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护城河，故宫北面的角楼呼应着绿树葱茏的景山前街。一条不起眼的小巷沿着街边蜿蜒而行，通向一个小院。门边，班驳的墙上挂着一面朴素的小标牌，屋檐下一个人推着轮椅车上的另一人前行。午后的院内，刚刚立秋的阳光斜斜地挂在已经果实累累的酸枣和柿树上。天井边，牵牛花开放在午后的宁静里。
这就是2001年夏末的北京慧灵，一个为弱智弱能人士服务的民间机构。
2000年3月，广州市“十大青年新闻人物”孟维娜把她的“连锁店”开到了北京，取名北京慧灵。虽说是“连锁”，北京慧灵与它的“姊妹店”广州至灵和广州慧灵却有很大不同，因为孟维娜引进了一位新的“合伙人” ― 来自英国的社会工作者裴丽霓女士。她们一起推行社区开放式、家庭式寄养法。
在常人的印象中，为智障人士服务的机构总是和不透明的院墙、封闭的建筑物联系在一起。对院外的人来说，院内的世界透着神秘，不为人知。而住在院内的人，由于隔离，也无法感知外界的节奏。事实上，这样的大机构式寄养方法既缺乏家庭的氛围，无法为智障人士提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同时，也使患者难以与周围环境进行沟通并体验真实的生活，这都直接影响着康复的效果，使他们最终难以回归主流社会。
所以，北京慧灵采用了更为人性化的理念来运作。从康复的角度出发，慧灵提倡智障人士与家人一起生活。因此，慧灵为他们提供了家庭式住宿服务。慧灵家庭由专职“妈妈”和数位入住的智障人士组成，大家象普通家庭成员一样相互关照。但这些“家庭”并不封闭，不知是否出于巧合，慧灵在选址上所体现出的开放性使学员有更多机会与外界交流。慧灵还经常安排学员走出去参加社区活动，如充当街道安全员，与街坊聊天，买卖报纸等。对因条件限制而滞留家中的智障人士，慧灵的专业人员也会进行家访，提供评估和个别辅导服务，及家庭成员培训。慧灵家长亲友会则为家长们相互关怀，分享资讯建立了平台。
在经营上，与老北图（北京图书馆老馆）的合作体现了创办者的智慧。北海边上的老北图环境幽雅，学员们象其他的普通读者那样使用图书室、电脑室、餐厅等服务，还通过议价取得优惠。对慧灵来说，老北图不经意间成为慧灵的日托中心，有着就地取材的意味。图书馆也成就了一项善举，使自己人文的内涵更为丰富。慧灵巧妙地利用图书馆的“公共资源”消化了开办一个日托中心所需的大量成本，同时还实现了开放式服务以人为本的理念――学员们并未被隔离在社区之外，他们享受到良好的文化和自然环境。
简而言之，慧灵是开放的，学员们对家庭和社会的情感需要在一开始就得到了尊重，这是获得康复的重要前提之一。
日前，北京慧灵象这样的“家”在景山、安定门和天坛各有一个。每个“家”吸纳4-6位弱智人士，除4位12-13岁的孤儿外，其他最小的16岁，最大的26岁。加上日托中心，共接纳20人左右。
单从规模上看，北京慧灵并不算大。由于政策限制，作为个人创办的民间福利机构，它甚至不能注册为非营利组织，以其应有的身份开展活动，并由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但是，在短短的时间内，北京慧灵以其较新的理念、较为科学的管理模式赢得了社会的认可，海内外人士的支持以及媒体的频频报道，大量的志愿者的参与都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并带动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无疑，北京慧灵取得了社会的认可，成为具有公信力的“品牌”。解读慧灵的成长及其创办人孟维娜的心路历程，也许对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有所帮助。可以说，北京慧灵及其姊妹，广州至灵和广州慧灵的历史，是中国纯民间公益事业的一个发展缩影。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一个普通公民在多年以前突破体制壁垒，辞去干部身份，下“海”开办公益事业，做起了当时只有政府才能做的事。那时候，社会上还不存在民间开办公益事业的思想基础和物质条件。用一句俗话来说，孟维娜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启蒙
