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马军，男，1968年生，北京人，曾做过耶鲁大学访问学者，现任环保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9月发布“中国水污染地图”，其公布的在华污染企业数据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当选2006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美国《时代周刊》这样写道：“中国需要像马军这样的人,而且对于这一类人的急切需求要远远超过一名体育巨星或一位电影明星。”
“跑步的形式主义”
英国作家奥威尔的不朽作品《1984》中有这样一句经典名言：“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然而，现实世界的1984年，对于16岁的马军来说，是比那要远远幸运得多，他可以拥有 “七加一大于八”的自由。
“8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思想最开放最活跃的一段时期，”马军回忆，“1984年我在清华附中读高一，当时学校号召我们去研究更多的社会问题，取消期末考试，下午4点学校就关上大门，同学们都出去跑步锻炼，锻炼的地点在圆明园。”
“那时候的圆明园围墙有一个豁口，我们就在‘大水法’周围跑步，跑步的同时可以思考更多问题，一些和课内学业不同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七加一大于八’。”
冬日圆明园夕阳斜照、断壁残垣的场景深深地刻在了马军的记忆中：空旷的天宇下，成群的乌鸦在金色的余辉里飘摇，时而在广漠的湖冰之上滑行和停泊，昔日渡口的残荻，拂动败衰的芦花，照应着暮冬的黄昏。这段时光教马军学会了如何保持自由的冥想，也让他产生自然才是美的信念：“当时就写过报告，提出圆明园不应重修，而是应该维持遗址的状态，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持其价值。”
“我已经几年没有去过圆明园了，但是跑步的习惯坚持了下来，每天都要跑，哪怕是种跑步的形式主义。”马军呵呵地笑，“跑步能够使自己进入松弛和思想活跃的状态，漫不经心的时候才可以打开思路，因为写东西常常会卡住，没了灵感。记得那些冬夜，我在院子里跑，抬头看着那么多明亮的星星，思路豁然开朗。”
马军的“那些冬夜”是指1998-1999年，那段时期对马军而言是重要的，也许他并未预料到有多重要——他完成了一部书的写作，而这本书的出版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和方向。
“去河边看看”
1999年底，马军在《中国水危机》一书中分析了中国七大流域各自面临的水问题，指出洪水、缺水都和生态退化直接相关，而水污染又大大恶化了水资源紧缺。进一步提出中国的水资源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工程措施来解决，如果不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变革治水思路，中国很多地区会在不久的将来面临水危机。
从此，马军与河流的“关系”铁板订钉，公之于众，密不可分。事实上，马军早已与“水”结下不解之缘。
清华附中的“冥想时光”流水一般很快过去了，高考时马军被国际关系学院提前录取，学起了新闻，而大学的光阴似乎过得比高中还要快，自93年毕业，一转眼马军已经在香港的《南华早报》做了好多年。“外界一些报道说我从前是名记者，这是不准确的。”马军无奈地笑着，“虽然做很多内容上的工作，但因为那时候有一个规定，大陆人不能做外国媒体的记者，而《南》是英国的一家媒体，我不可能成为其驻京记者，自己先是一个研究员，后来成为《南华早报》网络媒体北京负责人。”
在《南华早报》工作期间，马军得以有很多机会进行实地采访，发现中国方方面面的问题。“跑得多了，看到环境退化得非常厉害，特别是水资源面临很大的挑战。比如说黄河，72年开始第一次断流，后来越来越严重，90年代中期，黄河断流达到一个高峰，到97年，实际上没有水入海是330多天！那时候是非常严重的断流。”马军的神情变得凝重，“与当地官员、水利工程技术人员交流过程中，听到有人提出让黄河变成一个内陆河，认为这样能最充分的利用水资源，没有水浪费到海里去了，认为黄河治理是一个很成功的模式，可以运用到其他河流上去。当时就觉得很疑惑，很难接受。”
从那开始，一直对自然和环境怀有朴素的热爱情感的马军“希望能多做点研究，深入地探讨一下，看这是不是一个适当的治河方略”。从此他就像一个驾着一叶扁舟的人，逡巡在无数的河流之间。随着发现被损害的河流越来越多，马军意识到不止一个地区、一条流域面临这个问题，可能全国许多地区都面临这个问题。直到98年发大水的时候，马军开始奋笔疾书了。
也是从那时候起，马军渐渐多了跑步之外的又一个“爱好”。“不管到哪，不管多累多忙，一天下来，也要去河边看看，和当地老百姓聊一聊，已经成了习惯。”马军又恢复了他一贯温和的微笑，“现在也是，到哪个地方作考察，总要抽空到河边走一走，有时候就挤出休息的时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更得多从实地调查中学习。”
“一个公民做的事儿”
马军常强调自己的非专业背景，实际上他在耶鲁大学的学习，早已促成了其在学识和思想上的“强壮”。
“书出版之后，总有读者找来希望解决书里的问题。最后，在2002年我去了个环境咨询公司，做这方面工作，企望通过市场手段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马军说，“再后来，04年，我入选世界学人项目到耶鲁大学访问学习，重点放在了环境问题上，对中西环保体制进行了对比研究，进一步深化了认识。”
