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先生为文，往往健拔大气，褒贬论析，俊迈淋漓;偶发悲情，亦深远厚重，无哀弱之势，竟不像女子之文。尤其是最近几年，她秉笔直书，痛陈当下社会种种病结，呼唤道德与正义的回归，重新为理性与启蒙正名，其高风跨俗，博得众多喝彩之声。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时代印痕，资中筠亦不例外。出生于1930年的她，恰于大学毕业时，遇到政权轮替，与当时人一样，她对新政权充满热情与憧憬，兴致勃勃趋身向前，曾向朝阳下的国旗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誓与过去的自己告别。以青春的天真与蛮勇，扎入改造自己的潮流中，不想之后几十年皆处于“迷失我心”之状，侥幸任职外事部门，因驻外工作，逃过反右运动。但没有逃过“文革”政治浩劫，等岁月安稳，自我苏醒之时，却年近半百。
在回归自我的同时，她也为自己重寻传统，彼时中西并重的民国教育，奠定了她那一代人既尊科学民主又尊传统道德的文化底色，低头检视，幸甚自己年轻时承有五四遗风，历经沉浮沧桑，底色不褪，仍有一方精神家园可守。
当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她便义无反顾选择学术研究之路，全因以学术研究为业，可获最大自由，无须面对权势强颜欢笑。然而终究有那么多年沉于思想的迷津，她感慨与前辈师长之间有不可逾越的差距，追望其身影，却无力可及，更感慨年青一代，没有真正的大师可以追随仰望，继学无门。时代带给她的伤痛，堆砌成忧思无数，发而为文，总有一种痛感贯彻其中，故警醒刺心，令人难忘。
【关于这本书】
这个自选集不包括我的译著和专著，就只是我平时写下的散文随笔，我从1980年开始写随笔，最早的随笔集是我和陈乐民的合集《学海岸边》，由沈昌文先生主持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二个集子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第三个是《斗室中的天下》。这些书现在很难买到，正是如此，出版社找我商量是否重印，我想这些集子当时出版的时候并未考虑内容的分类，只是简单地成集出版，里面有些文章部分内容有所重复，没有全部重版的需要。所以我就决定做一个完整的梳理，把已出版的以及尚未出版的文章，进行分类整理，最后共得五卷，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这不是严格的分类，有很多交叉之处。每卷中的篇章大体上按倒时序排列。
这套书的名字就叫资中筠自选集，就是我自己经过筛选的，把那些我觉得也许有读者愿意看的。被我自己删去的有两种文章，一种是事过境迁，当时之论已过时。还有一种是同一主题，开始写得比较浅，后来自己又发展深化了，内容有重复，舍前者而取后者。学术性资料性比较强的，也没选入，因为另有专著。
【关于这一年】
2011年，我的活动比较多，做了很多讲座，也有不少采访。之所以接受邀请，是因为我很关注年轻人的成长。其实我的读者，开始都是老人，他们读完我的文章给我打电话写信，因为经历相同，思考的内容相似，他们觉得特别有共鸣。但是，要思考，要讲话、要做成事情，希望还是在年青人身上，不能老靠八十岁以上的人说真话。讲座一般的听众，都是中青年，不管我讲的内容是否为大家所接受，但总会有一些交流和好的影响，我自己也可以从中了解年青一代人的思想状况，以及他们关心的问题，所以觉得牺牲一些时间去做这些事，也有其价值。
这一年，我的写作思考围绕着这些方面展开，一个是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从2008年欧美的经济危机以来，中国人突然多了很多骄虚之气，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特别是布热津斯基提出G2这样的概念后，中国人特别高兴，觉得我们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当时有媒体甚至写“中美共治世界”，我觉得太离谱。因而我致力于“中国模式”的怯鬽，第一，对于中国现状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模式不可恃。第二就是清醒认识美国以及外部世界，中国和美国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不是短期内可以缩小的。
