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四川东华综合科学院成立。作为中国第一家股份制民办科学院，它以“开辟交叉综合科学新领域，理论研究与应用开发并重，推出高新技术”宗旨，汇集了四川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成都理工大学、华西医大等和社会各界部分专家、教授，研究领域覆盖文、理、工、农、医和管理各科。一时间，居于改革前沿的东科院声势浩荡，一度被媒体奉为中国科技体制创新的标志。
据东科院的主要发起人，院长吴维民介绍，目前，科学的整体化、综合化发展已成为当代科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新兴交叉、综合学科层出不穷，其学科数量在20世纪末已远远超过非交叉的元学科。吴维民1991年的统计表明，世界范围内交叉学科的实有学科总数为5659个，占全部学科的60%。从严格的科学体系意义上说，交叉综合学科已不属于传统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大体系，应该将其划入综合科学体系，用系统而不是孤立的方法来开展研究。不过，面对这个趋势，现实的反应却很滞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仍主要围绕40%的传统学科进行，资助科研的基金会，绝大部分都将资助对象对准三大体系和少数已获社会承认的老资格交叉学科。在国内，由于目前的科学体系及其对学科的甑别吸收机制建立在近代以来传统结构模式基础上，对新生学科存在习惯性排斥，导致许多学科游离于学院高墙外。在高教系统专业和学科设置上，还基本上沿袭科学分化时期按分门别类认识事物的程序和传统设置。学术界、科研管理者囿于定势，普遍轻视新兴学科，使得学科结构严重失衡。吴维民说，成立东科院的目的，是要打破传统思维界限，对科学交叉、综合发展的原因、历史、特点、方法和机制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并在实践层面上指导、推动开拓性研究，同时采用灵活机动的运营策略，解决长期困扰科技界的产、学、研脱节、科技成果市场转化率低的问题。
吴维民的对交叉学科的浓厚兴趣源于他在四川大学图书馆的工作经历。大学期间因言论获罪成为右派，60年毕业时刚被摘帽的他被分配到川大历史系，一年后又被“贬入”学校图书馆。由于长期进行编目工作，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图书由于跨越传统学科边界而无法归入目前通行的图书分类体系，这个体系由于交叉学科的层出不穷已经陷入混乱和矛盾。困惑之中，吴维民开始了自己的研究。85年的一天，正处在冥思苦想中的他突然茅塞顿开，手舞足蹈起来。他说，他在那一刻“推开了蛛网尘封的大门，在无人问津之地发现了交叉科学的知识海洋。”
1988年，吴维民向当时的国家科委提交"关于我国科技发展战略与规划问题"万言书，从国家和地区科技发展战略角度提出针对高校交叉学科建设的《新学科开发网络计划》。1992年，作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研究项目，吴维民主编的《大汇流――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面世，作者在书中提出要加强研究科学综合化发展的系统思想即“大汇流观”，并倡导建立国际综合科学研究会，及其国家和地区级组织，创办综合科学刊物，改进教育系统的专业和学科设置，培养综合科学研究人才，建立专门资助大汇流研究的基金会。“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化趋势”，已成为吴维民外出讲学的“老三篇”。
这些成果背后，是吴维民积累的一万张卡片。他说，从历史系被“贬入”图书馆，使他从枝繁叶茂的知识树上掉了下来，因祸得福，得以仰面窥视到知识的整体，并从系统而非孤立的角度来认识问题，开展研究。吴维民承认目前管理者以及科学界对科学的大汇流尚有许多疑虑和成见，这部分地导致国家在总体上对交叉科学的严重忽视。虽然国家在1982年由著名科学家钱三强、钱学森和钱伟长共同主持召开了"中国交叉科学大会"，然而，有关方面的研究和体制上的动作仍然停滞不前。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东科院这个在创立之初被寄予厚望的机构，在随后的三年中艰难度日。从轰轰烈烈到喧嚣之后的沉寂，从当时的38个加盟所下降到22个，其间的淘汰和选择充满苦涩。由于种种原因，下属各所持有的30多项高科技成果大多仍被束之高阁，东科院并未成为高科技的孵化器，它面临重新定位。
