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孙君、谢英俊等一批搞了十年乡建的民间人士，去年终于集合起来组建了“中国乡村建设院”（又称“华夏乡建院”），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专门从事新农村规划、设计、建设的专业服务机构。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成立一年来，虽有很多地方邀请其参与新农村建设，但能吸引中国乡村建设院有兴趣参与其中的少之又少。
这是因为中国乡村建设院心目中的新农村建设和政府官员心目中的新农村建设存在很大的差异：
首先是对新农村界定有差异。中国乡村建设院认为，中国有10%的村庄最终会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这10%的村庄不在新农村建设之列；大约有60%的村庄是要逐渐凋敝的，其中70%左右的人口最终是要进城的，20%左右的人口最终会向30%的中心村集中，这60%的村庄的绝大部分将来会成为专业型的生态养殖小区和农机化大农区。在中国乡村建设院的视角里，只有30%的中心村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中国乡村建设院的新农村建设，不仅将中心村建设和非中心村建设加以区别的，而且还将村庄建设和养殖区、农区建设加以区别，避免造成新农村建设的极大浪费。
中国乡村建设院的目标非常明确：只参与30%的中心村建设。对政府“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式的新农村建设持批评态度。
其次是在样板村选点和预期上有差异。在30%的中心村中，选择什么样的村子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示范村建设要实现哪些目标，中国乡建院是严格按照五句话来选点和定位的。即：我村我素，我村我品，我村我业，我村我家，我村我根。
“我村我素”，是说我村有我的元素。譬如，有山、有水、有好人，有古树、古人、古宅子，有历史、故事、有文化，有好吃、好喝、好玩处，有便利的交通或好的区位……，概括起来是“五素”——风水、区位、文化、历史、物产。元素越多越好，元素越有个性越好。
“我村我品”，是说我村能够建设出品位、品格、品质、品牌。能够建出“四品”的村庄，就值得好好建设。或者说，要建就得建设成“四品”村，中国的农村建设不要跟全国各地的城市建设一样——千篇一律，要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景”的思想建设“新农村”。
“我村我业”，是说新农村建设好了，就自然有就业了，村民基本不需要靠外出打工谋生了。在“逆城市化”时代，农业和农村文明是具有极高消费价值的，把元素丰富的村庄建设成为有“四品”的村庄，村庄发展服务业和农业服务业化就可实现了，村民就业就自然解决了，农产品也不愁销路了，农民收入就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了。
“我村我家”，是说村民不出村就有活干，不出村就能够把农产品买个好价钱，就能活得有滋有味，就会把村庄当作家园，就会认同村庄是自己一生一世的家园。现在，很多地方花了大钱建设新农村，村民最终还是外出打工，年青人最终还是不愿意、也根本不会回到村子安家，建设这样的新农村就等于在造垃圾。
“我村我根”，是说村子建设好了，村庄的人都对村庄有认同了，都以自己是这个村庄的人为骄傲了，本村的女孩子不愿意嫁出去，外村的女孩子愿意嫁进来，甚至外地的人都想来这个村子买地建房。本村的成功人士，无论离开村庄多远、多久，最终还要回来认祖归宗，叶落归根，光宗耀祖。中国乡村建设院要建设的新农村，是500年都不落后的新农村，是500年持续人丁兴旺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农村。
政府建设新农村，一般是优先选在领导蹲点的村子。不管这个村子30年后是否还有村民居住，更不用说是500年后是否依然兴盛了。甚至在制造业、加工业严重过剩的大背景下，还通过权力干预上一些根本没有前途的项目，这样的新农村建设有异化为“权力大比拼”的形式主义政绩工程的危险。
一句话关总：中国乡村建设院其实是想“把农村建设建设得更像农村”，为“适应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并存之趋势建设新农村” ，而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官员是想“农村城市化”。
