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7分。
陆非，NGO发展交流网（NGOCN）负责人， 正在办公室里看邮件，为将来的草根公益支持中心做准备。
张国远，当时还是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秘书长，正在北京开会，打算回成都后启动青少年发展教育项目。
水瓶，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财务兼麦田计划核心志愿者，刚刚开始在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的实习。
邢陌，云南发展培训学院院长，刚从昆明开完会回到玉溪，像往常一样处理着学校的日常事务。罗丹，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办公室主任，同样在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
甘泉，贵州乡村善治研究中心项目统筹，还在铜仁做着年初雪灾救助的后续工作。
安猪，“多背一公斤”负责人，正在北京盒子咖啡馆奋笔疾书，专心写他的项目规划。
……
一分钟以后，地动山摇，房倒屋塌，七万多生命消失，二千万同胞家园被毁，无数人的行进轨迹从此改变。这其中，也包括他们。
做点什么吧
和灾区以外很多地方的人一样，陆非最初并没意识到刚刚发生了一场出生到现在从未见闻的巨大灾难，还在继续干着自己的事儿。可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死亡人数迅速从一百多上升到八千，新闻报道不断说着挖人，挖人，陆非觉得有点受不了了，“坦白讲，真不知道为啥要行动，可能觉得人死得太多了吧。”可是，做什么，怎么做？这么大的灾难，没有人经历过，没有机构能够独自面对，但如果不做点什么又寝食难安。
网络世界已经一片忙碌，以地震为主题的QQ 群也出现了不少。NGO发展交流网被笑称为NGO界的CCTV，同行们都喜欢在这里交换信息，讨论问题。这一天，大家都不约而同来到这里，或者给陆非打电话，安猪也在MSN上问着同一句话：我们做点什么吧？
晚11点邢陌发了据他说也许是民间组织救灾的第一个帖子，问有没有组织前往四川救灾的，他报名参加，费用自理。“年初的雪灾对我们冲击挺大的，我们也没有行动，地震出来后，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个报道，发现已经是超乎我们想象的、非常大的一次灾难，就不要自己去东跑西颠了，还是大家一起来做吧。”当然，这需要四川当地的机构为大家打前站，谁可以来做？
身在北京的张国远接到陆非的电话，问有没有兴趣参与联合救灾，回答是：没问题。午夜12点多，罗丹一家正在男朋友家避难，因为自己家在七楼，他家在二楼。陆非说终于打通了你的电话，安全就好，接下来的问题：不打算做点什么吗？其实罗丹也在打算，可当时没想那么大，她的想像力还停留在自己的机构上。现在，陆非给她“安排”了协调的任务。
5月13日凌晨，一份由多背一公斤、NGO发展交流网、百蹊助学网、心守家园助学网、攀枝花东 区志愿者协会、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云南发展培训学院等二十家机构发起的倡议已经在网上出现——《紧急呼吁：呼请民间组织参与512地震援助行动》：
“我们紧急呼吁：处于灾区的民间公益组织，请收集当地受灾信息，联合当地的民间组织，与政府配合，协助政府开展赈灾工作；
“我们紧急呼吁：在灾区有项目点，或有开展项目的民间组织，请登记所掌握的项目点受灾情况，在512地震灾害援助论坛上反 馈，便于有条件的机构进入开展工作；
“我们紧急呼吁：请有条件的民间组织，着手进行灾后重建工作的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开展重建工作。”