不过，利用其综合性的学科优势，东科院在软科学咨询策划方面做出了一些社会反响较好的成果。比如说，92年为成都在建的“世界乐园”进行了文化、经济和旅游方面的综合论证；通过完成省科委项目“西昌市经济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参与了地方政府的决策；2001年完成的省科技厅项目“以嫘祖文化带动蜀道（川北）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战略研究”，针对《四川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提出了不同观点和对策，从人文与生态结合的角度探讨了开发的战略，提出"生态旅游的非持续性特征"理论，并建议生态旅游和建设生态屏障相结合，体现了很强的创新精神。
中国科学院的赵云峰认为，我国在交叉科学上面临的困境主要不是硬件问题，一些科学家抱着门户之见，拒绝与他人进行思想交流，才是阻碍对交叉学科发展的重要原因。对交叉学科研究而言，由于其跨学科的特性，需要开放思想，海纳百川。赵云峰还介绍，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倡议下，从98年开始，中科院每年都要和美方轮流举办一次中美前沿科学研讨会，每次会议都是在8到10个科学研究领域内挑选45岁以下的年青科学家参加，目的是打破学科界限，融合各学科的思想，开拓科学家视野。今年的会议将在加州召开。美国与德国 、日本和 印度也有类似的双边会议。
对吴维民教授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在2002年2月初东科院第三届年会上，与会学者的热情和投入让人们暂时忘记了他们正面临的艰难处境。从事科技经济系统工程研究的刘波教授汇报了去年的工作，他将在今年出版《天地人系统预测与对策任务》以及《科研系统理论与实践》两本书。此前，刘波还曾代表东科院参与新疆地质矿产国家科技攻关305项目，研究重大科技项目的系统管理模式。报告文学研究所的李林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她的报告文学《贫困的呐喊》反映了大巴山地区农民负担问题、地方官员的腐败问题，以及当地人民反贫困的努力。为写这本书，她走遍了大巴山的50多个乡村。针对长江源头的生态问题，她又在策划一项生态调查报告，并要把它拍成电视系列片。对她的这项动议，学者们反应热烈。他们提议由东科院牵头，结合各学科优势，以项目的形式来推动。而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的林大全教授，表示就此问题要以省 政协委员的身份向政府呼吁。综合科学的人文特性使学者教授们或多或少带有古道热肠般的社会责任感。
看上去，这样的时事讨论是另一种形式的“跨学科交叉”。
会上谈论较多的还有科技成果的市场化问题。这也是许多人加入东科院的原因之一。
生殖健康研究所的蔡先生说，2001年省科技厅公布的成果转化率为16%，估计实际数字还要低。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高个人的积极性，科技部在2000年规定，个人在其职务发明的分额，可以占到35%。一些省市也相继建立了风险基金。不过，由于风险投资的市场机制并不完善，绝大多数所谓的风险基金在风险面前踌躇不前。从事材料科学研究的钱志宽高工介绍说，成都市50亿的风险基金几年来只有1%花出去。由于研发上的投入匮乏，企业为回避风险又往往采取短期行为，发明者不是空怀抱负，就是廉价出卖图纸。企业方面模仿多，创新少，失信于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钱志宽自己就有受骗上当的惨痛经历。作为个别的发明者，当他面对企业进行谈判时，常常处于弱势地位，而要求他既要搞好研究，又要熟谙市场，恐怕也是勉为其难。机电数码研究所肖彦博高工的“电子设备的键码输入方法及装置”和“转子磁势全息控制的多功能电机”在96年获得发明专利，几年来为市场开发付出的努力总是以失望告终。东科院作为法人，作为一个机构，成为教授头上的一把伞，或是一棵可以落脚栖息的树。对退休的教授而言，东科院是他们不甘寂寞，发挥余热的平台，而对在职的教授们来说，他们是在用“两条腿”走路。比如，东科院环境遥感中心的许丽生教授，同时是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大气辐射与卫星遥感实验室主任，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的林大全教授，正就职于川大制造科学工程学院。这种现象说明现有的科研机制和环境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运作空间，他们希望东科院灵活的机制能为他们摆脱束缚。当然，这个思路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创新机制问题，不过，如何分清职务发明和个人发明，在形成利润时用清楚的产权关系来界定各方利益，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毕竟国 家的有关规定只是一个笼统的原则。
