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半年来我一直在逃避。不少杂志报纸来约稿,似乎我最应该写些什么,但是我写不出来,也不愿去想。感谢朋友们的关怀,旧雨、新知、同辈、晚辈,甚至素昧平生的读者,总有不断的电话和来访。我也有意把自己弄得很忙,开会、讲学等等,虽然还没有有求必应,但比平时接受邀请积极得多了。就是为避免闲坐独思。似乎是用许多事塞满时间,塞满脑子,忘记那变故,忘记自己余生将独处的前景。现在要整理他的书画集,我不能再逃避,应该有所交代。只是开过几个头,每一进入境界,就悲从中来,不能自已。
先从本文题目说起。乐民去后,我和女儿一同整理他的遗物、遗稿,发现竟有那么多的未发表的文稿、笔记,还有那么多书画,大大小小随便卷起的宣纸算来起码有几百幅,外加扇面和几本织锦面的册页。书桌上随便放着一页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把一切麻烦之事都摆到理性的天平上,忍耐、坚持、抗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回不是毛笔而是圆珠笔写的,而且显然笔已经拿不稳了。这是他最后进医院之前留下的字迹,那时他已经身心衰竭,大约自己有所预感,所以写下这几行字,代表最后的自勉。我脑中突然冒出来:蜡炬已成灰,春蚕丝未尽!作为“未亡人”,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将这些未尽之丝留存人间,不让它灰飞烟灭。
他自己未及看到的遗著首先是《对话欧洲》,他看到了校样,却来不及见到成书。下一本是《启蒙札记》,以过去近两年来连续在《万象》上发表的系列文章为主,连同其同一题材的文字集结出书。还有一本他自己初步整理的随笔,自题为“碎石集”,也在进一步归纳、编辑,预计可出一文集。另外那几十本读书笔记,欧洲所已“立项”,由几位生前同事先仔细阅读一遍,以便决定是否或如何整理成可供发表的作品。
乐民的习惯是,凡读书有所得,就随手记下,起初并不想到发表。第一本《书巢漫笔》是在一位青年学者帮他整理文件时发现后建议下才集结出版的。此后学者随笔散文蔚然成风,“需求”日盛,他也就经常在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到一定时候结集成册,陆续出版了几本集子。不过他的读书笔记还是远超过已经发表的。他留下的几十本笔记本大小、规格不一,每本分类却很清楚,如“康德”、“莱布尼茨”、“黑格尔”、“伏尔泰”、“老子”等等。里面密密麻麻一段一段地抄录原文,有中文、有外文,段后有“乐民识”就是自己的评论和心得。其中少部分已纳入文章著作,而大部分只是素材,是准备日后写作的基础。其实这是老派学者的传统,先有给自己看的、或不知道做什么“用”的笔记,然后才考虑发表给别人看。曾在《文汇报》见到一篇关于钱基博先生的文章,其中提到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以其读书笔记为基础的,并留有大量待整理的笔记,惜全部毁于“文革”,我就想起乐民是承续了这一传统。这里只是讲这种读书写作的方式, 当然不敢与先贤相比拟。他始终坚持那一代读书人的传统,可以当“厚积薄发”而无愧。
至于书画,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发表,甚至很少示人,纯粹是自己的寄托。堆到一定时候,自己粗粗整理、卷起,找个架子存放。以至于我直到他去后仔细展阅,才意识到作品量之大,而且倾注了如许心力,包含多少深意。于是在家里有限的条件下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展示(不能称“展览”),主要请三联书店的朋友们来做一番评估,是否可以选出一部分印刷出版。我认为,如果要做这件事,非三联书店莫属。因为乐民不是专业书画家,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名气,如果不是与其人、其情、其学、其“气”联系起来,就意义不大了。而“三联”的传统具备这种综合的文化底蕴,还有与我们有多年交往的几位资深编辑能对此人、此事有足够的理解。果然,他们来看了之后,不用我多说,对于应该做、如何做,很快达成共识。事后,三联书店的领导立即做出决定列入计划,按部就班地着手进行起来。这一切都令我感动——为乐民身后未尽之丝,也为出版界延续未断的文脉。
