐赠时个人的名字是比较重要的，比如邵逸夫，到处都是逸夫楼，他总是捐有标志性的东西。相同之处在于赠款在社会制度上的障碍比较少，台湾、香港大概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这个我没有详细研究过。不过据了解，台湾有的佛教团体的慈善基金会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和社会影响。
但是在中国大陆，基金会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还很欠缺。特别困难的是制度问题。首先是私人财产的保障问题。当然现在不可能出现解放初期那样没收私财的情况，但是政策的变动就会导致私人财产的变动，官方对个人有很多的权力，有产者缺少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要有钱人源源不断地拿出钱来为社会服务，成为一种风气而不是个别行为，实在不容易；再次，美国的资本家都特别爱美国社会，他们觉得自己比政府更有责任维护社会，不希望发生什么动荡，而我们不论是大款还是一般人主人翁感都比较淡薄。习惯于认为什么问题都是党和政府的事。
法律不完备也是一大困难。到底什么算是公益事业，公益事业在什么情况下享受免税待遇，免税免多少，都没有详细的法律规定。再者，逃税的可能性这么大，免税的吸引力就没那么大。
最根本还是结社自由的问题。现行的社团登记法规定“挂靠单位”，就是怕政府失去控制，实际上是多方限制纯粹的民间组织。假设某个好心的富人注册成立一个基金会，暂时获得合法的身份，越做越大，蓬勃发展起来，政府肯定很害怕，不高兴，哪怕做的全是好事，哪怕毫无政治性，实际上帮了政府的忙。因为老百姓记住了基金会，没有记住共产党（笑）。
从内部因素讲，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资本家是从乡镇企业发迹的，文化水平低，素质差，跟20、30年代新兴的民族资本家大不相同，跟美国的富人也不一样。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中当然也有是经过艰苦奋斗的，但是没有行过贿，或变相行贿的大概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享乐的观念是不一样的。美国很多资本家对个人享受、花天酒地的生活都不是太感兴趣。中国人要么轻富，安贫乐道；要么敛财，留给子孙；要末穷奢极侈，炫富。现在的大款过去受穷，一旦发财恨不得给所有的人看。这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中国底层人的一种心态，是暴发户的心态。要他们带头发展公益事业是比较难的。
可是我觉得重要的还是外部环境，外部环境不解决，根本不可能发展真正的私人基金会。现在已经有些人愿意做公益事业，只要政策向这方面推动和鼓励，人们自然而然会做起来的。
问：“一个社会的延续和发达在于它如何取得发展与平等两者之间的平衡”，美国的基金会制度是社会平衡的重要途径，在欧洲则是维持良好的社会福利。根据您这么多年的研究，您认为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来缓和社会矛盾呢？
答：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很强大，工人运动也比较发达，工人们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很强，于是发展出了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福利，它们的高额累进税就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均贫富”的思想。美国早期政府力量很小，私人的社会福利先发展起来，后来政府职能扩大，实现了小政府向大政府的转变。国家发展到今天，无论如何，政府的财力总是比私人大，有能力也有责任承担主要的社会保障，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美国也不例外。
中国的情况是，以前个人的生老病死号称由政府全包。但事实上主要还是城市居民，农民从来没有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任何保障。改革后，在走向市场化的大背景下，政府在城市正在逐步退出很多领域。而与此同时，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在急剧发展。既然政府不鼓励先富起来的人管穷兄弟，在理论上就应当由政府管。但是政府又没有能力全管，这一块空白就越来越大。在临时性的灾难时呼吁社会捐助，也的确有许多企业或个人捐助，但这解决不了长期的问题。何况救灾款究竟用到何处常使人不放心，因为没有制度使其透明。
