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资和钱没有关系，是给捐赠者一个加入崇高事业的机会。所以，它不是乞讨。” “捐助者不是你的客户，你提供的服务也不是商品。捐助者是你的合作伙伴和朋友，共同服务于高尚的目标。因此，对你的捐助者不必说太多的感谢的话。” “筹资并不是单纯拿到款项，你应该通过筹资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赢得你的支持者。” ――李文烈
2003年11月10日，中国发展简报访问了香港从事青少年服务的专业组织――协青社（Youth Outreach），该社总干事李文烈神父（Father Peter Newbery）对协青社的工作做了介绍。李文烈神父出生在英国，1967年来港工作。在创立协青社之前，曾在政府的惩教服务处工作十年。目前除担任协青社总干事外，他还在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公共行政学系担任副教授，并著有多部有关青少年问题的著作。李文烈长期关注香港青少年问题，并做出了富有成效的贡献。他曾在香港大学社工专业学习9年，是一位既具备专业能力，又富于情感力量的人。
“我们也跟黑社会一样，整夜在街上狩猎。”――协青社的独特之处。
“协青社有两个独特之处。第一，它是香港唯一一个专门为边缘青年服务的组织。在香港也有其他一些为青少年服务的组织，但它们也同时提供其他领域的服务（比如老人服务）。第二，协青社的服务是独创性的。我们的外展队提供通宵的夜间外展服务，危机介入中心以及其他设施都是24小时开放，是全港唯一为青少年提供24小时服务的机构。我们主动到街上去寻找需要帮助的街头青少年，而不是仅仅在中心等着他/她们上门。他/她们的年龄主要在12到15岁之间，多数是因家庭问题离家出走，我们非常了解其的活动地点、时间、流动性等规律。”
协青社1991年成立伊始，就开办了“24小时危机介入中心”，为“夜青”（指流浪街头，通宵不回家的青少年）提供即时家庭式住宿服务。2002年夏，又在香港全境开展通宵外展服务。协青社的资料显示，由于家庭问题、失业率持续高企等原因，1989年到1999年仅十年间，流连在香港街头的“夜青”就从每年3万名急增到6万名。他们在街上逗留逾久，逾容易成为黑社会、色情场所和毒贩的猎物。现在，每天晚上10点到凌晨6点，协青社都派出2-3个外展队驾车巡视全港街巷。李文烈神父曾撰文指出：“我们发现黑社会原来与我们做着同样的工作，他们也在夜间有系统地巡视街头，寻找自己的猎物。”协青社及时回应社会需要，同不良文化争夺成长中出现困难的青少年。正如“协青社”三字表达的含义：“青”在“协”和“社”之间，表明在正规社会的扶持下，充满生机、活泼可爱的年青人度过成长过程中的难关。协青社的资料显示，通过专业社工的及时介入和辅导，该组织成功地使其中85%的人回归家庭。
2003年11月11日凌晨，笔者随从外展队队长郑志南、他的另一位同事以及志愿者、注册社工关志灵小姐亲历了一次外展活动。（关小姐是一家财务公司的职员，利用业余时间进修学习成为注册社工，每周利用一天晚上到协青社工作。）在一个街边公园，郑志南慢慢走向一对少年。为拉近双方的距离，他非常自然地跪在台阶上，放低身体和他们攀谈。郑在对他们进行评估后确认没有严重问题，遂留下联系卡离开，寻找下一个目标。行动间隙，郑坦陈自己多年以前也是夜青，后来上了大学，毕业后在香港和内地之间从商。最终促使他放弃收入优厚的工作加入外展队的，就是过去的这段经历。
“我们希望以这种方式保持独立性”——与（香港）政府的关系
“我们和政府的关系不错。当然，政府从定义上讲就是官僚，这是很难改变的。在12年前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只有两个人，政府对我们并不了解，也不支持。但后来我们证明了自己能够提供非常有价值的服务，所以现在有一部分费用由政府承担。这当然很好，但我们希望政府的参与保持在50%以下。因为政府的资助超过一半，（机构的活动）就会受制于人。在香港有些机构95%以上的资金来自于政府，政府的工作方式就使你无法主动去做开拓性的工作，无法做出创新。现在我们已经发展为150人的团队，并且将在6个月以后拥有一座由香港赛马会投入7千万港币修建的新的综合服务大楼。我们在凑款方面采用“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模式，有些资金来自自收自支，还有一些必须（通过基金会或者公众）筹款去完成。我们希望以这种方式保持独立性。政府去年也启动了类似的服务，但不会奏效，他们仅仅是上街去教育这些孩子，仅仅如此。但我们有更好的配套服务，我们把他们吸引回我们的中心（进行后续辅导），就像医院派出救护车，送病人回到医院找到医生提供治疗。”