第三是建设新农村的方法、理念和目标不一样。中国乡建院不主张政府和开发商联合主导新农村建设，反对外部力量借新农村建设之名行任意摆弄农民获得利益之实。开发商是以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第一位的，很难和农民的利益一致，这也是一些地方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被上楼、叫好不叫坐”，“农村新房建起来、政府形象倒下去”等现象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花了大力气，往往好心办了坏事。中国乡村建设院主张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利益是第一位的，甚至是唯一的。必须坚持农民是新农村建设主体的基本原则，政府做以辅助和指导，其他社会力量协作。并在建设“四品”新农村的过程中，把村集体经济建设作为同等重要的任务，促进村民共同体建设，增强其主体性，最终把村民共同体（组织）建设成集“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三种职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农民组织。
第四是建设新农村的着力点不一样。中国乡村建设院参与农民主导的新农村建设要以无垃圾——恢复农业文明优势为起点。城市就是一个造垃圾的大工厂，城市越大垃圾越多。农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本质区别在于农村可以做到没有垃圾。譬如，人生活在城市，每天吃的是食物，排出的是垃圾。但人生活在农村，吃的是食物，排出的是肥料，是宝贵资源；食品过渡包装等造成的垃圾也是城市文明的副产品。从这点上讲，农村文明和农业文明本来是比城市文明要先进得多的文明——可持续文明。农村建有漂亮的房子、硬化的水泥路等，却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比城市还不文明，这在中国乡村建设院看来就不是文明的“新农村”了，这样不文明的“新农村”就没有价值了。农村消灭垃圾不难，教育到位了，认识到位了，习惯就会变的，习惯变好了，农村完全可以做到没有垃圾。我国有多个花了数十亿财政资金建设的新农村示范区域，我去看过了，家家户户门前都建有垃圾桶，桶内桶外都是垃圾，到处依然污水横流。政府花钱买垃圾桶放在村民家门口装垃圾只是多了个垃圾而已。农村没有垃圾，只有资源，不需要也不应该有水泥垃圾桶。在当下垃圾成堆的广大农村，没有垃圾的村庄就是“世外桃源”，就是城市人向往的地方。所以，中国乡村建设院协作农民建设新农村，以无垃圾——恢复农村文明传统是起点。可惜，很多地方政府还不完全理解中国乡村建设院的农村无垃圾理念，他们往往把建房子、水泥路等等同于新农村建设。
第五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不一样。中国乡村建设院参与建设的新农村，不仅重视村民住房、道路、水系等硬件建设，更重视社区金融和孝文化等软件建设。中国乡村建设院主张把中心村建设成养老村、敬老村。中心村不仅要建成农村老人喜欢的新农村，还要建成城市老人也喜欢的新农村。中国由于数十年的计划生育，人口已经进入加速老龄化阶段，老龄化程度可能是世界最高的，尤其是农村。中国乡村建设院认为让中国城乡老人在养老村养老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模式（低成本、高品质），也是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分享未来中国最大产业——养老产业的一杯羹）。中国乡村建设院还主张中心村都要建立河南信阳郝堂村式的“社区养老资金互助社”——资金互助促发展，利息收入敬老人。中国乡村建设院主张尽量扩大农村“社区养老资金互助社”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促进村庄共同体集体经济壮大和共同体民主自治。新农村的软件建设需要较长的时间过程，但政府官员在新农村建设上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故重硬件建设而轻软件建设。
我国每年经中央政府各个部委投入新农村建设的资金高达数千亿。我国大约有45万个村庄（行政村），除去5万个要并入城市的村庄，剩下40万个待建的村庄，如果重点建设其中30%的中心村，应该是12万个中心村。假如每年3600亿元用于这12万个中心村建设，每年每村是300万元。连续10年就是3000万元。每村3000万元的财政投入至少可以调动农民和社会1亿的资金参与新农村建设，加上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节约出来的土地收入，新农村建设资金会更加庞大，何愁建设不好12万个中心村呢？！将来，全国城市生活着10亿多人要消费农业和农村文明，何愁12万个新农村不兴旺发达呢？！
我国近100年，经历了五次大的新农村建设“运动”，现在是第六次新农村建设“运动”，不仅有历史经验教训可以借鉴，还有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的新农村建设经验教训可以借鉴，再加上我国现阶段对新农村建设投入的财政资源远超中国历次新农村建设、甚至远超日韩台的新农村建设的“后发优势”，只要我国新农村建设秉持科学理念，方法得当，一定可以建设史上最好的新农村，造福千秋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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