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协会
和华侨协会1的两个志愿者一起去考察村民饮水情况，以确定其是否符合协会开展项目的标准。车子顺着盘山路行驶，到达村口时，还有很长一段不怎么好开车的山路。因距离村子实在太远，志愿者还是决定开车进村。中途路太陡，车子几乎开不上去。一个志愿者说，以前协会没车，像这种路，都是徒步走进来。
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开始了实地考察：听村长介绍村子的情况，跟随村长爬上爬下去寻找水源……尽管山风比较凉爽，在没有树荫遮挡之处，太阳还是毒辣辣的灼烤着皮肤。协会的两个志愿者很认真的询问情况。近两个小时后志愿者才离开村子。在途中，我和一个志愿者耐不住疲倦，差不多睡了一路。回到协会的办公室，感觉已经筋疲力尽。志愿者说，差不多还要去两次考察，才能最终确定要不要在那里开展项目。
在这之前，还跟随志愿者参观了协会修好没多久的学校。崭新的学校和周围黑色简陋房屋形成鲜明对比。因为是暑假，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只有几个小一些的孩子开心地在楼梯上爬上爬下，几个穿着粉红色衣服的小姑娘羞涩的对着我们微笑。
看到协会开展项目的情况后，相信没有人会怀疑协会在当地开展项目的真正目的。修建学校、卫生室、提供人畜饮水的服务，项目虽小，但足以让援助对象直接受益。但是，外界关于协会传教的质疑似乎越来越重，尽管协会的负责人马修否认协会有任何传教的行为，协会禁止志愿者传教。传言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注意，甚至也影响到其他在贵州开展项目的国际机构，政府对国际机构更加谨慎。
政府的冷板凳
从90年代开始，国际机构开始进入贵州。据贵州师大的老师任晓冬介绍，香港乐施会算是最早到贵州开展项目的国际机构。1992年，香港乐施会与贵州威宁县政府合作，在威宁石门坎开展综合扶贫项目。1993年，在威宁草海项目中，福特基金会、国际鹤类基金会进入。加拿大国际发展署也比较早进入贵州。现在，麦克阿瑟基金会2、亚洲基金会、香港社区伙伴、国际行动援助、世界宣明会、国际竹藤协会、国际温洛克、法国发起发展协会、华侨协会等国际机构在贵州开展项目。
贵州生物的多样性，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性，贫穷问题的突出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吸引着这些国际机构的进入，但贵州政府对他们的态度却不怎么热心，国际机构在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时，困难重重。
ID3和政府的合作不是那么顺畅。ID负责人马龙介绍，中国县乡政府比较难以理解ID的工作方式，由于双方思维方式不同，在与政府尤其是和县级政府合作的过程中显得更困难。马龙认为主要原因是项目不能让县级政府直接受益，双方只是合作伙伴，ID不能提供更多资金给对方；县级政府平常很难下乡；县级政府有自己的计划，有时并不能与ID的项目达成一致；另外，双方对项目质量的要求不同。
尽管合作困难重重，ID尽量去寻找好的机制，找到双方共同的兴趣点进行合作。马龙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方面的特殊性，决定了困难的存在。中央、省、市、县、乡的政治体制结构，使得国际机构在中国开展项目，必须找到相应的政府合作单位。但一级级政府联络下来，浪费了很多时间。同时，马龙外国人的身份在当地也是非常敏感。
华侨协会的马修在回顾自己的工作时写道，协会“受到村民和乡领导的热烈欢迎，贵州外事办对我们也很友好，北京对我们的工作也表示赞同，2002年，我是在人民大会堂获得友谊奖的外国人之一。因为大多数的乡都很配合我们的工作，所以工作才能顺利的开展，理解协会没有任何隐藏的不良动机，不是为了传教，更不是间谍。尽管大多数项目是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例子，我们在非常需要像样学校的地方工作受到阻挠，很不愉快。但毕竟少数，大多数的乡领导还是欢迎和支持的。”通过描述，我们不难看出，协会与乡一级、省一级乃至北京的关系不错，至于文中没有提到的和县一级政府合作的情况，马修只是说，和里面人员有比较好的个人关系。
从政府的宏观层面来看，任晓冬认为，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不似云南有很长的边境线，四川是人口大省），贵州政府重稳定胜过重发展。因怕承担责任和政治风险，对于NGO这样的新事物，自然相对保守。“民间机构不到一定的数量，反映不出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趋势，政府机构会觉得（和民间机构合作）麻烦比好处多。”这就导致国际机构从政府层面得到的支持有限。在国际机构对当地的投入上，政府也不愿意进行相应配套。已有数家国际机构抱怨，在贵州开展工作特别难，尤其是和政府合作时，他们已经不愿意再到贵州开展项目。
注重本土化
