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人群中少数的同性爱者，无论人们采取什么措施，都会以固有的比例存在于人类当中，哪怕你把现存的同性爱者都消灭掉。回避不如正视，歧视不如尊重，一个人是喜欢同性还是异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喜欢是否会给别人带来伤害。
其实，我们所要尊重的不仅仅是同性爱者，我们要去学会尊重所有与自己不同的个体。“同语”的负责人小闲说得好：“如果社会有一天能尊重别人所不同的，那同志（同性爱）就不会是问题。”
“阳光”NGO
在位于青岛市的一栋陈旧居民楼里的一间不足20平米的简陋房间里，电话铃声响起。
“喂，你好，这里是‘朋友通信’热线。”接起电话，模式化而又不失亲切的自报家门后，“青岛阳光同志工作组”的志愿者小沈，开始了接听热线的工作。
在这个周六午后一个小时内，小沈连着接到了三个热线电话：一个是咨询自己的性行为是否会被传染艾滋病；一个是自称在报社工作的人希望给“热线”捐款；另一个则是一个自称军人的人希望“热线”能帮助找一个“朋友”。
“朋友通信”热线是“青岛阳光同志工作组”开通的一条同志（男同性爱）热线。打进电话的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是同志。
在国内最早研究同性爱的学者，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张北川教授和马丁基金会的支持下，于2002年成立的“阳光”，主要在青岛的男同性爱人群中开展健康干预服务和艾滋病预防工作。目前，“阳光”共有16名志愿者。
据张北川介绍，现在约有二十几个类似“阳光”的工作组在全国十几个城市中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这些工作组和所有在环保、扶贫、教育、劳工等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NGO一样，也在提供公共服务，只不过他们为之服务的对象——同性爱人群，可能在公众看来没那么“正当”而已。张北川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科学界一直把同性爱当作变态来对待，直到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才首次确认同性爱是属于少数人的自然现象，并不再把它列在心理障碍的范畴。而中国在1997年前，刑法还规定同性恋就是犯罪，直到2001年4月20日出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才明确指出，同性爱活动并非是心理异常的表现。
2004年12月初，中国官方首次向世界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爱者，约占性活跃期男性人群的2％－4％，即中国目前处于性活跃状态的gay（男同性爱）是500万－1000万。有学者估计，中国大陆的同性爱总人数为3000万。1
也是在2004年，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在说起艾滋病的问题时，提到了同性爱人群。这是官方第一次把这个人群说出来。将艾滋与“同性爱”联系到一起，尽管不是很让同性爱者愉快，但这也足已让他们欢心鼓舞：毕竟，曾经被人们用来嘲笑对方的贬义词“gay“，开始进入官方视野，也从而将使异性恋者意识到，同性爱不仅仅再是用来羞辱对方的一个贬抑词，而是一个数量虽然不多，却是真实存在在我们周围的一个活生生的群体。
这个群体并不满足于仅仅让政府和社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创建自己的小组，用组织的力量来建立自己的社区文化，向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偏见挑战，最终为争取国家法律政策对同性爱这个群体权利的保护而努力。
干预同性爱人群的健康
优秀的青年教师小杜，瞒着亲朋好友，在暑假里千里迢迢地从大西南跑到青岛，找到了张北川和“阳光”。小杜是家中独子，到了婚嫁年龄，母亲为他介绍了女朋友。当两家开始为他们的婚事积极筹备，小杜突然意识到，喜欢同性而不喜欢异性的他如果结婚，不仅自己不会幸福，也会害了这位姑娘。他向姑娘提出了分手。突然的毁婚让姑娘伤心不已，双方家庭也因此受到沉重打击。已看出些端倪，被气倒在病床的母亲，对着前来照顾的儿子只说了六个字“同性恋不要脸”。
在青岛，小杜和“阳光”的志愿者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暑假。临走上车时，小杜哭了。他对“阳光”的志愿者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十几天。回去后，小杜开始非常阳光地对待生活。