我国发展到目前的情况，整个社会改革强烈呼唤公益组织，政府应该从观念、政策和立法三个方面鼓励公益组织的发展，发展公益事业，才能起到牵制贫富分化的作用，不是通过压制发财，而应该鼓励财富回归社会，为社会做好事。其实政府大可不必惧怕民间力量的发展。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保证公益组织在非政治的范围内活动。事实上，美国的法律也规定基金会不能搞政治活动。
问：如果愿意，您是否能谈一下您对中国目前公益事业和ＮＧＯ的发展的看法。
答：我个人觉得目前NGO离中国还太远。现在所谓的NGO，真正的还不多，半官方的占多数。有一些官办的基金会当然比没有好，但是基金会如果属于政府的话，就失去了调节社会贫富的意义。只要民间组织不能独立，什么都很难说。政府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对民间组织的看法和态度，还要制订相应的法律。
缺乏透明度也是一大问题。我个人后来不太愿意捐款给希望工程，因为不知道钱用到哪里去了。美国基金会的透明度很好，法律规定不仅税务部门可以查财务报表包括工作人员的工资，任何一个公众，包括外国人（我个人就是外国人）都能查阅所有的资料。大家都特别放心。很少担心某某基金贪污，如果有这样的事，马上就变成一个大丑闻，公之于众。
不过，在我国特定的情况下，既然NGO还没有发展起来，政府原来应有的责任决不能推卸掉，特别是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事，例如医疗卫生、教育等等。
问：在您的书里，专门有一章介绍美国的社区基金会。由于社区基金会的工作重点都在社区之内，鲜有美国的社区基金会到中国开展工作，所以不为一般国人所知。您个人怎么看待社区基金会在美国的情况？这种模式是否应该以及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答：社区基金会关心本社区的切身利益。多采用公私合营的方式，当地政府出一部分钱，社区筹一部分款，由基金会管理。基金会是一种很简便的机制。谁想为社会做贡献，或大或小，就有一个很健全的地方，你把钱给它就行了。一种是捐赠给社区基金会，没有任何要求，另一种是捐赠者指定用途。
社区基金会在社区起资源提供者、经纪人和触媒的作用，如著名的代顿基金会就在社区开展失业人员培训、职业介绍等活动。如果不能发展私人基金会，学习美国社区基金会的经验我觉得也许比较可行。利用原来的组织机构和形式，比如居委会，在现有的社区工作上多一个集资的功能，作为过渡形式，最终变成社区基金会。工作人员只要能热心地做事，暂时拿街道的工资也可以。不过这里当然又有一个逃不掉的怪圈，就是上面还是有婆婆，仍然免不了要归某个官僚机构管，还是有权和利的分配问题。如何解决基金会的自主权和捐资者的监督权仍是大问题。
问：目前，国内绝大部分ＮＧＯ的资金主要来自国外的基金会和国际ＮＧＯ的资助，在国内和社区的筹款能力十分有限。中国发展简报的主编高扬先生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些机构会渐渐撤出中国或者减少对华资助的额度。因此他十分倡导“当地资源发动和筹措”（见中文刊2002年夏）。您对这种状况有何判断？有什么应对的策略？
答：我没仔细研究过中国NGO的资金来源。如果外国基金会的资助是国内NGO的主要资金来源的话，那与外国基金会在中国做一些项目本质上差不多，是好事，但是另一回事。中国公益事业调节中国贫富悬殊问题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比如一些中国有志之士办的环保组织，资金哪里来呢？后来我发现主要还是国外的钱。其实中国应该也有大款支持，但是中国人就不干。这里面一方面是缺少有理想的大款，另一方面法律不明确，不鼓励他们这么做。说穿了，就是两个问题：从根本上改变对NGO的观念；法律明确。其实法律制订起来也不难，不仅仅是西方国家，亚洲的一些国家和香港都有现成的法律可资借鉴。过去把外国基金会当作“和平演变”的工具，疑虑很多，现在似乎好一些，是一个进步。但是现在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政府对中国本国的民间组织似乎比对外国的疑虑还大。但是这一事物是不可阻挡的，现在应该是变防范限制为积极鼓励的时候了。(完)
《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资中筠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