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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不容易的选择

        社会工作者,简称社工,起源于19世纪西方社会的慈善工作中,被称为“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的人。社工用专业化的方法,为社会成员提供服务,应对新出现的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19世纪中期,社工开始在香港出现。随后,香港政府社会福利署出台政策,规定“只能聘用受过训练的社工毕业生,从事助理社会福利主任一职”。自此,社会工作在香港正式开始。通过二十多年专业化、职业化发展,香港社工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1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引入社会工作的理念、教学和研究。2源于慈善工作的社工,注定要有与中国蓬勃发展的NGO相融合的一天:NGO需要社工的专业性来实现专业化,社工也需要NGO这个舞台来实现自己的职业化。社工和NGO彼此需要,但是,还没有很好地本土化的社工又注定要遭遇中国国情下“水土不服”的尴尬:高校对社工的培养与实际需要脱轨,个人价值、机构自身和社工价值的冲突,NGO专业化不够不足以吸引社工人才……尽管如此,伴随社工职业化认证在中国的推出,必将成为NGO实现专业化必需的选择。

 

 

价值的冲突

 

 

        孟维娜对和当时在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慧灵)工作,来自香港的专业社工——裴丽霓女士的冲突仍记忆忧新。

 

 

        在联众力社会工作咨询中心(以下简称联众力)于2007年1月6日举行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NGO/NPO)与社会工作论坛》上,孟以自己的机构为例,讲述了专业社工与中国目前国情下NGO工作的一种冲突。

 

 

         孟讲的是一个围绕机构中的一个患有肝炎的小孩子而冲突的故事。

 

 

         孟认为,为了整个机构的生存考虑,应该把这个患有肝炎的小孩送回家。

 

 

         裴丽霓则固执地坚持应该将小孩留在机构。她说,如果是小孩的妈妈,小孩生病了,不是把他推出去,而是会抱得更紧。

 

 

        冲突的结果是孟妥协:患病的小孩继续留在机构机构请来了社区的医生给大家讲解肝炎的预防和隔离知识。

 

 

        虽然妥协,孟始终认为,真正的社工价值观和中国的国情有很大的冲突。孟笑谈,即使将小孩留在了机构,也不是把这个小孩紧紧地搂在怀里,还是把他隔离了起来呀。

 

 

        民政部管理干部学院的贾存福将这种冲突归纳为一种价值冲突:专业价值、机构价值和个人价值三者的冲突。专业价值永远是理想化,强调的是社会发展;个人价值与个人成长环境有关;机构价值表现为机构使命、机构目标。贾存福说,机构目标是社会服务,但会将机构生存放第一位。个人价值对机构价值不构成影响,不管有怎样的个人价值,机构仍然保持自己的使命和目标,但是机构的价值却对个人价值构成影响,二者相遇时,个人价值往往服从机构价值,这就产生价值冲突。

 

 

        在孟讲述的例子里,尽管是机构的价值服从了个人的价值,但专业价值、机构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冲突却始终存在。裴还是选择离开了慧灵,成立了更加专业化的联众力。

 

 

社工手法之效

 

 

        冲突的存在,并没能否定专业社工的手法和理念给机构的发展带来的益处。冲突之外,孟更感受到了运用社工专业手法来工作的作用。“社工提倡的社会行动方法、团结的力量很有效果”,孟说。

 

 

        孟维娜80年代在广州创办了智障人士服务机构,陆陆续续地接触了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很想往专业方面靠拢。2000年,便与裴丽霓共同成立了北京慧灵。“裴丽霓带来了社工的理念和方法,让我们真正看到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实际操作,(慧灵)从广州的封闭式模式渐渐转变为活生生的社区化康复模式”。

 

 

        感受到专业社工益处的孟,开始在2001年后有意地接受社工实习生,并请联众力提供专业的督导,在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下,希望将社工实习项目慢慢地系统化起来。慧灵制定了社工实习督导手册,通过实习督导来推动社工大学生毕业后进入机构工作,培训机构督导和院校结合来推动社工在中国职业化等一系列的工作。

 

 

联姻之难

 

 

        专业社工和NGO工作真正的联姻之难还在于本土社工对于社工价值认识的缺失及NGO自身的弊病。

 

 

        孟认为,现在中国高校培养出来的社工,欠缺理念的真正认同。孟说,当年裴丽霓拒绝了国际机构的高薪邀请,为了自己的使命,领取很低的薪酬而坚持在慧灵工作。自己在1990年代时,也有去香港大学、加拿大理工大学社工系深造的机会,但是,当想到裴丽霓曾经为了慧灵的放弃,便也放弃了那些机会。“我觉得这是专业社工应有的使命感,你到底是为了个人的发展,还是为了服务对象?当服务对象需要你时,能否做出自我牺牲?”真正的这种社工价值观,除了在学校中可以学到,也在于个人的成长和接纳能力,孟说。

 

 

        北京城市学院的林霞认为,高校要重视价值观培养,塑造真正合格的社工;强化社工专业方法技巧的训练,真正具备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不能停留在理论、书本的“空对空”的教学。教学要有针对性,要逐步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社会工作理论方法体系。

 

 

        另外,NGO目前在中国的发展,也影响到高校对人才培养的选择。林霞说,NGO发展慢,对社工的需求就无法形成规模,这反过来也会影响专业教育者在人才培养定位上的选择,进而影响到NGO的后备力量发展。二是NGO自身也要提高职业化水平。项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都需要向职业化的方向努力,做职业化的推广。这样才能提高自身的吸引力,吸引优秀的社工。孟也认为,NGO离专业的距离还很远。

 

 

        北京工业大学的杨荣说,她的一个学生在毕业时曾问,如果毕业后不从事社工方面的工作,她会不会很失望?杨荣的观点是,毕业生个人的发展实际上是高于专业的发展和机构的发展,后两者不能凌驾于前者之上,不能压制或过于要求个人的发展。

 

 

      “高校与NGO之间不要互相推卸责任,需要各方的合作,力求寻找三个发展(个人发展,机构发展,社会发展)的契合点。”杨荣说。

 

 

 

 

 

注释:

 

 

1.《香港如何培养专业社工人才》,胡丽波,《公益时报》。

 

 

2.《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崔效辉,南京人口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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