“志愿者对人（同性爱）的帮助非常大”。张北川说。在西方基督教社会，教规和教义规定，同性恋罪当致死。而在中国，社会传统道德的压力和家庭伦理的束缚，同性爱者也只能掩盖自己的性取向，生活在痛苦的边缘。张北川曾对1100对同性爱者调查，有77％的同性爱遭遇过严重痛苦；34％有强烈自杀念头；66％孤独压抑；33％遭到诸如殴打、侮辱、批判和处分；大多数生活在孤独和压抑中，渴望得到社会地理解。“可能有很多实际的东西我们解决不了，但通过彼此的对话，（对方）感觉可能就好一些。小沈说。
“阳光”和其他的工作组所承担的重要工作，还包括对同性爱这个社区人群的高危行为进行干预。男男同性爱者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艾滋的高风险人群。
据张北川介绍，世界上1983年确认的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是美国的一位男同性爱者2；在1989年，中国发现的第一例通过性传播的艾滋病感染者也是一位男性同性爱。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在2003年研究得出，中国大概有9万gay已感染了艾滋，但据相关人士分析，中国40岁左右的gay的艾滋病的感染率约为10％。更为严重的是，同性爱者多数过着多性伴的生活，而认真使用安全套的不足10％。张北川曾对主要生活在大城市，平均岁数在29－33岁，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行调查得知，其中的80％以上已进入婚姻，或者有可能进入婚姻，尽管在调查中实际结婚比例只有30％。国内有个别专家甚至认为中国的gay，90％以上的已结婚或迟早要结婚。艾滋将不可避免地通过婚姻的桥梁，向正常人群扩散。1993年，北京的一名gay通过性行为把艾滋传给了配偶。“最后夫妻俩都死了。”张北川说。
面对gay人群艾滋的高感染率、gay的多性伴、少防护措施及大多数gay最终对婚姻选择而导致的艾滋扩散，国家开始高度重视，并和工作组合作，对这个人群进行健康干预。张北川认为，在我国各城市艾滋病的比例并不一样，“所调查出的数字，只是一个提示，并不那么准确，这种数字在专业上叫‘偏依’，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同性爱的‘行为’”。这种研究是通过调查同性爱的行为来对艾滋病进行检测，即“行为监测”。而降低这个群体艾滋病感染率最重要的，就是对他们的高危行为方式进行干预。
打开包装安全套的蓝色正方形纸壳后，里面印刷着安全套的使用方法和全国相关热线及艾滋病和性病的知识。这是“阳光”的志愿者们自己设计的。每个星期，志愿者都会去同性爱的酒吧免费地发放安全套和相关的宣传资料。据“阳光”的负责人智同介绍，从去年春天到目前为止，已发放了大约五千个安全套。此外，“阳光”还定期配合相关机构在同性人群中做HIV测。
抓住历史的契机
“成立‘阳光’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形成良好的同志社群，让社会对这个人群有正确的认识。”“阳光”的负责人智同说。
因为，上面关于小杜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小杜及很多个小杜都没有“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与小杜同居没有工作的朋友，对他进行敲诈。小杜从青岛回到大西南的家后，主动找到了地方公安局，承认了自己的同性爱取向，告诉了有人在敲诈的事情。公安对小杜进行了保护。但没有想到的是，小杜的同性朋友在小杜上课的时候推门而入，当着小杜学生的面，叙述着和受学生尊重的小杜老师的“同居故事”。受不了压力的小杜，最终申请去了偏远的大山里支教。在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大山里，没有人再关心小杜是喜欢女人还是喜欢男人。学校放假时，小杜回到了城市。当暮色四起，城市里亮起万家灯火，小杜却只能望着近在咫尺的家，选择在朋友家借宿。他不敢回家。
从2002年《南方周末》等各大媒体报道张北川在医院里遭受不平等的待遇，到现在已有三年，张北川依然还是在那间阴暗潮湿，白天都需要开灯，只有十几平米的平房里办公；我在采访张北川时，依然重蹈以前采访张北川记者的覆辙，在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里转了半天，才找到和农民工住在一排平房里的张北川的办公室。条件虽然艰苦，张北川依然乐观：“我的心理素质很好，我不需要多大的办公室，只要能办公就行。”
但在谈到小杜，及许多像小杜一样优秀的同性爱游走在社会边缘的痛苦经历，乐观的张北川却叹气了：“这个社会的破坏性力量太大了。”