从2000年开始，香港社会福利署通过政府奖券基金资助协青社开办两所青年危机介入中心的运作经费。截止协青社2002年3月（15个月）的财务报告显示，来自政府的支持约500万港币，占总募款收入的1/3左右。同时协青社独创并坚持多年的夜间外展工作也唤起了公众和政府对青少年问题的关注。在2001年的年度预算中，政府还拨出特别款项投入青少年服务，主要用于2002年成立18支深宵外展队，分区开展类似服务。协青社的危机介入中心同时成为政府外展队后续工作的支持机构。协青社以自己开创性的工作使政府行为发生了重大转变。同时，始终把独立性作为自己的一个指导原则。
“香港有多年的殖民地历史，但在文化上仍然是很中国化的。”——不可忽略NGO工作的文化背景和当地的具体情况
“我1994年到洛杉矶进行学习访问，参观了当地多家服务机构。美国当地情况和香港有很多不同之处。我在香港待了38年，发现它虽然有多年的殖民地历史，但在文化上仍然是很中国化的。美国和英国看重的是个人主义价值观，个人对隐私权的要求比较强烈。我在洛杉矶看到很多青少年很小就和家庭脱离了关系，但在香港，即便是19或者20岁的青年人，也很少有和家庭完全脱离关系的。中国（香港）是集体价值观，团体、家庭对人们非常重要，家庭意味着一切。一般来说（对待孩子）母亲通常和风细雨，父亲则是严厉的一家之主，‘要讲几句’，最后由父亲拍板决定。但中国的文化比较欠缺沟通，（家庭中）父母和子女都要学会如何相互沟通，表达意愿。所以，（在香港做社会工作）需要考虑人们如何融入家庭、团体，如何与团体打交道。美国，咨询辅导一般是一对一的，但这种做法在香港就不太有用，这些因素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基本依据。我们既有个别辅导，也注重团体辅导。
（NGO）最重要的是获得理念和想法，其他地方（组织）的人来我们这里，主要是分享经验，他们回去后需要自己决定用何种理论和方法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
李文烈神父的办公室里陈列着多件中国传统饰品，为11月16日举办的2003年度大型“单车寻宝”筹款活动宣传册也注意到文化的因素。竞赛的原则是参加者组队骑单车在两个小时内沿指定路线完成最多圈数者获胜，得到真正的一个金币。宣传册上，一个一手持枪，一手举着特大金元宝的清朝兵勇的传统形象十分醒目。这个兵勇装束的人将现身比赛现场，随机出现在选手面前，给参赛者抽奖的机会。奖品以可乐和T恤衫等不等，幸运者还能在记录中自动增加圈数。所以，不是骑得最快者就能获胜，兵勇的出现给参加者制造意外，使竞赛活动成为轻松的游戏。参赛资格上，每位队员筹得100港币以上便可自行或者组队参加。从以往的活动看，参加者从5龄童到70老不等，当然最多的还是年轻人。整个活动从设计到宣传推介都有很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自1995年第一届寻宝活动开办以来，到2003年已经是第8届了。
“我们没有媒体策略，也很少主动邀请媒体参加活动，曝光度相当相当高。”——媒体的关注
“我们和媒体的关系很有意思。我们没有媒体策略，也很少主动邀请媒体参加活动，但是吸引了很多电视、报纸、杂志、广播、电子刊物等，曝光度相当相当高。不要问我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专业社工机构和社会工作中知名度很高。但奇怪的是在普通公众中的影响却要小很多，原因大概是我们是为边缘人群服务。很多主流人群不关心边缘青年，他们认为这和自己的生活无关。还有就是信息过量的问题，人们只能够关注他感兴趣的信息。对此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如果到街上做个调查，如果是问社工、专业机构，街头少年，大概都知道我们，但一般公众居很少知道了。我们在台湾也有影响，当然也限于社工圈内。”
媒体是NGO的重要资源。尽管没有可以追求媒体效应，协青会仍靠自身独创性的工作为媒体提供了很多有新闻价值的素材。有趣的是，李文烈神父在谈话中提到协青会和香港乐施会在公众影响上的差别。他说，后者在普通公众中的影响比协青社大得多。事实也似乎印证了这种说法，至少在香港的许多码头、街道、地铁，常常可以看到乐施会的筹款或者公益广告、招贴画。当然，试图大范围影响公众，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成本，这就要有组织自身的需要和做事的方式决定。