倡议书上，有专门设立的民间赈 灾QQ群（25438771），关注受灾学校和孩子的“多背一公斤”专题网页（dizhen1kgorg），以及NGOCN 上的地震灾害救援行动论坛（http://wwwngocn org/bbs），这个论坛后来在联合赈灾上起了非常 重要的信息沟通功能，5月份发布主题信息300多条，各地民间组织行动的信息，迅速在此汇总。
而这份倡议书，后来签名回应的机构达到了一百多家。这真是中国NGO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联合行动。
就这样成立了
听上去似乎很有气势，但其实最初，没有人知道要联合起来做什么，环保，助学，社区发展…… 大家所擅长的，跟地震初期的紧急状况都挨不上边。不管了，先动起来再说。
陆非在后方协调各方意见。罗丹要做的是了解需求信息和本土NGO情况，可第二天通讯依然不畅，她便一早跑去红十字会，搜罗到药品、棉被、 橡皮手套等物资的需求，顺路找了个网吧上传（网吧在一楼，方便逃余震）。她说后来很多伙伴发过来的第一批物资，都是因为看到了那个需求。
网吧里，罗丹得知四川这边的总协调是张国远，正在从北京飞往成都；负责跟政府协调的是《慈善》杂志臧路。在这次地震之前，他们几乎都不认识。
跟臧路联系上，罗丹听说团省委可以提供很大一间屋子给大家办公，还有地方贮藏物资，那是好事啊，正愁没有仓库呢。可下午赶去团省委，却没听出对方有这样的意思，直接把她当普通志愿者开始安排工作了。这让罗丹有点蒙。反正，开始总是乱乱的。
晚上七点，臧路联系到团省委的一个办公室开会。张国远乘坐的飞机进不了成都，落在重庆了，正在从重庆赶来的路上，大家直到九点多才把他等来。正好到了团省委想当志愿者的薛启婵（香港社区伙伴成都办公室）和帕提古丽（曙光社区发展中心）听到消息，也懵里懵懂一起参加（后来她们和另一些NGO成立了另一个联合体“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简称512中心），事后才知道，当晚这些人就成立了“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而且背后，有着巨大的网络支持。
灾区的情况紧急，大家的心也急，一屋子人七嘴八舌，发现都不知道该怎么弄。想做的事情有好几样：除了挖人不太可能外，包括运送紧急物资、 进行志愿者培训和管理。但大家能力有限，同时做几件事可能一样都做不好。而且，虽说是联合行动，但大家都分散在全国各地，怎么协调？最后觉得，灾区现在需求最迫切的是物资，最容易介入的 也是做物资援助，那就做这个吧。办公室定在根与芽，仓库，根与芽楼下一个刚刚竣工的130平米的商铺。14号去谈时，本来想租用，人家一听用来放救灾物资，当即表示免费出借。
最后确定，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在成都的执行机构是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云南管理培训学院、麦田计划、贵州民间震灾救援联合行动小组，具体执行人员于14、15号陆续赶到：张国远总协调；罗丹管物资统筹，一位同事负责联系运输车辆；邢陌负责仓库和志愿者管理；水瓶联络麦田计划的物资，并于19号开始管理财务；甘泉为队长的贵州五人小组14号一早赶到，每天奔赴灾区了解信息，分发物资。
手忙脚乱
方向一确定下来，大家就像上了发条一样再也停不下来了。第一批入库物资是根与芽众多项目小组募来的，罗丹和两个同事给各小组打完电话，那些学生和家长们就积极地忙活起来，在小区里募集衣服、水、方便面等。
5月14日，12万吨大米运到，24小时之内被送往灾区；联系到了5名固定志愿者负责物资整理、搬运等；有了仓库；筹集到现金15万（来自广东狮子会），价值23万的药品（来自成都本地一家医药公司），已由红十字会送至灾区；有了三个志愿运输车队。
药品、手套、帐篷、水、奶粉……随时变化的物资需求信息不断地由前线小组从各个灾区发回。办公室里一片繁忙，用罗丹的话说：座机手机小灵通，电话铃此起彼伏，每一个震灾管理QQ 群，都不停地闪，前方物资源源不断运来。后来有媒体来采访，跟罗丹说不到两句话，她接了个电话就跑去仓库，弄得记者直发愣。罗丹开玩笑说如果将来不做NGO了，就去应聘物流公司。