我们这一代人的沉浮、哀乐,包括闲情,都离不开政治大背景。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钢琴与政治》,是说我少习钢琴,到“革命”的年代放弃了几十年,改革开放以后,环境开始宽松,又恢复弹琴。乐民的写字作画大体上也如此。始于少年、中断于那“革命”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再捡起。不过书法与弹钢琴不同,并未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情调,大约与革命领袖喜好书法有关。“字写得好”总算是一长处,有时还有一定的用处,例如被叫去写一些宣传标语、丧事的挽联、花圈飘带之类。我曾以《祢衡骂曹》中的戏词揶揄他:“荀、荀攸,可使吊丧问奠。”他就接过来常以此自嘲。这种红白之事他直到八十年代还为慎之先生做过。一次是一位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荣休,所在的大学为他举办一次隆重的会议,请老李参加。老李无以相赠,决定送一幅字,词是他自拟的,但他与我有同一遗憾,就是自认为毛笔字拿不出手,于是让乐民写,而且以他特有的坦率说,这回你得做无名英雄,我不会告诉美国人是你写的。另一回是一九九二年钱锺书先生报病危,老李准备好一副挽联,让乐民写。但是后来钱先生出现转机,拜现代医学之力,又延续了几年寿命。待钱先生去世,已时过境迁,老李没有再提起这副挽联。本集中“石蕴玉以山秀,水含珠而川媚”这副对联题的是“书李慎之词”,大约就是那副挽联,但我不能肯定。乐民大概比较喜欢这两句词,写过不止一幅,并以词意作画。
他还有一桩“光荣”事迹:一九五五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齐白石“国际和平奖”,那奖状上面的中文文字是他写的,当然是奉命之作。说明当时他的字在本单位已经得到公认。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在维也纳时,大约因当时的领导氓公(李一氓)的喜好,竟备有文房四宝。乐民间或写写毛笔字,有时给领导写汇报也用毛笔。他还用毛笔写过他喜欢的鲍照的诗句:“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这使我隐约感到他有些怀才不遇之意,当然在那个年代这种思想是不能公开表达的。最近他的老同学、挚友蔡鸿滨君给我的信中提到他们中学毕业时,乐民赠他两句诗,正巧就是这两句,可见他自少年即对这两句诗情有独钟,也算得上是“少怀大志”。还记得在维也纳时他用墨笔画过一幅松树,自己很不满意,题字曰:“此树以画柳之笔画松,故败。”我对此印象较深,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他还会画国画。有一次出游遇雨,雨景甚美,他回来写过一首诗,我只记得两句:“缥缈米癫意,苍茫大痴笔”,并给我讲他如何欣赏米氏父子。那是在领导暂时回国,我们单独留守国外的短暂期间。在兢兢业业恪守纪律的同时,相对说来工作比较轻松,心情也比较宽松,还容得下一些闲情逸致。我那时在政治上一直在“没有改造好”的紧箍咒中,而另一方面私心却还有一点自负,唯一有自知之明的弱点是写不好毛笔字,始终是我的遗憾,所以对他的一笔好字不由得有所心仪。这可能是后来被“争取”过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后来我们就奉调回国,接着又“运动”不断,他不可能再有那闲情逸致了。
他重拾笔墨,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起初只是写字,以后才想起作画。那时分配到了一套共二十四平方米的房子,是我们第一次有了独门独户的居室。除必要床具等之外,只摆得下一张三屉桌,两人共用(女儿已经上大学,周末和假期回来住),颇受限制。偶然写写,也没有想到保留。
这次为书画集选的一九八三年一月自撰的那首诗有一点来历:我们搬进那套新居后不久,总是闻到一股臭味,盖因居室壁橱的墙毗连楼梯口的垃圾室,墙有缝,所以飘臭。时间长了,如入鲍鱼之肆,我以阿Q精神戏曰:“斯是臭室,唯吾德馨。”乐民就写了“唯吾德馨”四个大字钉在墙上,不久就脱落,不知去向,那首诗总算保留下来。
一九八七年搬入东总布胡同新居,条件有所改善,各自有了专用的书桌。他的字画也多起来。需要说明的是,本集中那幅写滇池大观园长对联的字,自题称“自陋室迁至漏室第一砚”,日期“一九八九年”当是一九八七年之误。“漏室”云云,是因为喜迁新居后,发现因建筑质量问题常常漏水,不仅下雨漏,晴天亦然。漏、陋谐音,从此就以“陋室”名我们的住处,直到迁至芳古园仍沿用此名。