任晓冬认为，无论如何，国际机构既然选择了在贵州开展项目，就需要了解贵州的水平和发展现状，尊重当地的情况和政府的相关程序，尊重当不沟通好”。黄主张国际机构应该主动和政府各级部门沟通，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怀疑。
贵州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中心黄明杰也是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很多国际机构进入贵州比较盲目，带着在别的国家的发展经验，一腔热血来到中国。在中国做发展项目需要国际上的发展经验，但更要了解中国国情。黄举了个修学校的例子。修学校看起来是很小的事情，但如果没有和教育部门沟通，得不到政府承认，即使学校修起来，谁去做相关配套？老师谁给你配备？因不了解国情，一腔热血却在贵州折戟的国际机构并不少见。
黄认为，现在政府管理严格，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是一件好事，谁都不能保证所有国际机构到中国都是做与发展相关的工作。从政府相关部门的角度看也许会发现问题。“与其疑人偷斧，不如主动和政府沟通”。黄主张国际机构应该主动和政府各级部门沟通，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怀疑。
国际机构除了要尊重本土的政治体制架构，还要注意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在贵州基层边缘地区，外国人的身份已经比较敏感，再加之语言交流的障碍，若无合适的中国本土员工，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有的国际机构为了更好的在中国开展好相关领域的工作，会要求项目官员是该领域的专家和能熟练的运用汉语，也是出于本土化的考虑。
在贵州的国际机构本身也面临机构治理的瓶颈。贵州相关发展人才短缺，国际机构很难招聘到合适的人。有些国际机构的大部分员工都是志愿者或者兼职，这种人员构成，为机构的不稳定性埋下隐患，一旦占据重要职位的志愿者离开，机构某些方面的工作很可能不得不中断。
国际机构的发展与其负责人个人的能力有很大关系。负责人是善于沟通还是更愿意独立工作？有良好的管理团队的能力还是放任机构松散运作？不同机构负责人的选择不一样，机构的命运便也不同，在贵州目前的环境下，选择前者尤其重要。
窗口、桥梁和黏合剂
贵州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中心和贵州PRA网的存在，对于国际机构的进入、了解贵州和在贵州开展工作，及与相关政府部门的合作起了窗口、桥梁和黏合剂的作用。
1993年，国际鹤类基金会与贵州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中心，和草海管理处合作开展的草海国际项目，在“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保护与发展领域”方面，取得很大成功，影响很大，“中央台的重要栏目都在报道‘草海经验’”。贵州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中心与国际鹤类基金会以项目合作的形式合作了12年。
合作中心与国际NGO打交道，是其业务范围内的工作。国际机构与合作处的合作，为其在贵州开展工作带来便利，合作处为国际机构在省内工作的开展提供咨询和建议，帮助国际机构尽快克服“水土不服”。同时，合作处背靠环保系统的优势，通过环保局也可以指导下属机构如何和国际机构合作。合作处汇集了众多国际合作项目。
PRA网也扮演了国际机构进入贵州重要的桥梁的角色。“国外基金会到贵州做项目计划和评估，都会找到贵州PRA网”PRA网的核心成员大都在国外学习过发展学科和在国内实施过一些国际发展项目，有一定的与国际机构打交道的能力。通过PRA网，国际机构的相关信息也会及时扩散。“目前，贵PRA 网已经成功地将福特基金会、香港乐施会、亚洲基金会、香港社区伙伴，英国行动援助等国际组织引入贵州，并在网内开展一些发展项目。”任晓冬说。
同时，PRA网的网员有很多是国家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这就为外部的国际机构和内部的政府部门搭建了交流和沟通的桥梁。
桥梁的存在，对于政府和国际机构的沟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于未来国际机构在贵州的生存环境，任晓冬认为，受云南NGO参与怒江水电站修建事件的影响，国际民间机构在贵州的运作，逐渐要艰难。在水电站修建的问题上，贵州与云南一样也有比较严重的社会冲突，只是NGO还没有介入。但同时，任认为，国际民间机构以后进入贵州肯定会越来越多。将来资金进入的方式会更加的多样化。
也并非所有在贵州开展工作的国际机构都感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香港社区伙伴4贵州项目经理洪璇璇说：“自从在贵州开展项目以来，并没有感受到政府的阻力。”这与不同国际机构的背景、在当地运作项目的手段也有关系。 ■
注释：
1.见本期《华侨协会》
3.见本期《法国发起发展》
4.见本期《社区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