每天在办公室过夜的人都有十来个，而且只能睡三个小时；第一天晚上没有睡袋，就找些捐来的衣服往地上一铺。有时半夜两点多了还有货到，又得找志愿者下去搬货。每天进出办公室门的总有三四十人，罗丹总恍惚那还是不是自己的办公室，大家倒也不见外。
楼下的仓库，每天保持二十多个搬运志愿者，包括去前线送物资的，这么些天加起来有三百人次。每天晚上都安排四个志愿者守仓库。这些志愿者被邢陌管理得井井有条，虽然货量很大，平均每天都有约四五十万元的物资，但都按品种码放整齐。仓库里放不下了，就堆在外面，堆成长长的一排，看上去真是很壮观。
这么多人在联合办的吃住行，则是张国远需要操心的，虽然很多费用是志愿者自理，但也同样有压力，幸好狮子会提供了两万元行政费用。
紧急救援大家都是第一次应对，许多东西都是边做边完善。由于没有熟悉的人员可用，罗丹一会儿做信息员，一会儿调车，一会儿统筹物资，自己也有点混乱，“很多时候志愿者来了你根本就不了解，不知道他可以做什么，无法安排更多责任的工作给他，只能靠自己。”物资入库由志愿者登记后往里搬就行，出库则很重要，出哪些东西，发往哪里，都要由张国远和罗丹确定。除前线小组外，还有其它渠道包括不认识的人打来电话提供的需求信息，需要判断真假和缓急才能确定发货。第一二批货并没有特别完善的手续，幸好那时货还很少，去的地方也很单一，罗丹自己心里记清楚了，回头补充记录。后来邢陌帮着做了个出库单，加上了日期和提货人电话，清晰方便了许多，每一批物资出库都要有张国远和罗丹的签字，到达灾区后要有当地联合办公室接收人的签字盖章。这对后来应对警方的财务检查起到很大的作用。
就这样，在最初的手忙脚乱中，一批批物资通过他们的手送往灾区。5月24日，邢陌带领志愿者运送一批药品和棉被到绵竹市汉旺镇。绵竹市救灾物资中心总指挥、副市长张滔听说这是一个NGO的联合行动，对邢陌说：这次地震，你们NGO发挥了太大的作用，有些甚至是政府无法做到的，等抗灾结束以后，一定要去成都拜访你们。
前线小组
前线人员每天一早奔赴各个灾区，把物资带去，再带回新的需求信息。除药品是主打外，从最初的水、食物、手套到帐篷、彩条布、大米、奶粉等，前方的物资需求每天都在变化，由于前线小组的及时反馈，物资几乎没有积压。
担任这个工作的，是贵州来的五个人，他们是贵州民间震灾救援联合行动小组派出的先锋部队。地震当晚，乡村善治中心、绿家园、西西弗书店、大山助学会等贵州本土二十多家民间草根NGO 就开会商议联合救灾，这是继年初雪灾后的第二次联合行动。他们很快制定出明确的行动方式与合作方式：由前线小组负责每天了解灾区需求信息，后方总部负责募集物资。需求信息传到后方，这边要马上组织物资和车队运送。
13号甘泉从铜仁赶回贵州，随即加入前线五人小组。因为有灾害管理经验，甘泉当队长， 另外还有意气风发红十字会的两人，绿家园一人，另加一位退伍兵志愿者。当晚他们带着几车物资驱车成都，14号早晨9点到达联合办，稍作休息后，便奔赴第一站彭州，开始了紧急救援阶段的连轴转。
每天跑完灾区回来，大家都要开会沟通当天的情况，确定明天的方向，往往凌晨三点才能睡觉，睡三个小时后，接着起来进行第二天的工作。吃饭，早晨在车上随便塞点儿，中午进了灾区口罩就一直不取，晚上回到成都才能真正吃上一顿饭。这中间还出了件事，16号那天回到成都，又热又累，大家喝了些冰啤酒。晚饭后队员邓华就开始拉肚子，把大家吓坏了，生怕他在灾区染上什么。 第二天大家休整，逼着邓华去医院检查。医院里对拉肚子这种症状的人，一挂完号马上就送到疾控处备案。大家猜可能疫情已经出现。后来诊断邓华得的是肠炎，才让大伙松了一口气。
那段时间全国迸发出空前的救灾热情，大量人车涌入灾区。有人开着奥拓带着少量物品也往里跑，一时间堵塞了救灾通道，所以后来开始限制车辆。“当时跟彭州市临时指挥部要通行证没给，就不管了，车上贴着贵阳市红十字会的标志，硬闯。”前线小组中因为有意气风发红十字会（这是一个注册于红十字会下面的NGO）人员，大家身穿有红十字标志的衣服，顺利前行。再加上还有一位退伍老兵志愿者，与部队联络也很便利。前线调查人员的搭配的确非常重要。