此外，教授们一致认为，东科院交叉学科的交流环境能为他/她们开展本学科研究开拓思路，有的研究本身就涉及十几个学科。不过，院长吴维民承认，目前的东科院各所之间除少数项目外，相互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总体上还没能形成实质性的资源整合优势。
与其他各所的困境相比，林大全教授领导的东科院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是一个在产学研方面结合得比较成功的例外。他80年代开始研制仿真人体模型，经过20余年的努力，已成功研制中国成年男性、女性盆腔、鼻咽部、胸部病灶等体模系列。林教授说，研究模拟人的基点是人道主义，科学家可以实验人体在辐射、微波、超声波、热学、力学等作用下的能量沉积分布，从而对疾病的诊断、治疗、防护有效性和安全性作出可视化、定量化的评估。他说，模拟人是医院每天的第一个“病人”，它取代真人检验医疗仪器。模拟人是汽车飞机等运输工具的的第一批“乘客”，检验运输工具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它甚至是新型建筑的第一批“房客”，检测室内污染程度。1992 年，国际辐射剂量单位及测量委员会将中国人仿真辐照人体模型命名为“成都计量体模”，向全世界推荐为放射剂量模拟实验体模。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日（仿制）之后能研究生产体模的国家。林本人被海外誉为“中国模拟人之父”。（成都日报2001/10/12） 与东科院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的产业化道路形成对照，罗琳教授领导下的生殖健康科学研究所，由于成功地采用了非政府组织的项目运作机制而独树一帜。东科院各所的松散性联盟关系，促成了性质不同的各所多元化并存的局面。
2002年1月，东科院生殖健康科学研究所和成都市武侯区卫生局联合发文，启动了“健康天使”项目。这是在中国政府提出《中国预防与控制爱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的背景下，由国家卫生部和英国国际发展部合作实施的性病爱滋病防治合作项目的子项目。实施地是毒品和性活跃地区的云南和四川。生殖所所长罗琳介绍，我国的沿海、西北和西南是性病和爱滋病高发地区，四川又是西南的高发区，解读四川的情况，并探索相应的干预模式并加以扩展，是项目的中长期目标。“健康天使”试图通过培训，将生殖健康的基本知识和概念传播给社区卫生及娱乐场所从业人员，随后再扩展到更广泛的社区人群，从而提高人们的自我防护意识，减少生殖道感染的患病率。
在这个过程中，成都，首当其冲地成为第一个标本。
项目首先在武侯区肖家河一带的宾馆等娱乐场所展开，目标人群是为数2万人左右的从业人员。通过为她们提供免费体检，发放问卷，用集体访谈和个人深入访谈的形式展开基线调查，了解其在性病和爱滋病方面的知识和需求，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培训。这个示范项目在9月完成后，将接受美国适宜卫生组织评估，如果证明效果理想，再向全省铺开。
罗琳说，在“健康天使”项目中，“安全套”将取代目前常用的“避孕套”这个称谓，以向目标人群强化避孕套对性病爱滋病的安全防护功能。成都市计划生育药管站2000年的调查表明，成都市区安全套的使用率是8%到10%，而市郊的使用率更低，只有4% 到5%。即便是居民文化程度较高的玉林社区，情况也不乐观。玉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2000年的社区调查中发现，有50%的受调查者不知道安全套对疾病的防治作用。“健康天使”除了宣传普及安全套的“安全”作用外，还试图推动安全套社会营销网络的形成，提高安全套的可及性和可获性。这借鉴了生殖所目前正在开展的另一个“安全套社会市场营销”项目的经验。同样是作为中英性病爱滋病防治项目的子项目，与提高安全套使用意识不同，它把关注点放在安全套的管理者和销售者上。
生殖所副所长吴世仲教授说，目前获得安全套的渠道是双轨制，即计生系统免费发放，以及使用者在具备医疗器械许可证的药店购买。这两个渠道显然已不可能满足急剧增长的现实需要。计生系统只对已婚育龄人群服务，而在药店，由于传统观念影响，销售量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同时，管理部门预设的安全套经销门槛颇高，使药店以外的商家望而却步，直接阻碍了安全套的市场化销售。考虑到目前人口流动聚增，不安全性行为以及未婚青少年性行为的普遍发生，推动安全套非传统销售点，如社区工作网，小杂货店的销售工作，促进人群对安全套的可及性和可获性已刻不容缓。