“同性爱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属于正常人群中的少数，和异性爱完全平行对等。无论对同性爱好不好，他们会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到五。”张北川经常对别人这样宣传。学者通过传播知识，来纠正社会的偏见；而“阳光”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同性爱人群的“正常”、健康。
在认识张北川和“阳光”之前的很多志愿者对未来都很悲观。据智同介绍，他们不知自己大学毕业后的生活会怎样，甚至很多志愿者都认为自己活到四、五十岁就可以。但在张北川及“阳光”良好的影响下，“他们已经形成很强的价值观”。“阳光”不定期的举办同志间像郊游、体育运动之类的活动，让这个群体有一个积极健康的精神面貌。
通过张北川本和智同约好采访时间，我再确认时，智同非常抱歉，说他忘记了曾在那个时间已经约好了要去打球。我疑惑，是怎样重要的球赛会让智同推掉采访？我们又重约时间。约定的时间刚过，便看到约有十几个年轻的小伙子走过来，走在前边的小伙子向我打招呼，我才知道，这个棱角分明，帅气的小伙子就是智同。智同向我介绍那群年轻人后，我才明白，原来智同是和志愿者们约定的球赛。虽是晚上街灯朦胧，记者依然能感觉到这群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
“阳光”还积极地同其他部门展开合作。2003年，“阳光”同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合作，在同性爱活动场所对同性爱者进行健康干预，并协助有关科研部门做调查。
接听一个热线电话，发放一个安全套，及为了改善同性爱的精神状态而举办的各种文体活动等具体工作，都是工作组在为争取主流社会对同性爱人群的理解和支持所做的努力。张北川一直认为，只要社会为gay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比如，恋爱自由，gay就可以与同异性恋一样，有自己的交友网络，就会发展正常的感情，“而不至于像现在，在社会的破坏性力量下，gay在公厕里随便找个人，连对方什么样子都不清楚，就发生关系。” 张北川曾在中国对看过“朋友通信”（张北川负责的一本针对同性爱人群健康教育的读物），接受过艾滋教育的同性爱者调查发现，即使这些人都知道，偶然性伴发泄或陌生性伴发泄不安全，但仍然有40％以上的人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满足。张北川认为这种知识和行为的分离现象，是由于同性爱生存的压抑的环境造成。只要社会环境宽松，同性爱艾滋病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张北川把现在gay人群艾滋的流行，看成是这个人群争取自己权利的一个历史契机：“可以借助社会对艾滋的恐慌，向大众传授科学知识，进而形成一个宽容的社会氛围。”张北川讲述了英国gay和艾滋病关系的三步曲。开始是艾滋病化，英国人认为所有的gay都有艾滋病，社会疏远歧视这部分人群，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开始介入；去艾滋病化，这时候，在异性恋中也发现了艾滋，并且发现吸毒者有艾滋，婴儿通过母亲也能传染上艾滋，多数人开始保护多数人的利益。结果社会不再关注gay；最后，再艾滋病化，gay群体自己站出来与艾滋病做斗争。“比如英国有一个著名的社团‘与艾滋做斗争的gay’，这时候社会已经良好的接受了这个群体。”张北川从中国没有高度歧视gay的宗教文化及中国目前的大环境来分析，中国会比英国在解决gay的问题上快，且“以一种相对缓和，又相对快速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政治压力
据张北川介绍，在全国做同性爱工作的工作组分为两类，一类是医生领导的异性恋组成的专业工作组；一类是同性恋领导的非专业工作组。“后一类是是最重要的，他们在做着大量的实践工作。”张北川说。同在其他领域开展工作的NGO一样，无论是要改善一个地区的环境，还是贫穷落后的状况，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NGO，在开展工作时所强调的都是“自我赋权”和“本土化”：充分尊重社区人群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能动性。“由gay和拉拉（女同性爱）组成的NGO是开展同性爱工作的主体，而且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原则。”张北川总是强调。