需求信息除了由联合办公室发布外，也会随时传到贵州后方，后方则两天之内就能组织物资运抵灾区，这全靠两个贵州车友会志愿者们的日夜兼程。这些车友都玩赛车，也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可以提供各种车型。车友会内部排好了班，随时准备出发。贵阳到成都900多公里，开车大约十几个小时，紧急救援时每天至少提供十五六辆越野车，如果有体积大的物资如棉被等，则会加一辆五六吨的卡车。每车只有一个人开，到达成都后在联合办中转一下又开往灾区，效率极高。车队中还有专业救援人员，曾经从受灾惨重的银厂沟一个岩石夹缝中 搜救出8名幸存者，还从一个完全被山石封闭的寨子带回两百多村民。
灾区的受灾情况那么严重，到处是一片混乱，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准确地分辨需求？甘泉说他们的经验是从部队入手，先满足军队的需求，因为军队也是服务灾民的。野战医院需求量不大，但肯定是最实际和真实的，比如药品和妇女用品。甘泉曾和同事开玩笑，后来能在彭州设立安置点，是靠卫生巾打通的。
彭州主要由济南军区负责救援，5月12日下午四点就开拔，只带了些干粮和急救药品，但时间一天天过去，能够救出来的都已经救出，战士们开始生病，而外科用药对痢疾腹泻感冒发烧没有任何作用，药品需求就会转到内科或者防蚊虫类，他们是没有准备的。15号给部队送药品时，甘泉他们还送去了一车蔬菜。因为部队不能随便接受群众的东西，当时还想着如果不行，就象征性地收一块钱，但是送到后战士们很高兴，好几天没吃到一口蔬菜了。17号再去送药品时，才看见济南军区发来的蔬菜。
作为前线小组，除了每天奔波外，还要多承受一份心理上的考验。第一天从彭州回成都时，还带回两名幸存者，地震当时他们因为在田里干活而幸免于难，但其余的家人除了女儿在外面打工外都死了。两人一上车就不停地哭，甘泉他们谁也没敢问。贵州乡村善治中心是一个专门应对自然灾害的NGO，甘泉不止一次面对过死亡，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但队员中一个做心理医生的女孩去了北川后几乎崩溃，她在学校差点踩到一个死尸的手，回来一闭上眼就看到很多人对她说救救我。在大家的帮助下，她好容易才慢慢调整过来。
为了安全，五人小组出去时从不分开。11天里，8个重点受灾县他们跑了7个。甘泉本想去茂县，但被五人小组“民主掉了”，一来随时有山石滚落，太危险，二来因为道路还没打通，必须绕马尔康前往，来回得五天，耗时太长。从5月25日起，前线小组开始将工作重心转向代表贵州民间震灾救 援联合行动小组进行灾民安置点的建设，那以后往前线运送物资及信息收集的工作，改由邢陌负责。
源源不断的后方支援
从联合办公室成立后，救援物资就源源不断地 从贵州、昆明、广州、深圳、厦门、北京、上海、重庆甚至新疆涌入。每天收到的来自NGO、个人 和其他单位捐赠并转运的物资大约五六十万元；广东狮子会每天提供约15万元资金，委托联合办购买指定物资送往灾区；邢陌的“根据地”在深圳，地震后他很快联络朋友在深圳设立了物资接收点；昆明、重庆、贵州都有联合行动小组；由水瓶在成都进行联络，麦田计划佛山分社、东莞分社、汕头分社的物资陆续发来，送往前线的大量的衣物就来自他们……
厦门绿拾字成为厦门地区总协调，并发挥自己 在厦门具有一定声誉的优势，用各种办法宣传为灾区捐赠物资。5月15日一名志愿者赞助印制了1000张救灾口诀卡片和5000张募捐名片。口诀卡片上印有指导灾民应对灾害的方法，随救灾物资一同发向四川。募捐名片上则是急需的物品和捐助办法，由志愿者们发送给路边行人或亲朋好友。一对情侣接到志愿者的募捐名片，立刻跑去旁边的药店买了300多块钱的药。
5月17日第一批868公斤药品、食物等通过厦门航空免费运往灾区。要获得运输便利，必须得到民政局开出的介绍信，但因为物资全部由市民捐赠，种类多，数量杂，无法向民政局详细列明，因此在志愿者磨破嘴皮拿到两张批条后，民政局再也不松口。5月19日，绿拾字不得不宣布停止接受捐赠，虽然民众仍然不断地送来物品，但除了药品和帐篷等最急需物资，其他物品只能拒绝。他们觉得很对不起同胞们的一腔热情。
