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政府组织，尤其是草根组织在近二十年的迅速发展离不开国际发展援助的大力支持，这股不容忽视的支持力量就是国际基金会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更主要的理念、工作方法和有意识的对人力资源培养及对本土组织能力建设的推动。
国际援助的历史和全景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2003年的一次会议上总结说，外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在过去的20年中，向中国各地区提供了积极有效的援助和帮助，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据不完全统计，20年来，由外经贸部协调和管理的国际多边、双边无偿援助累计资金达40亿美元。目前发展起来的沿海地区在80年代曾经是国际发展援助的主要受益地区，它们今天的发展成就中，包含着国际发展援助合作的成果。
纵观国际发展援助，包括联合国组织援助、发达国家政府援助和非政府组织援助。其中联合国组织援助又称多边援助，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等多国组织执行的；而发达国家政府援助又称双边援助，是一种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id）。向我国提供援助的主要国家是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荷兰、比利时及欧盟等。非政府组织援助又称民间援助、是指国外的民间组织提供的援助。当然，像多边和双边援助机构和政策中，这些年来也非常重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大多都提供专门的小额资助项目针对中国非政府组织（例如欧盟、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加拿大公民项目等），但是在合作伙伴的选择上还是非常慎重，基本都要求是在民政部门或者正式登记注册的组织1。
我国接受国际援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79年，在其后的两年里，我国先后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比利时等国签订双边发展合作总协定或议定书，并与欧盟和日本在双边混委会或年度会议的机制下确立了援助合作关系。我国还与荷兰、挪威、新西兰签署了无偿援助的双边框架协议，并与瑞典、芬兰、卢森堡等国有不定期的发展合作关系。发达国家政府对我国提供的双边援助是通过与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合作项目来进行的，而且这也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一部分。在此同时，我国接受联合国组织和国外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援助工作也正常开展起来，同时也向联合国组织提供资金。并且根据情况，为朝鲜、越南和一些非洲国家提供国际援助2。
“至于各国的外援政策基本都有三方面目的。一是传递一种道义准则，一种形象；一是保证国家安全，因此对象选择很慎重；一是经济繁荣，外援其实是一种双向的经济动向，而非单项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孙哲教授如此分析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双边援助。
从神舟五号发射前的两周，以敢言和强烈批判色彩著称的众议院议员迪派克•奥布莱（Deepak Obhrai）就在加拿大媒体上露面。
“中国人已经成功地把该国的第一名宇航员送入太空，一年内也许还有更多；而他们的目标还不止于此，他们还有耗资更加巨大的探月计划。我的困惑是，如果这个国家有能力在这个领域支付如此数目的开销，那么我们是否还有必要继续给他们国际援助？”在众议院10月8日例会的“提问和质疑阶段”，他的发言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地震：“加拿大人是慷慨的，但不愚蠢。与其给每年在军事上开销达数十亿美元的中国以援助，还不如关注那些真正需要援助的区域――比如非洲和拉丁美洲。”奥最后提出议案，要求尽快停止对中国进行援助；据了解，近年来加拿大的年平均对华国际援助支出为6500万加元，而2002-2003年的总投入是6700万加元。
而对援华前景依然持乐观态度的加拿大国际发展部驻华代表处主任、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发展处参赞南杰瑞（Jeff Nankivell）则表示：撤出的先例并不缺乏，比如加国曾经的援助对象韩国和新加坡，而加在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的援助数额也正在快速收缩。
作为对中国提供援助最多的近邻国家--日本，有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02年底日本政府总共向我国提供了约合474亿美元的优惠日元贷款及其他形式的贷款（与中国财政部合作）；而另外两类援助方式还包括的技术援助（与中国科技部和农业部合作）与无偿资金援助（主要与各地方外办合作）。利用这些援助，我国建成了一批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如：北京地铁、首都机场的建设，约4600公里的电气化铁路的改造，约60个大型港口泊位的建设。此外，项目还在扶贫、文化、环保、农业、医疗保健等领域展开。
情况也同样发生着变化。
其实，从2000年起日本政府取消了对华的资金优惠划拨方式，而且开始大幅度地削减贷款额度，减幅每年在20%以上。日本外务省的公开资料显示，2001年日本政府对华日元贷款比上一年削减了24.7%，而2002年度（2002年4月至2003年3月）较上年度又减少24.9%，为1212亿日元。而2003年8月29日，日本政府再度修改了《ODA大纲》，加入了以“确保本国的安全和繁荣”为原则的内容，并据此决定将援助重点放在“消除贫困、支持可持续性增长、预防国际纷争、维持和平”等方面。
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大西小姐提供的资料显示，尽管中国的人均年GDP离日本停止贷款的5000美元基准线甚至停止无偿援助的1500美元的基准线还有相当的距离，一些调整已是风急雨骤。
神五之后，日本国内舆论更是哗然。
《读卖新闻》社论表示，“自1979年开始日本就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至今已累计3万亿日元而中国人并无丝毫感激。自上世纪90年代泡沫破裂、日本经济一直停滞不前并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也因此本国经济机构改革、财政重建和经济再生才是真正的当务之急。中国现在发射神五，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可管中窥豹，对华援助需要再思考。”