要想真正地做好这个群体地工作，必须依靠这个群体本身。但是这些同性爱的NGO，面临着比从事其他领域的草根NGO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从2005年4月，著名的面向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的中文网站“爱情白皮书”（www.gaychinese.net）无法访问。据其负责人江晖介绍，“爱白”成立于1999年，本是两个同志伴侣所创办的很纯粹的个人网站。最初“爱白”由于两人非常相爱且又得到父母支持的幸福的爱情故事，吸引了众多的同性爱网友。随着网站的发展，“爱白”已经发展成为中文世界中一个有关同性爱讯息的重要提供者。
为了继续拓展“爱白”的工作，爱白的工作人员在美国注册了非盈利公司“华文同性资料中心”（ICCGL）；ICCGL经申请在美国获得纳税豁免权后，接管了“爱白”网的运营。该组织支持向使用中文的GLBT提供资料的各种项目，包括有利于GLBT生理与心理健康的资料、教育资讯以及文化表述。一个专门记录中国同志历史进程的资料馆正在筹备和进行中。
“经过资料积累，关于同志这五年的历史是没有空缺了”。江晖说。“爱白”设立了新闻、文学、同志法律问答、论坛等栏目，每天有五、六万的访问量。在没有聊天、色情的服务下，“爱白”能保持这个访问量，冰篮非常满意：“但网站被封后，访问量下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爱白”在中国大陆不能访问，江晖也很困惑。“我们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网站，并没有发布对政府和政策不利的言论消息”。在江晖提供给记者的一份华文同性资料中心简介中，有“在政治或国家政策问题上保持中立态度”的描述。更让江晖困惑的是，从“爱白”不能访问到现在，没有任何人来找过他及“爱白”的任何一个志愿者。有相关人士认为这是政府对“爱白”的封锁。
江晖介绍，目前以中国大陆人群为主要受众的中文性爱的网站大约维持在三、四百家，但能维持五六年的网站，不会超过十家。江晖正在积极的通过各种关系与政府沟通。从历史看，这个事情只是暂时的，我们以非常平和的心态处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历史进程的记录者，我们的工作仍将继续。
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在6月12日发布的“中国同性恋者发起同志骄傲月活动”中称，中国同性恋者依然遭受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压力。今年四月，中国政府封锁了位于海外的著名同性恋网站“爱情白皮书”。同月，支持同性恋者权利的艺术家们组织的同性恋电影节被迫更换地址，最后在私人酒吧中结束筹备已久的第二届同性恋者电影节。2001年底，北京大学的学生们组织了第一次同性恋电影节，但是中途被迫中止活动。
“同语” 是北京唯一一家服务于女同（女同性爱）社区的工作组。据负责人小闲介绍，1998年成立的北京姐妹小组开设了第一条针对女同的热线，非常艰苦的运行三年后的2001年，在所筹备召开女同志文化节的头一天，被有关部门告知不能召开。结果，“小组被封杀，人员四处流亡，后几年再没有女同NGO的出现”。“同语”是小闲在2005年1月时刚成立的。
张北川认为毕竟社会在进步，来自中央一级官方的阻力在减小，官方机构也开始与各地的工作组合作。例如，于2005年1月下旬，科技部立项的课题“如何遏制男男性接触人群中的艾滋流行”将由张北川的“朋友”项目组和所涉及城市的相关工作组联手进行；中国“艾协”（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曾在中国的十几个城市对工作组的志愿者进行培训。另外，杂志“朋友通信”介绍，2004年，由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做同性爱工作的NGO）承办，我国官方机构第一次举办与男男性接触者相关的会议。
边缘的边缘
张北川在一个城市讲座的时候，当地工作组的负责人在张北川面前流了三次眼泪。
因为没有注册，没有帐户，这个工作组向中国“艾协”申请的项目经费，打到了当地疾病控制中心的帐户上。工作组先用自己垫付的钱做完工作后，疾病控制中心却采取了“拖、不给、少给、”的策略。工作组“饥寒交迫”却又无可奈何，他们得罪不起当地的领导，只能苦水肚子里咽，在张北川面前掉眼泪。
张北川愤怒，从某种意义上，是（这些）草根组织在帮助这些官方的卫生机构。官方机构必须转变理念，与草根组织建立平等真诚互助的关系，才有可能做好工作。
除了很少几个工作组选择工商注册，大部分的工作组不能注册。最主要的还是因为gay的身份。民政部门注册的难于上青天自不必说，工商注册要求法人的实名登记让志愿者们顾虑：实名登记就意味着自己身份的暴露。