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刚刚从禁锢中苏醒，即便是相对富裕的广州，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也才刚刚造就出一批未受社会认同的个体户，社会给予个人的机会不多。高中毕业后，孟维娜被分配到一个家具厂成为一名工会干部。象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有着渴望成功、实现自我的强烈冲动和热情的她成为痴迷的文学青年。她参加文学活动，在报章杂志上发表小说，做报社的兼职记者，文学成为她跨越现实、让思想飞翔的翅膀。而作为工会干部，她的工作仅限于黑板报和发放福利品，这个角色显然与她的理想反差太大。苦闷中，是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的一篇文章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 文章中的人道主义色彩让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经过思考，孟维娜决定从事残疾人福利事业。有趣的是，她毫不讳言最初的选择主要不是出于“高尚”的动机，当时的她满脑子装着个人成功。“因为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在做这项事业，将来肯定有前途”。这条理由看上去有些过于简单、不太切合实际，却启开了孟维娜新的人生之路。
引进外资
开办弱智儿童学校的想法是在1985年元旦首次提出的。当时她正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吃火锅过节。消息一经发布，立刻引来朋友们的哄堂大笑，因为没有人认为她的“异想天开”具有任何现实的可行性。不过，这次“火锅事件”在使她深受刺激的同时，也坚定了她“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她发起了一项疯狂的街头游说活动，向她遇到的几乎每一个行人推销她的计划。
这一年她三十一岁，离“三十而立”已过去一年。
在遭遇众多的不理解甚至误解之后，孟还是得到了重要的信息。一个具有“很高智慧”的朋友告诉她，个人想要在国内举办弱智儿童教育福利机构，只能在毗邻的香港寻求资金和经验上的支持。通过在当地青年团工作的朋友，孟得以用个人身份出席一个青年团与香港社工协会举办的社会问题、青年问题交流会。和与会的中方人士的无动于衷相比，香港方面对孟的想法反应非常强烈，因为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大陆会有这样的事。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接触，成为同年五月孟第二次香港之行的前奏。第二次香港之行为期十天，孟接洽了当地的几家著名弱智人士康复机构，它们都表达了合作的意向。孟最后选定香港明爱(Caritas-Hong Kong) 为合作伙伴，“因为他们看上去很有实力。”
孟的选择有她的道理。香港明爱成立于1953年，是一家具有天主教背景的公益组织，在家庭、家务助理、安老、弱智人士康复、社区工作与发展、扶幼、特殊教育与职业训练、成人高教及医院诊所等多方面开展富有成效的服务。从历史上看，它成立以前以香港天主教会的名义开展服务可以追溯到150多年前。目前，它每年的预算开支超过10 亿港币。除强大的资金实力，香港明爱的专业化程度也很高，在数百个服务单位活跃着五千名员工，有足够的能力提供从智力程度评估、教材教具、师资培训以及有关学校管理的咨询意见等全面的专业帮助。孟维娜心里很清楚，对于初涉特教的她来说，专业指导的重要性并不对资金的需要。抱着香港大学老师给的一大堆专业书，孟回到了广州，开始筹办广州至灵学校。
这是中国第一家专门接收弱智儿童少年的民办学校，它意味着中国民间在社会领域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公益捐助）和相关技术，为社会提供福利。
成长的烦恼
至此，广州市少了一位工会干部，多了一位“个体户”和她的民办学校。
至灵的诞生很超前，因此至灵的成长始终烦恼不断。 至灵遭遇的最大尴尬来自体制的滞后。与目前许多纯民间机构在双重管理体制下所面临的困惑不同，至灵的创办给地方政府出了一个难题：当时根本就不存在与民间举办社会公益事业有关的法规政策，因此，至灵的注册注定无先例可循。这个事实使有关部门和人员猝不及防，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惊讶。随后，由于孟不知疲倦的“轰炸”和“纠缠”，惊讶甚至变成生气，似乎孟的行为带有无理取闹的成分。孟与主管市长的面对面“交锋”以双方的不欢而散而告终。也是在1985 年，为及早获得合法地位，经办理合法手续，孟与学校的员工、家长和弱智孩子20 多人到市人大会场外表达意愿，敦促人大代表提出议案。经多方努力，1986年10月，至灵在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局正式备案注册，其时距1985年9月1日开学已一年有余。
孟说：“至灵做了一年私生子。”