2002年1月，“安全套社会市场营销”培训班首批20名学员来自地方药管站，预计在4月底之前再办20个班，培训400到500 人。对传统销售点工作人员，培训将增强他们与顾客的沟通能力，使他们为顾客提供安全套质量和使用注意事项信息。对非传统销售点以及爱滋病防治部门人员，也要力图使他们具备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事实上，通过这两个国际合作项目，以及始于2001年7月，目前已结束现场工作进入课题讨论会的“四川、云南纳西族妇女生殖道感染的现况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与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合作），东科院生殖健康研究所已成功地营销了自己。
所长罗琳对政府为研究所提供的支持表示满意。“健康天使”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牵头的项目，有两个来自政府系统的项目实施伙伴，它们都颇有实力。成都市武侯区玉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国家卫生部、科技部和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开展的“促进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策略计划”项目试点单位，同时又是卫生部社区卫生服务示范中心。另一个伙伴是成都市武侯区防疫站。众所周知，计生和卫生两大系统长期存在沟通不畅的问题，生殖所在调用政府资源，使合作双方抛弃成见，携手合作方面，表现了很强的协调和感召能力。
罗琳认为，政府卫生和计生两大部门加入项目，可以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因为对娱乐场所从业人员的健康检查离不开卫生局，而安全套的发放涉及计生管理部门的监管。虽然项目的开展以自愿为原则，但在必要的时候，还需辅以一定程度的行政干预，况且，这两大部门还将在与公安系统的协调上起到生殖所起不到的作用。当然，应该说这个安排是互惠的双赢关系，因为项目本身与卫生防疫部门的目标有着一致性。比如，项目武侯区防疫站也有国家下达的类似项目，对“健康天使”的参与为其提高科研能力，培养人才，学习国际通行的参与式培训方法和理念提供了机会。更何况项目本身已具备运作经费，政府不用再作资金投入。
事实上，对安全套的普及使用，卫生保健专家和一些政府管理部门的意见是有很大分歧的。比如，专家认为建立安全套的营销网络，使其社会化，为各类人群（包括性工作者）方便快捷地获得安全套创造机会，是防治性病和爱滋病的重要干预手段。然而，这种现实和务实的态度不能为公安部门接受。出于扫黄打非的需要，公安部门通常把性交易涉嫌人员身上是否带有安全套作为判断标准。有报告指出，这种做法直接导致性交易发生时安全套的使用率降低。对“安全套社会市场营销”和“健康天使”项目而言，对决策部门提交相应的政策建议，是一种目前可行的沟通方式。
生殖所得到的国际和国内的认同与罗琳的经历有很大关系。罗琳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硕士，曾担任省计生研究所所长和世界卫生组织成都合作中心主任多年。她设计并完成过10余项生殖健康领域的科研项目，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积累了非政府组织的项目运作经验，并为自己在政府系统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生殖所成立后，她的团队中核心骨干都是以前的工作伙伴。罗琳特别强调NGO是一种创新机制，团队的成员由于有着共同的公益目的而和谐相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官方机构内部常见的人事掣肘。同时，与官方卫生机构的合作使生殖所减少了很多资金和技术投入。眉山市中区计生指导站和宜宾造林局职工医院作为其临床基地，已经与东科院生殖所形成实质性合作关系。
东科院的困境是中国科研体制改革过程的一个缩影。作为纯民间的一个综合科研机构，东科院正面临重新定位。在院长吴维民看来，在各所的交叉和分化之中，生殖健康研究所的成功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模式。不过，面对未来所有可能的国内和国际合作，用生殖所副所长吴世仲的在东科院第三届年会上所说：“关键是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吴维民 028 5413089 罗琳 028 52294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