在全国各地组织的捐赠活动中，组织者都被人们的真诚与热心打动着。
那些让我们感动的人和事
电影和游戏把我们宠坏了。血淋淋的砍杀当成习惯。对玩游戏的人来说，一万人又如 何，数字过眼云烟。但真的把这些命铺在你面前，一个一个的或呻吟或绝望，或哭泣或死亡，没人受得了……
在四川NGO联合救灾办公室呆了一个多星期，每天看着仓库。接受捐赠、登记；入库、登记；出库、登记。有货车运来大米，扛去。相信我，那一点都不帅。一百斤一袋，比我几年前重。
十吨米，两百袋。苦笑，但几分钟以后我明白灾难复苏了人性。
“救灾的物资的嘛，老刘，走我们切帮忙撒。”起先说这话的是这样一个人，会在餐厅大肆吆喝着划拳灌酒，会在大街上赤着胳膊斥责他人，成都人口中的老超哥——但他会依旧赤着上身，吆喝着朋友跑到货车边径直扛起一袋米。
在成都的临时自行车停放点很容易看到这类大爷，他们会为了你偶尔没有的两角零钱 用一些恶意的话中伤你，他的老伴每天在你身边转悠，会为了一个矿泉水瓶和人红着脸争执——大爷扛着一袋米，他的老伴——手里依然提着拣水瓶的袋子——搀扶着大爷往仓库走去。
两个在街边玩滑板的年轻人，隔着几百米你就会感觉到那些招摇和张扬的个性——有点犹豫着凑过来帮忙，居然不懂中文，日本人。颇感动人，整个场景。我们懂得感恩。
所以我愿意继续呆在仓库做事，期盼，去一车，救一个，好一个。
这是一位不愿留下姓名的志愿者，留下的一段文字。
来来去去的志愿者，发自天南地北，有律师、商人、学生，甚至七八岁的小女孩。老陌（大家这样称呼邢陌）当初在深圳义工联是五星级义工，也是国内第一个被派往非洲的义工。地震后两天内他安排好学院的事务，并在深圳联络设立了两个物资接收点后，15号赶到广州。现在，如果你问晒得很黑的老陌负责什么工作，他会高兴地说：当搬运工，而且当得很出色。让罗丹佩服的是，身为院长的邢陌只把自己当普通志愿者，听从着自己的指挥去扛大米，而且不知从哪儿找来十几个老外，干得热火朝天。每次去分发物资，他拿回来的单据也最完整：详细写明物资种类，要当地人不仅签收，而且正而八经打出来，或者重新抄一遍，签名，盖章，日期，一样不少。
许多人是想来上前线的，当知道那里的人们缺水缺粮后，就留下来默默地搬东西，每天卸货，出货，清点，一干十多天。一袋大米100斤，他们搬了400多袋，还有800多箱矿泉水和奶粉，近500顶大小帐篷，无数药品……
后来，路上行人看见了，纷纷跑来帮忙，扛完走人。
有人会突然送来几箱水或吃的给志愿者，或者买来物资，扔下就跑，根本不给你问他名字的机会。
晚上志愿者睡在楼下值班，人们会烧好开水送来。
知道送货需要车子，一些做物流或家具的公司说我有卡车，还有朋友，朋友的朋友。罗丹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先生。有一天特别热，他从仓库外面过，看见那里忙碌的场景，知道是为灾区募集物资，赶紧回家和爱人买了四五箱水给志愿者，也不肯签名，放下东西就跑。罗丹追上去请他留下一个电话，他稍作迟疑后终于同意，并说自己有卡车，如果需要随时打电话。后来，还真的用了他三次车，但仍然只知道他姓杨，做家具。
出问题了
5月16 日，《抗震救灾——民间公益在行动特刊》上的一条消息把大家都弄懵了：联合办在成都的协调人由张国远变成了陆非和安猪，而物资筹集由罗丹变成了“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的薛启婵，联系电话也变了，怎么回事？正在广州开会的陆非和安猪赶紧飞往成都。
当初大家商议进行联合救灾，其中一项工作由北京震旦纪公益信息中心的老卢和张丽娜承担，就是每天收集相关信息发布救灾特刊，内容不仅有联合办的，也包括其他民间组织的救灾行动。可问题是，老卢和丽娜看到四面八方不断发布的信息，唯独联合办每天只更新一次，那还是罗丹忙得刚能喘口气的时候，半夜三点趴在电脑上写的。罗丹苦笑，14号联合办公室的工作开始启动后，事情一件接着一件，随时有物资来，有电话来，有人来，每个人都像上了发条，再也停不下来了，根本没人能抽出时间发布信息。办公室里三台电脑一直有人用，却都不是执行团队的人。守着NGOCN上的救灾专版进行信息统筹的陆非也着急，各种信息奔涌而来，就是没有联合办的。为什么没有设立人手专门负责与后方信息沟通？总协调张国远承认，当初考虑的就是效率，没有提出成文的决策机制和行动守则，许多决定是临时的，成员之间也缺乏信息沟通。这一点与“5·12中心”相比就有所欠缺，那儿很快就制定出相关的规则，有专门的小组负责进行信息编辑和发布，也有专人接待来访人员，因此运行多日没出现过这样的混乱。