这一年，是以配额制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下的一年，作为“市场”的产物，至灵的困难可想而知。由于提供住宿，学校对煤和粮食有很大需求，但当时这两类物品凭票供应到户，学校无法在市场上购得。情急之下，至灵的家长委员会发挥了作用。他们一面从自家肩扛车推往学校送米送煤，一面东奔西走，动用各种社会关系，悄悄从粮店和煤店一次次小批量购买。现在的人难以想象，这个看上去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在当时是扰乱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曾让许多人捏着一把汗。
除了在协调至灵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上出现的问题，孟维娜与明爱在专业标准的掌握上也发生了分歧。
凭着个人的敏感和对当时广州市特殊教育状况的了解，孟一开始就知道弱智儿童教育存在很大的社会需求。她不怎么担心生源问题，但随后的发现还是让她大吃一惊。通过家长，她找到了部队的一位专科大夫，后者随便给了她一个名单，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五百个病患者名字。按图索骥把信发出，报名的头一天就来了96人，远远超出预算中50人的名额限制。据说许多家长接到信后，按捺不住地哭了，因为这些残疾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在经历了多年的无助之后受到了关注，有了进学校接受教育的机会。对从未放弃过期望的家长们来说，至灵做了一件雪中送炭的事。按香港专家的意见，经过评估，学校应选择轻度智障的人。作为非专业人士，孟十分尊重专业人士的建议，但她无法以超然的理性面对家长们渴求的目光，超名额招收了许多不符合“标准”的学生。同时，由于大部分学生家庭居住分散，每日接送十分不便，无奈之下，孟决定向他们提供住宿，而专业人士则不提倡这种做法。
孟说，这是她和专业人士的第一次意见相左。事实上，政府办的学校也是非常专业的，它们按规定只收轻度弱智的学生，从康复的角度来说，这样做固然有其科学的道理，但它把许多中度以上的孩子拒之门外，使他们失去了发展自己的机会，成为民政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至灵的出现以及它在标准上所作的妥协填补了这个空白。
当然，合作双方的分歧并不妨碍至灵成为一所倍受欢迎，服务水准颇高的学校。
在管理结构上，至灵成立了由创办人、专业人士等有关人员组成的理事会，共同对重大事务进行决策。为提高家长的参与程度，至灵成立了家长会，其负责人在必要的时候及时与校方联系沟通，并着重处理与政府接洽等学校外部事务。这样的民主决策机制有助于集思广益，有效发挥学校的资源效用。在师资方面，从1986 年起，至灵员工每年都要接受明爱的不同级别的特殊教育培训。教学方面，明爱提供了从课程设置、学生分班到训练计划在内的各项指导。明爱的一套规范化的管理理念为至灵打下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至灵的出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1986年，孟维娜成为广州市十大青年新闻人物，同年经公众投票，她还被评为广州十大杰出公仆。
下岗
孟维娜与明爱的早期合作富有成效，这可以从至灵良好的业绩和备受社会关注看出。但因为和明爱的第二次严重分歧，1992年孟不再担任至灵的校长，只兼任理事。到1996 年，孟终于全身而退，和明爱分手。
这次分歧虽说是原则性的，但完全谈不上孰对孰错，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的办学理念存在差异。这个差异在第一次分歧中已有所表现，然后在1990 年左右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冲突。
事情的起因在于至灵的第一批毕业学员无法得到妥善安置，家长们强烈要求续办一所成人学校，接收这些学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但资助方明爱认为，考虑到增办一所学校的各种具体困难，为保持专业标准，不能再扩大服务范围。更何况民间机构不是政府，也非救世主。孟维娜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她无法拒绝家长们渴望的眼神。从一开始投入公益事业，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在她脑中就没有停止过。更多时候，由于个性使然，她的决策是向情感一方倾斜。当然，对现实的妥协意味着不能完全按特殊教育的专业理念实施计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教育的效果。不过多年以后，创立北京慧灵的时候，孟维娜有了裴丽霓女士为新的“合伙人”，双方在理念到决策上形成的互补机制是一种现实和理想的调和。于是，北京慧灵有了新的调子，这是后话。