机构和体制问题
“我们的机构在继续扩大，现在有150人。我们已经建立了不同的部门或项目，有人分别负责。机构建设和制度化是非常必要的，但这里有个度的问题。有人对我说，任何组织（企业或非营利团体）最初都是由一两个人创立起来的，但要成功，它就需要不停的扩大。成功的企业最后是上市的企业。上市企业和不上市的个人控制的家族企业的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由职业经理人管理，而不是靠个人影响。我们也正在扩大，但我感觉我们还没有到‘上市’阶段。目前我们希望能继续保持个人化、个性化（personal touch）特点,我在政府里面工作多年，知道官僚体制（bureaucracy）是什么样子。”(笑)
显然，作为协青社创办人、总干事的李文烈还是比较喜欢个性的、直接和受益人打交道的工作方式，因为这使自己和要服务的人群保持接近，从而快速回应其需要。不过，尽管感到头痛，他现在还是不得不直面每天花时间“坐在办公桌背后阅读和签署文件”的现实。在政府机构的工作经历使得他对协青社扩大规模后的可能出现的官僚化倾向十分担心。李文烈认为，官僚体制和程序尽管必要，但往往过度，使得一些机构对问题的反应变得迟钝低效。他说，香港的一些规模很大的非政府组织也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的确，机构化本身是为提高效率而设，但它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组织在划分职能、建立管理框架的同时，可能产生官僚化问题，偏离使命，损害效率。
但是，假设李文烈自己作为协青社的内部管理中心和外部形象“品牌”一旦退出，协青社该怎么办？面对这个问题，李文烈无奈的摇头，一再表示不知道。显然他的矛盾心理反应了NGO成长过程中必然面临的、没有明确答案的困惑。不过，他对这个问题表现的敏锐和预先的洞见并将帮助他在实践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民主不是简单的自由，而是明确每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对普通捐款者的祝愿
“现在香港有些人富可敌国（super rich），你向他筹款，他给你一万，当然这（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多了。但这很可笑，因为（给出）一千万对他们来说也不过九牛一毛而已。相比之下，我们的许多捐款来自普通工薪阶层，他们却几百几百的给。我不太喜欢香港文化中的一些东西 ，这也许是受到过去殖民地的影响。以前在英国政府的体制下，香港公民无法参与（社会），出现什么问题之后就有一些人嚷嚷政府应该做那个，应该做这个。现在谈民主谈得比较多了，很多人又认为民主就是自由，是自己为所欲为，但我不这样认为。民主是每个社会成员相互支持，我们应该摒弃要政府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想法，（首先）明确我能做什么，我对社会有何责任。民主是责任，而不是自由。我们应该提高人们这方面的意识，有时间的贡献时间，有钱的可以捐钱，以此来改变社会。”
在香港嘉道理慈善基金会2003年年会上，李文烈神父曾以下面一段话结束他关于捐助者和受助机构关系的发言：“这些（支工薪阶层捐助者）清贫但不吝给予、慷慨解囊的人，他们拥有生活的信念和馈赠，他们的行囊永远充实。”
未来的一项计划
“我们希望能和大陆的服务机构分享我们开创性的工作经验，为大陆的青少年服务做一些工作。我们的新大楼投入使用后，将开设5个客房供来访者留宿，我们称之为‘培训单元’（training unit）。对我们感兴趣的来访者，可以和我们一起工作，亲身体验，然后回去改进自己的工作。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和大陆、台湾、澳门和菲律宾等地的人士交流，分享专业技能。社会服务组织应该回应当地青年的需要，在当地的环境下开展工作，而不是照搬学到的知识和技能。”
在此，李文烈又一次强调NGO工作本土化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