陆非给执行机构和老卢他们打电话，原来问题出在QQ群里，不知谁在上面把协调人和物资统筹的人名电话改了，而办公室这边又没有专人负责消息传达，特刊自然就出了问题。
5月17日深夜陆非和安猪赶到成都，大家都在旅社里等着他们。这还是联合行动以后，前后方第一次真正坐下来敞开谈。17、18号大家连着开了两天会，分析所遇问题，设立相关制度。20号招募到一名信息专员、志愿者黑木，之后再没出现信息混乱的情况。同时，本来就在ICS任会计的水瓶于19日正式开始管理财务。
一场小风波很快平息，那之后，联合办继续全力开展震灾救助。
又出事了
5月24日 ，几名警察神情严肃地出现在办公室，要求张国远跟他们走一趟。
那是攀枝花东区公安局经济犯罪侦察处的刑警，他们接到举报：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利用抗灾，违规接受捐赠。
NGO在国内的生存环境本来就如履薄冰，对于这次联合行动，大家考虑过风险，但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大家都想尽一份力。将办公室设在根与芽，也因为这是一个正规注册的机构。而且从一开始大家就明确了，联合办的功能只是进行信息沟通、物资委托转运，以及为大家的救灾工作提供协助，不进行资金募集。
但执行起来情况就开始变化。从5月15号到24号广东狮子会共打来87万多元，委托联合办购买指定的物资运往灾区。联合办公室只是临时机构，没有账号，出于对张国远的信任，钱都是打在他的私人账户上。此后自然之友、上海东方艺术学校等机 构或企业的委托项目款、包括狮子会支持联合办的2万元行政费用，都在张国远的户头上。
面对警察的询问，张国远谨慎回答：我们不是接受捐赠，而是接受人们的信任和委托，把大家的善心送达灾区。警察把办公室的财务仔仔细细查了一遍，也查了仓库，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最后的结果居然是夸水瓶帐做得好，如果水瓶去攀枝花，还要请她吃饭。
但即使这样，警察仍然要把张国远带回攀枝花。“当地政府要求我回去做个解释，为什么钱会到我私人账户上。”张国远猜测举报人是东区志愿者协会的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因为自己过去的工作而进行报复，弄到四川省国家安全厅委托当地政府来调查，“区政府是一直在保全我们，但因为当时也有政策，不允许除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之外的接受捐赠，他们压力也很大，省里一级一级压下来。 后来我想如果辞去原来机构的所有职务，这件事情就好解决了。”于是5月30日正式登报公示，张国远辞去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秘书长的职务。那几天联合办的工作虽然照常进行，但大家的心都一直悬着，一会儿说要回来了，一会儿又被带回去，直到29号张国远回到成都。
南方都市报后来的报道《草根NGO：非常时期的爱情》，开头就是这件刺激人神经的事儿，一时间还让人们有不少猜测，是不是国家在控制民间救灾力量。按张国远的说法，其实气氛没那么紧张，整个调查过程并不在审讯室，而是在随意的环境里，一边喝茶一边谈。
解散了，这很正常
6月初，网上突然传出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称这次赈灾中“最大的NGO”——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和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近日被迫关闭”。