而日本内阁秘书长福田康夫也曾在记者会上，就包括ODA在内的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表态：“没有必要因为这一件事情就考虑改变日中关系的经济方针，（ODA）已经年年削减。我们一直主张以民生观点出发，对于今后的援助，会进一步做出检讨。”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孙哲教授指出：尽管说日本援助的逐步撤退原因比较复杂而其他国家停援呼声其理由相对单纯即质疑“中国是否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从主持国外对华援助工作的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了解到，神舟五号升空前后，澳大利亚、荷兰和日本的政府和议会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声音，表示是重新思考和审视对华援助战略的时候了。
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也在10月18日把神州五号作为封面照片，同时主题为“祝贺，中国”。但是，紧随的却是一句发问“那么，不再需要任何援助了？”
国际司王兴根副司长透露，目前有16个国家在中国有援助项目。尽管数量和投入参差不一，而且中国自身在相关领域人力和财力上的投入依然是绝对主力，但他们为中国这20年来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和成果是积极的。“发展领域的合作，还是要继续开展下去。”王说。
孙哲表示，国际援助资金的是留是退，本质上是一个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问题。中国所有的，不仅仅是上海、北京和广州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的高级副代表倪荣国（Macleod Nyirongo）对此表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现实不容质疑。
倪拿出多本辞海般厚的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写的《年度人类发展报告》说道，截止2000年，中国已成为一个中等偏低的收入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56美元），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民发展指数中排名第98（指数为0.701）。
“但中国仍有大量贫困人口。1999年的数据显示，有最高达2.13亿人口每天人均生活费不超过1美元。这相当于中国人口的17%和世界贫困人口总数的18%。经济增长也伴随着差距的增大（吉尼系数为0.45，表明收入极度不平等），尤其体现在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扩大上。”
倪最后表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概念，还包括很多方面如医疗健康、环保、民主、法治等。从这个层面上说，即使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的腾飞正使得中国慢慢朝经济强国迈进，但是，更多复杂的新问题也许就在前方，国际援助机构在中国仍将有很多有意义的事业等待着他们去为奋斗。
例如刚刚在北京成立办公室的英国国际发展处（DIFD）在2003年底做出的财政规划中就表示：项目的管理将全部交由我们在北京的办事处负责。这将促进我们与政府，捐赠者和民间社团的密切合作。我们在2002-03和2003-04财政年度的计划预算是3800万英镑，2004-05年度暂定拨款6000万英镑。
除了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国际援助（ODA），这种相对政治色彩浓烈的援助方式外，由跨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这两类援助提供机构出现的则基本上是一个相反的趋势，即更多的援助资金正计划进入中国。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许延根（Edgar Cua）副代表透露，尽管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从2001年起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不再接受中国申请低息、长期的软贷款，但针对中国的援助计划事实上正在扩大。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2004-2006年发展战略》草案显示：在未来3年内，对华的援助贷款将由每年10亿美元提高到15亿美元，增幅达到50%，贷款利息也将大幅降低，由原来的5%-6%降至2%左右；其中84%的资金将投在西部地区。
在非政府组织方面，这个趋势更加明显。
在全世界的21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活动的亚洲基金会，从1979年就开始在中国大陆开展项目，每年在中国的支出基本为100到150万美元，而今年的预算已经达到300万美元。
福特基金会的名字，在中国发展领域几乎人人知晓。从1998年在北京支持的不仅仅是非政府组织，还包括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和政府相关部门。
除了基金会之外，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更加深入到中国各地，尤其是欠发达和贫困省区开展发展项目。其领域覆盖广泛，如扶贫、儿童、性别、环保、艾滋病等等无所不包。从最初起步艰辛，到与当地合作，培养和推动当地非政府组织建立和发展，并改进当地政府的工作方式。有些机构，例如英国四川农村发展组织（DORS），数年扎根在四川，尽管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培养了当地的发展能力。
正如世界自然基金（World Wildlife Fund）中国办公室对外交流与联络项目主任李超表示的那样，WWF自从1981年进入中国至今，基金在中国开展的项目涉及了几乎所有的生态领域。除了资金上的投入，更关键的是在思想和经验上的交流。“中国在全球生态领域非常的重要，我们在中国的工作没有不继续加强的理由。我们去年近来的资金就比前年多了近40%"。
如果用数字来说的话，据1999年中国发展简报出版的《在中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名录》的统计，那时候中国每年至少会从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得到一亿美金的资金，基本与英国海外发展署、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联合国儿基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在中国年度预算的总和相同。在这本名录中，基本涵盖了当时在中国有项目的主要国际非政府组织，大约有120个机构。这些组织，用他们的资金、志愿者和发展的理念和眼光，及其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策略确实成为推进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注：中国发展简报将在2004年出版此名录的更新，并会发翻译成中文，敬请关注。）
李磊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此文部分内容曾发表在 21世纪经济报道上
注释：
1.鉴于实际情况，很多活跃的非政府组织或者更基层额草根或者社区中组织还无法再民政或者有关管理部门登记为社会团体。
2.每年中国投入对外援助的资金约为50亿元，大多以实物和基本设施建设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