据记者了解，就算没有中间环节的盘剥，工作组向相关机构申请的费用，也仅仅是项目的实际花费，和志愿者补贴（志愿者执行项目时所用交通、通讯等相关费用），工作组成员不会从从中得到任何额外的报酬。与其他NGO的志愿者还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不能告诉自己的亲戚和异性恋朋友所做志愿工作。在其他的NGO中做志愿者，别人会觉得高尚，但在这里，志愿者所做的一切都是默默无闻。志愿者的想法也很简单，“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会改变点什么。”小沈认为。
工作组的工作条件也非常艰苦。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及随行人员曾到“阳光”的办公室和志愿者们谈话，狭小的空间使得志愿者们站着完成了和政府官员的对话。回去之后，这位官员感叹，条件太苦了。在张北川十几平米的办公室，放着一张类似床的物件，张北川说这其实是工作台，当新一期“朋友通信”杂志出来时，十几个志愿者就站着围着工作台将杂志装信封后再粘贴。尽管张北川在民工房里办公，但他却为志愿者感叹：“我们被边缘化，志愿者更被边缘化了。”
小沈的最大的愿望是办公室能大一些，可以在办公室里放一些书，再放一张乒乓球桌子。同性爱的朋友可以在这里放松和结交朋友，而不至于沉迷于虚幻的网络。当然这种愿望目前估计还不能实现。因为对现在这间两年前租的，500元的办公室，小沈的评价是：“500元，在‘阳光’可是笔不小的开支。”
而“同语”的热线是小灵通，可以天天拿在手中，倒也省了租房的麻烦。但每星期搞活动需要租场地的钱是省不了的。“同语”成立的经费，除了通过张北川的一部分资助，其余的都是小闲的积蓄和朋友的捐助。朋友们见到小闲就会问，你还有钱吃饭吗？
另外，国内的同性爱NGO还要不得不面对境外NGO的竞争。张北川认为，有境外NGO表面是来帮助国内的同性爱人群，而实际并没有真正地尊重这个社区的人群和工作组，对工作组造成了伤害。
发展中的探索
同很多草根NGO一样，同性爱NGO在自身的发展中也面临着许多问题。
“目前（领导）工作组的两种人，一种是有正式职业，是志愿者；一种是以前有正式职业，现在没有，在工作组中做全职工作。”张北川说：“但这两种都不属于成熟NGO的管理者，（成熟的管理者）需要经过培训，需要经过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不仅仅是管理者需要经过培训和“大浪淘沙”，来自于各行各业，基于一种最淳朴的愿望走到一起的工作组的志愿者，也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可能愿意来做志愿者的女同比较多，但具体如何做她们并不清楚。”小闲说，大多数的女同对NGO、对社区的工作还很陌生。小闲认为没有合适的志愿者是机构发展最大的阻力，甚至要甚于资金的困难。6月下旬，“同语”将在北京召开女同社区工作研讨会，已将NGO的能力建设和组织发展培训列入研讨会的日程。
“爱白”的法律服务是国内做得最早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栏目，冰蓝却认为也是“爱白”做得最不满意的一个栏目。“同性爱法律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需要非常有经验的律师，大学生愿意做志愿者，但他们没有经验；有经验的律师又都很忙。”
而除了对志愿者的培训，如何留住、用何种手段留住现有的优秀的志愿者，也是工作组的领导者所要考虑的，尤其是在境外NGO以提供给志愿者更多的物质保障为条件的竞争之下。
据了解，同性爱的工作组中，人员的组成还是以志愿者为主，有很多工作组中甚至全都是志愿者，或者由志愿者和兼职人员两部分组成。从长期来看，这种人员的结构，不利于组织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也不利于同性爱领域问题的解决。而有些工作组得以持续性运转所依靠的还是个人的自律，而缺乏一种制度的规范和保障。
另外，除了加强本身的能力建设，工作组还需要不断地积累开展社区工作的经验，更好地尊重当地社区的文化。当然，随着经验的积累，有些工作组在各种压力下的发展不仅非常规范，出色的工作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支持和认同。
在同性NGO的努力下，或许真的有那么一天，如智同所说：“当同性爱手拉手走在大街上，不会再有歧视的眼光。”
注释：
1.据张北川解释：刘达临教授，我国直至90年代中期最权威的性社会学家估计的数字是3000万为底线；而近年潘绥铭教授严格设计的大样本调查发现，成年男性中2%的人自认为同性恋，女性中0.7%的人如此，因此用3000万这个数值比较合适。
2.张北川说，1981年美国先发现了一组不能确定正是病名的病人，他们都是男同性爱者，完全相同的症状。他们的病在1982年被命名为“艾滋病”。1983年学界才发现艾滋病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