自从去年关于知识分子启蒙这个问题提出之后，很多人希望我能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我谈启蒙就比较多。另外还有因所谓“软实力”和“国学热”的兴起而引发的对文化复兴的思考。
还有一个领域是公益慈善事业。这部分文章没有收在《自选集》中，而是加入一部专著《财富的归宿》，恰好这本书第三版修订版也刚由三联书店出版。
【关于这一代】
我并不能代表一代人说话，而且我觉得自己在同代人中，并不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我比较幸运，现在还能读书写字，大多数人身体没有我那么好，可能已经在颐养天年，来不及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的老师辈，经历及所受教育，有相同的地方，对一些大的问题的看法，大致相同，概括起来就是先自我完成，后迷失自我，然后回归自我。
具体而言，49年之前，接受的是五四延续下来的宣扬“民主、科学”，还有“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然后1949年之后怀着诚挚之心接受新政权的改造，接受了阶级斗争的理论，甚至接受了以“阶级性”代替人性。从此在政治风暴中沉浮，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然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开发，慢慢觉醒，回归自我，当然也有人始终没有从迷失中走出来。
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说有什么突出的特点，我觉得是，我们所受的基础教育与后面几代人不同，当时的教育是中西并重，有自由民主的熏陶，也有传统个人道德的教养。所以我说我们有一种底色，中西交汇且兼容，有“德先生”、“赛先生”的身影，有“君子不为也”的道德正义。
我上清华的时候，贫寒子弟很多。当时国立大学是不收学费的，大家都是凭成绩入校，所以门槛较高。家境困难的还可以申请助学金，甚至全免伙食费。学校风气很朴素，即便是富家子弟，也不敢炫富，那时在校园内穿着讲究，是会招人哂笑的。虽然当时官场有腐败之风，但还没有弥漫到一切领域，特别是校园还是一方净土。普通人家基本上还是笼罩在传统的价值伦理之下，特别是知识分子，很崇尚不畏权贵的清高，不在高官面前摧眉折腰。受传统文化的约束，那时的官员，也不得不做礼贤下士状，对读书人还要敬三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风气之下长大，因此，在迷失之后觉醒，还有一方精神家园可以回归，有基本的善恶是非观念，有可以坚持的操守，是为幸事。
【对话】：坚持自我启蒙，坚守道德底线
《新京报》：在1980年前后，您突然转型，从外事机构转入研究机构，这是酝酿已久，还是有什么事情触动了您?
资中筠：年近半百，我对送往迎来的工作有点厌烦了，我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外宾来之前做方案，来以后陪着人家参观。我觉得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自己将一事无成。因为性格原因，我一直希望到一个相对说来不要处处服从上级意志的地方，有时你的领导还不一定比你更加智慧，所以我很向往自我不受限的环境里，学术研究，相对而讲是比较独立的。
有一件事情触动我很深。大概是1979年，我生病需要动手术，在被推入手术室之前，我想假如我就此离世，连“赍志以殁”都没有，因为我没有未完成的事情。所以痊愈之后，我想自己一定要做一些事情，至少突然离世时还可以写“赍志以殁”。我开始写作时，第一篇就是写太史公，我很欣赏他，之后，对知识分子责任和命运的讨论，经常成为我的写作主题。
《新京报》：您年轻时所接受的是中西并重的民国教育，但为何49年之后，您也突然变得偏激，迅速接受了一套新的社会理念?