耶鲁大学的访学，是马军人生一个重要的机遇和转折点。书籍出版之后马军经常接到政府的、非政府的，国内的、国外的邀请去讲演，2004年马军为耶鲁同学会做了中国水资源问题的讲座之后，耶鲁同学会的负责人问他：“我想推荐您参加耶鲁大学访学项目，你有兴趣吗？不过你要好好准备，没那么容易。”这个名为耶鲁世界学人的项目每年在全球范围寻找17个学者到耶鲁做访问工作。马军起初并不了解这个“机会”，但是他答应了，并认真地准备，2004年8月，他作为中国的唯一学者入选。
留学海外的时光短暂而充盈，马军说那是难得的宝贵机会，可以阅读“比砖头还要厚”的环境法教科书，可以聆听世界级学者的阐述。马军得到的另一个深切体会是：环保需要参与。2005年6月，马军回国后，与一些环保组织共同做起了保护工作，将自己的研究心得付诸实践，通过实践检验其是否可行。
“最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有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基础，环境信息公开没有明显的障碍，所需要的就是大家努力去推动它。”马军反复申明“法律法规”这个前提，“我们的工作得到很多方面的支持，全面公众参与的条件或许还有待成熟，但环境信息公开方面已经有很多空间。”
这时候，马军决心全身心投入环保的民间工作了，“环境与公众研究中心”于2006年6月正式成立。中心目前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打造一份“水污染地图”，依照官方公布的数据，把中国各地的污染情况和违规企业直观地表现出来。
“水污染是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全社会参与，而环境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的第一步。”马军很坚定，“当然，企业也是我们需要影响的对象，‘地图’发布后，一些企业来找我们，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没有认识到他们必须真正解决违法排污问题。”马军不担心会有人恐吓和威胁，“因为我们的信息来自政府，我们只不过把他们放在更显著的位置。”
“环境需要每一个公民的关注和参与，我们所做的仅仅是关注环境的中国公民所做的事儿，非常普通。但是它的意义可能大过于由一些特殊的人做一些特殊的事。”马军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和，认真地看待现实，“环境不是一切，每个人的诉求不同，当发展和保护出现失衡，环境问题就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利益。环境保护的希望在公众参与，用户们在网站上给我们的留言，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鞭策！”
“向前看而不向后看”
都说属猴人活泼好动，可是生活中的马军，安静而内敛，儒雅而斯文――他几乎是那种你一见面就会感觉可亲可靠的人。当然，唯一能够证明他“好动”的事实是他对跑步的热爱，这么多年来始终如一，风雨无阻。
办公室里的一面墙上挂满了马军在各地考察时所拍的风光照片，除了摄影，他没有什么嗜好 ――不喝酒，不吸烟，不打牌，马军近乎自嘲地引用朋友的话：“这样活得还有什么劲啊”。但是这个“没劲”的人却在心里憋着一股使不完的劲。
“我们正处于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今后20年，我们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在大发展中保证当代人享有起码的环境健康标准；二是如何在大开发中为子孙后代保留下最后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这是我们这代人无法回避的环境责任。”马军说，“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但是环保只是是社会诸多利益诉求的一部分，我们并不追求主导决策过程，而是希望建立一个公众参与的平台，让不同的利益群体都能够在充分知情的条件下进行平等的探讨。要相信公众不会选择毁掉自己生存环境的发展模式。”
如果我不对他学生时代的生活表示好奇，马军自己也想不起来有什么可说的――太平常了。关键是，马军说：“我很少去回忆往事，我向前看的时候多于向后看。”或许，这正是感性人与理性人的差异，也是梦想者与实践者的区别。
但是你又不能简单地将他归结为一个只知道做事的“木头人”。他会感慨自己好多年没有重返圆明园了，怀念冬日里那片萧瑟静谧的时空；他会深情感谢他在外企辛勤工作的妻子，抱歉如今的家庭财政很大程度需要另一半去支撑；他还会说起一段动人的插曲：
又是一个冬日，刮了整整一天的大风，狂风扫净了尘土和阴霾。寒夜，马军在回家的路上拉住儿子，父子俩一齐抬头望着天空皎洁的月：“儿子，看，这才是真实的月亮！”
“古诗说‘今人不见古时月’，说得好啊，我们哪里看得到李白眼里那么美好的月亮！”马军也有诗意的时刻。他向我握手告别，眼里还是温和而腼腆的微笑。
想起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艾斯·罗萨的小说《河的第三条岸》――我的脑海忽然生出一个景象：那位小说的主人公，一位父亲漂泊在千万条河流中间，可是此刻却充满柔情和温暖，他并不孤单，他怀着一颗合二为一的心灵，一边守望着河水，一边牵系着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