先不管《苹果日报》是否出过这样一篇报道，也不管其中明显的错误，比如说“NGO联合救灾办是由著名环保组织‘绿色江河’倡导成立的”，但这样的信息的确让很多NGO担忧起来，联合办也的确遭遇过警方的调查。有人开始发表文章表示对政府的不满。
这状况让两个赈灾联合机构着急起来，本来民间组织的处境就不佳，加入救灾一是希望关注政府顾不到的问题，拾遗补缺，二是希望政府能够看见他们的作用，以改善NGO在国内的境遇。可现在一弄不就搞僵了吗？实际上512中心并没有解散，除了在5月30号以后不再进行每日例会外，作为NGO间信息平台的功能仍在发挥，并且正在筹备将中心变成一个长期项目来运作。而联合办早在5月22日、张国远被警方调查之前，就在网上发布：将于5月30日停止运作，5月25日起停止接受物资。其实联合办运行一个星期后，他们就意识到紧急救援阶段很快会结束，下面会进入灾民安置与社区重建。
让罗丹高兴的是，一向很难协调联合的NGO，这一次能做得这么好，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张国远分析，NGO都很有个性，都有着自己的目标和使命，有不同的行动方法，平时很难联合行动，这次能有这样的表现，其实是因为在紧急救援阶段，大家的目标都相同，就是尽己所能支援灾区；而过了这个阶段，面对灾区不同的需求，大家又会回到各自擅长的领域，分开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
实际上紧急救援并不是NGO的强项，但前期的介入却为下面进入社区发挥特长做好了铺垫。比如绵竹汉旺镇武都村要修大约一万套安置房，安置三万灾民，肯定有大量的社会工作需要民间介入。邢陌在运送物资时和当地政府及村民建立的良好信任关系，就为后来张国远的NGO备灾中心进入那里工作打下了基础。
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从5月13日成立，到5月30日宣布解散，共向灾区运送了价值约1000万元的物资。每天进进出出约五六十万元的货，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物资外，还往绵阳和江油发去了狮子会捐赠的12座流动厕所。
这样的成绩，他们定位的准确与迅捷的行动力，让一些没有参与的NGO人士称赞，罗丹却说遗憾比自豪更多：许多事情在大家的能力范围之内， 却出现差错，应该做得更好的，为什么没做到？还是太急了！可是，如果没有这毫无经验、手忙脚乱的第一次，又怎么可能有下一次的从容与娴熟。从这一点来看，这次联合行动的价值应该是双重的。 紧急救援虽然结束，但大家的生活轨迹无法再 回到从前。张国远已不再是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他和NGO备灾中心在汉旺，希望把那里做成一个社区中心，为其他做心理健康、医疗、儿童教 育等工作的NGO进入打好基础。甘泉他们的贵州联合行动小组在彭州地区建立了一个固定安置点和两个临时安置点，同时派遣志愿人员前往安置点提供灾民生活及心理服务。罗丹、邢陌、水瓶代表着各自的机构，与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一起，在龙门山镇开始了“新家园计划”，要做志愿者培训，尤其是村民和村干部；要做社区实验，和灾民一起，在他们恢复家园的同时，恢复一个社区……
那似乎就像一束花，五颜六色四散开放着，因为某个原因，被扎在了一起，同时，他们的根一样还在四面伸展，深深地扎在受灾的社区中，与那里的人们一起度过，一道前行。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公民社会中心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