资中筠：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在《知识分子的道统和启蒙》里面最后一部分阐述了这个问题。49年，我十九岁，很幼稚，没有接触过真正的社会和社会科学。但是老一代有自己思想体系的人，也非常狂热地愿意改造思想。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大体上是在爱国情怀与强国梦想推动下的，看到新时代的希望与光辉，看到新政权的务实和清廉，就趋身向前步入其中。
具体而言，49年之前，中国通货膨胀非常厉害，严重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新的执政者在经济的调控上很成功，很得人心，像我父亲这样的银行家，也对新政权很拥护，还有很多大师级的教授都批判自己多年的成就，这不是用一句简单的话可以解释的，非亲身经历不能理解。我希望你再细读《道统》一文中的有关这部分，是我迄今为止想清楚的对主客观原因的分析。
也是在这样的情绪下，大家接受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抛开人性论，真诚悔过自新，并自然而然将其引入家庭生活。尤其对于年轻人而言，父辈的阶级身份已成定论，而我们可以改造成新人，因此充满希望，现在看来有悖人情，当时确实符合情境与逻辑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全民深刻的反思，现在还远远不够。
在夹缝中仍需保持人格独立
《新京报》：理念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有时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资中筠：是的。我算是明白过来了，但是还有好多人至今没有明白过来。我的同代人中，很多对社会的一些不好现象，比如受贿腐败，很愤慨，但是他们还是觉得这整个体系不能轻易否定。
我现在觉得，顺从是有心理的基础的，在特殊的年代是如此，在正常时代也是如此。我在日常生活中就会遇到这样的朋友，明明心里非常反感做某一件事情，但是因为大家都在做，怕被人家说，就压制内心的反感顺从着做了。也许是很小的事情，但你想在并没有多大风险的普通事情上都有这样的从众心理，何况是在狂热的年代呢。
我由此想到社会生活中的很多层面，对于不正义不道德的事情，大家选择合作或顺从或默认，而不加以抵抗，除了权力的逼迫之外，其实也是从众心理在作祟，在一种类似舆论的压力下放弃抵抗，不敢特立独行。。
《新京报》：坚持自我，特立独行，都不是易事，但是顺从容易作恶，如何才能防之?
资中筠：我最近在重新阅读《论自由》，约翰•穆勒说，为了自由，需要抵制的是两种力量，一种是专制政权的力量，而还有一种是社会舆论的力量，在正常社会，后者特别需要警惕，就是说当大家都这么做这么想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力量，威胁到个人的自由。
我有过这样的思考，在日本侵略的时候，假如一个人被抓去了，哪怕严刑拷打，他也能顶得住，因为他坚信自己是正义的，而且如果他做了叛徒的话，全国人民都会谴责他，因此他的爱国与正义，也是在舆论的压力下得以巩固的。反之，如果舆论支持的是非正义的一方，人在它的压力之下就会做出不道德的事情，因为反抗会使自己限于孤立的境地。
所以在夹缝中保持人格的独立很重要。而且，很多时候，抵抗的代价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都有责任逐步推动形成一种支持善、反对恶的舆论环境。
人需要自我启蒙
《新京报》：在回归自我之前，您也曾一度“迷失我心”，关于这段经历，您至今涉笔不多?
资中筠：我现在还没有时间写到自己在反右文革时的状态，这个是一言难尽的。对于我个人而言，因为工作关系，在反右最激进的时候，我不在国内。文革期间也下干校，等等，但是时间比较短，因为赶上中美破冰的契机，国家的对外事务还是要展开，我的工作生活还算比较平静，每天上班下班。当然，我当时是很幼稚的，对官方宣传深信不疑。到文革中期才觉醒过来，开始有所怀疑，开始对某些做法消极抵制。。
我有时候想，如果1957年大鸣放时，我不在国外而在国内，以我直率的性格以及对党的信任，我肯定会说些真话，然后很难逃过被打成右派的命运。如果那时逃脱，而在反右运动高潮时回国，我很有可能变成反右积极分子，因为我当时自己并没有独立的思想。我现在觉得自己很幸运，两边都没有沾到。特别是后者，会伤害一些人，使我现在充满后悔，想想很可怕。
在我自己觉醒之后，我就坚守自己的底线，遇到一些事情坚持消极不合作的姿态，不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明白和不明白是不一样的，有些事情其实是可以做到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所以我说人是需要自我启蒙的。
《新京报》：您写的文章，虽然都有一个指向，那就是怯魅与启蒙，但内容涉及多个领域，非博览群书不可。
资中筠：我写的很多文章，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发。但至于我的阅读，恰恰相反，我现在觉得自己读书的时间太少了，很缺安静连续的阅读，总是在杂乱地阅读，比如各种杂志、网上传来的资料文章，资讯很灵通，但完整的阅读反而少了。许多书是以前读的，现在很少从头到尾看完一本厚重的书。加上有很多文章要写，还有比较被动地接受媒体采访以及各种讲座。我总想静下来闭门谢客好好看书，还想写回忆录，现在写了一半还没写完。觉得自己应该静一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