从90年开始， 通过家长集资，广州慧灵——为大龄智障人士提供职业培训的学校——建立起来，孟担任校长，一开学就接收了至灵的20 名毕业学员。随后，孟在两个学校里的双重身份带来了更多冲突，尤其在募捐资金的分配上，至灵理事会成员发生了激烈分歧，并直接导致孟在至灵的两次职务变动。与目前商业领域里网络公司CEO 在与资方的冲突中纷纷下岗相比，孟维娜早在1996 年就已经演绎了同样的故事。不过，她的下岗不是由于管理不善，而在于与资方在经营理念上的差异。
不过，有了前些年积累的经验，孟已经不缺乏专业能力，新起的广州慧灵少了至灵当时所经历的许多痛苦。如今，该校接纳180名学生，其中120至130人寄宿。这些学生很多是经政府学校和至灵筛选后剩下的中度以上弱智人士，慧灵的难度可想而知。不过，象至灵一样，广州慧灵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认同。
拓展
与此同时，在办学过程中，孟维娜意识到，仅仅靠兴办几所学校已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面对巨大的社会需求，民间组织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在弱智人士以及其它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上，甚至在其它更为广阔的社会发展领域，对民间组织的注册监管、公益捐助、相关税制、政府对公共资源的分配等方面，仍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滞后性。纯民间公益组织受到的体制制约，包括在公共资源分配上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直接制约了资源调配的效率，影响它们更好地提供社会服务。孟认为，在公共决策上加强民间的参与，是问题的关键之一。
为在更广更深的范围内推动立法保障，孟在1987到1989 年间在广州参加竞选人民代表，并在直选选区获得成功。她试图通过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并利用随之而来的社会影响力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为推进中国的福利制度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而努力。在北京开办学校，是她参与社会活动的又一个起点。
“经历了这些年，接触了那么多弱智人士和他们的家庭后，我的个人动机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已经穿越青春冲动岁月的孟维娜，已成功地实现了事业的目的和手段的换位，她所考虑的，已不仅仅是一两所学校的成败。
在八十年代，如果说经济领域改革的实践者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对从事民间公益事业的人士来说，由于社会领域开放的相对滞后，他们在过河的时候甚至摸不着石头作为坐标，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主动地通过实践活动进行探索，并为政府对新的社会发展需要进行立法规范提供可资借鉴的实例。现在看来，至灵和慧灵的出现在广州是开风气之先，逐渐由理想走到现实。“如今的广州，不仅有至灵和慧灵，还涌现了民办的信孚、祈旭、展智和康德等其他为弱智弱能人士服务的机构，在学和入住约500人，相当于全市10多所公办弱智学校在校生的50%。在政府尚无中央转介系统进行协调的情况下，它们以各自的特长优势选择不同类别的残疾学生，”（注“民办”二字好辛苦——孟维娜）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资源互补的作用。它们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社会需求。多年以来，以争取合法性为起点，到为民办学校争取政府支持和公平地位，孟与有关部门多次发生争议，这使她和政府的“不合作”甚至“对立”名声远扬。面对这样的误解，孟心里有很大的委屈。实际上，争议确实并不令人愉快，但它对政府和民间共同面对的新问题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沟通方式，其目的如同慧灵的宗旨所言：“为推动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以发展全面性社会福利服务为最终目标。”
其实，这也应是政府的目标。
过去的风风雨雨造就了孟维娜，也造就了她的事业，但可以肯定，广州至灵、广州慧灵和北京慧灵都只是她一个个的人生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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