从这次所选入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的创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上半叶为最多,显然那个时期创作灵感特别旺盛,腕力也还可以。辍笔多年,他在重练基本功上下了不少工夫,废稿三千可能夸大,但确实丢弃了不少。留下来的中间大量纯粹是潜心研习之作,所以各种字体、画法都有。选入书画集的临王石谷长卷,也可算是重拾画笔之初的练笔。因为他不是“家”,所以编辑和我们都同意,选择的标准不一定着重技艺,而主要看内容能表现其人的气质、精神和情怀。所以有几张显然腕力不济,歪歪斜斜的字也选入,以见最后的心境。他多数是借古人词抒己怀,少数几首自己写的诗。有时题款、日期,都有深意。从这些书画可见其复杂的心境于一斑。他自己写一条幅:“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这是一种表达,但不足以概括全貌。我觉得还有内省与外向、知命与抗争、失望与希望,悲情与乐观之起伏。重拾笔墨这二十多年与他伴随的是“不可逆转”的病与老。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乐天知命,却并不甘心,写了许多自勉的话,直到最后一次进医院的前夕,已经处于浑身无一处不痛,只能在轮椅上生活的境地,唯有大脑是健全、清楚的,自知离“蜡炬成灰”不远了,仍留下“忍耐、坚持、抗争”字样,为自己鼓气,始终不放弃。
他最重复写与画的是陶渊明的“少无适俗韵……”用得比较多的是“云无心以出岫”那枚闲章,这是他对“误落尘网中”一生的自叹。但是并非真正的退隐山林,脱离尘世。只是极端厌恶官场政治,不愿意“以心为形役”,要回归自己独立的人格、自由的心灵,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进入“帝力与我何有哉”的境界。这对西方知识分子来说本是寻常事,而对于中国的“士”说起来,如果不走“仕途”,就只有归隐。即使现代,仍须作为“毛”依附于某张 “皮”,“帝力”无时不在。求独立、自由,谈何容易!需要相当的定力与对威胁利诱的抗拒力,古人在这方面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借用。这是外人以及习惯于在“帝力”笼罩中而不自觉的当代学人所难以理解的。乐民何尝对人间事有须臾释怀?否则何必“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孜孜以求“启蒙”之道?最明显的是一九八九年六月的那幅扇面,写《阿房宫赋》尾与贾谊《治安策》头。一九九四年追画一九八九年旅欧时的景色,还要记上某月某日某某去世。这些都是伤心人别有怀抱。一九九一年应赵宝煦教授索字写的那几首诗是八十年代初作的,当时心情特别舒畅,到一九九一年就不会写出那样的诗了。他喜欢倪云林,有时效仿其风格,但也不都是清瘦淡雅。例如一九九三年册页上的“风疾、云快、松狂”,那在狂风中的松树就令人感到心潮澎湃,有一股必欲一吐之气。他有悲愤、有深刻的失望,却从无颓唐之气,所以他对叶圣陶那首诗有所会心:“居然臻老境,差幸未颓唐……”抄录过好几遍,连字体都模仿叶老的。大约一九八七年,我们同赴江西参加一个会, 得游庐山和朱熹的白鹿洞书院,他从中得到不少书画的灵感,特别是白鹿洞书院的那一方水池和朱熹的那首诗:“……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也成为他重复写和画的内容。这与他画中那枯树干上几朵红花的寓意有相通之处,象征着一派生机。一九九八年他开始血透,初不适应,曾晕过去不省人事,过两天恢复后,作诗画,仍满怀信心云“桑榆何云晚,芳草正满园”,那画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了。
有一首词,他写过不止一遍,也以之入画,就是宋朝无名氏的《水调歌头》:“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
脍新鲈,斟美酒,起悲歌。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兵戈。欲泻三江雪浪,净洗胡尘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汉,双泪堕清波。”这首词有一段来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老先生一九八九年赴欧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后选择了留在国外。据说当时曾设法动员他回来,详情如何非我所知。有一次有人出国,已从高位退下的胡乔木为其旧交,写了一幅字托人转给他,写的就是这首词。这幅字送出去之前我碰巧见过,回来与乐民提及。我们猜不透送字人是正巧想起这首词, 随便写的,还是借古人之词寄托深意。乐民原来对这首词颇欣赏,由此契机重新翻出来,就此成为其书画的题材之一,那倒真没有什么题外之意。
平心而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居住条件陆续有所改善,一个一个台阶上,因而写作的环境也略得宽裕。但是与此同时,乐民的健康却开始出问题,一个一个台阶下。何方兄的纪念文章中提到一九八七年访美之行乐民不愿出门,宁愿在旅馆看书。实际上,除其他原因外,也因身体不适。那一次在回国的飞机上他就病倒了,回来后到医院没有查出所以然,随便用些药又似乎没事了,也就不再理会。直到一九九二年大发作,医院才做彻底检查,确诊为慢性肾衰竭, 已经是中期,不可逆转,只能尽量延缓其发展。病的起因与开始的时间未能查出。大约至少从一九八七年那次出国开始,病魔已经悄悄上身。还有一则外人想不到的,就是两年后那场变故对他身心打击之大。他是忧心很重的人,那时又处于一个单位的领导地位,其心理的煎熬旁人难以想象,唯我深知,因为我们处境和心境完全相同。不过我前期不在国内,回来后见他形神俱疲,只有相对无言。从那以后,他身体下了一个台阶,但思想却上了一个台阶,精神上彻底摆脱了三十年的“尘网”,回归本真,顿有所悟,自此进一步对个人、对民族、对人类进行深刻的反思,这反思实际上还没有结束,也是另一个意义上的“春蚕到死丝未尽”。
他最挥之不去的情结是在中西之间。他对欧洲的探索,对欧洲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的看法,对中国文化传统缺陷以及现代化道路之判断,不管被扣多少“西方中心论”的帽子,中心不改,老而弥坚。而另一方面,他在中国文化中浸润之深,感情上的迷恋,也是我们同代知识分子中所少有,应属于上一代。他对中国画从艺术上评价极高,但是仍认为缺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那样一种朝气,那种向过去告别,面向未来的气度。另外,他的治学取向在一个“通”字,与当代学术分科日细的倾向,特别是盛行的“课题制”格格不入。他专业归属是在“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常自叹入错了行,那是极为实用主义和功利的学科。他游弋于文史哲之间,而文、史、哲界都“不认”他。当然,所谓“国学”更没有他的份,而他对所谓“国学”的提法本身就不以为然。加之他的文风简约、含蓄,如他一幅字写的“藏锋敛态,寓工于拙”,在这阅读快餐化的时代更少人能静下心来细品其中意。宜乎其常有知音难逢的寂寞感,说他的书没人看。其实,他并非没有读者,《欧洲文明十五讲》每年都重版一次,就是证明。不过总的说来,他的读者大多在“专业圈”以外,老、中、青都有,而老年多于青年,可能有一定的阅历才解其中味。湖南朱尚同兄就可算一位晚年知音。这本书画集中所收的他的文章可以为证。
朱尚同兄许乐民为“中国欧洲学的奠基人”,是否当得起,而且中国有没有那种打通了的“欧洲学”,应由同行去评说。不过“中国的欧洲学家” (法语为eurologue)却是欧洲人首先称呼他的。那是一九九二年他最后一次访问欧洲,先是作为任务,率社科院学者团到法国做学术交流,后应邀到日内瓦大学做演讲,题目是对欧洲统一的看法。那时欧洲一体化在欧洲人中间正是众说纷纭的话题,以中国人谈这个话题,还能说到点上,引起欧洲人很大的兴趣。会后许多欧洲人纷纷前来握手,说想不到中国有这样的“欧洲学家”,并有人建议以后继续联系,讨论建立欧洲学的问题。可惜那一次他是带病勉力而去,回国后就被宣判病情,从此再也没有跨出国门,无法做这方面的交流了。不过那次回来他还是对日内瓦之行很满意,向我讲述被称为“欧洲学家”的情景,虽无夸耀之意,也是极少有的自得的表露。假设他不得这样的病,后来的十年赶上中欧交流长足的发展,他在这方面应大有可为。当然,这只是“假设”。他最后在中西之间又有新的感悟,有所升华。如他最后的日记中所说,他致力于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找到打通的渠道,而视康德为桥梁。这层思考刚刚开头,只能有待来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