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民族与法制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
2004年1月，一些来自湖北潜江市、曾在去年11月参加地方人大选举的独立候选人在京上访期间，召开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新闻发布会。这些代表指责当地政府操纵选举，导致32位独立候选人无一当选。他们表达不满，并且呼吁全国人大予以纠正。代表中包括知名度颇高的姚立法，他在1998年就率先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竞选并获得成功。其后，他多次发起活动纠正当地政府的不当行为。
这个事件背后的‘总策划’是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的创办人李凡。该所是一个非政府的民间智库，对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以及国际关系方面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尽管媒体对发布会的反应很强烈，李凡认为上访活动不会有具体的结果，但是，这肯定会给试图操控选举的各级地方政府发出一个信号，在将来的选举中吸取教训。
李凡对基层民主选举制度改革的兴趣始于1998年。这一年，他由于介入四川省步云乡的乡长选举而引人注目。通过和当地富有创新精神的官员合作，李凡帮助设计和组织了中国第一个乡镇一级的直接选举，并且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引发激烈的争议。
其后，李凡通过游说、提供咨询，为具有创新和开放意识的地方政府设计选举程序等方式积极介入乡镇、城市社区和地方人大选举制度的改革。他还组织了独立的民间观察团对选举过程加以观察和监督。
李凡看上去热衷于测试和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底线。去年10月，他帮助重庆市坪坝乡进行了一项综合政治体制改革试验。这个一揽子计划包括乡长和乡党委书记直接选举，以及建立乡党员代表大会和乡人民代表大会的常任制，并尝试建立公开透明的乡级公共财政制度。但是，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即将进入实地操作时被上级政府突然叫停。
不难想像，政府方面对李凡和他的研究所的看法存在着巨大分歧。李凡说，即便在多年推动基层民主制度改革的民政部内部，不同部门的态度和看法也是大相径庭。在更高的层面，一些人将他看成推动中国进步的力量给以坚定的支持，另外一些人则给他贴上反党反革命集团的标签。总体上，由于政府和这个独立的民间研究所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李凡常常被官方主办的研讨会拒之门外。不过，李凡懂得如何在体制内推进他的想法。他说，研究所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展示橱窗”，使它在政府的眼里有了存在的理由，利用这样的特殊地位，研究所仍然能够通过愿意和他合作的一些地方政府开展试验性的项目，从而影响媒体，作用于公众，最后间接的影响政府的决策。李凡说，他从来没有机会直接向政府提出报告或者建议，但是，如果政府愿意“发包”研究项目给他，他乐于承接。
从1993年成立开始，研究所出版、发表了若干有关基层民主和公民社会的研究书籍和论文，李凡曾将3000册《创新与发展－－乡镇选举制度研究》一书免费发放给中国的县级党政干部。
目前，研究所有3位专职员工，7-8位挂名研究员。此外，在这个松散网络中还有40-50位学者参加研究项目。李凡说，这是低成本运作NGO的一种方式。在成立初期，研究所通过为一些公司提供咨询收入掘得第一桶金（这些公司主要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和台湾等地，它们对中国的政治稳定和国际关系比较关注），这些资金目前仍是研究所运作成本的主要来源。其次，与其他机构合作开展研究的项目也产生收入作为补充。
作为一个智库，研究所的关注范围不只限于中国的基层民主。一方面，李凡很重视介入具体的实践，因为这不仅仅能有效地形成政策压力，同时还为智库注入思想的源泉。另一方面，研究所计划进行转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理论研究，并且把关注点从国内问题转向国际问题。李凡说，其目的是为了增加研究所的国际影响，使其工作范围覆盖“世界与中国”这个名称。此外，研究所可能希望通过这样的调整，减轻由于过多介入国内政治改革所带来的压力。
李凡 010-64913838 wci1898@yahoo.com www.world-and-china.org
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2003年12月，非营利组织“阳光宪道”的两位发起人许志永和张星水作为独立候选人在北京自荐参加人大选举，许志永成功当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在北京开创独立参选的先例。许志永是北京邮电学院教师，他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成功地让高校林立的海淀区选民认可其潜在的参政能力从而胜出。一同当选的还有另一位独立候选人——回龙观社区业主聂海亮。
引起全国关注的还有2003年3月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同年5月，许志永和“阳光宪道”的另外两位发起人俞江、滕彪以公民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一份立法审查建议书，要求对1982年出台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有关条款进行审查。在社会各界努力下，同年6月国务院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出台《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此后7月到10月，许志永和张星水介入孙大午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他们通过专家研讨中国金融体制以及民营企业的非法生存问题，同时动员传媒，推动舆论，最终以道义和法律的力量帮助孙大午并改变现行不合理的法律行为。许志永认为，援助孙大午案是为了推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以及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阳光宪道”正式经工商注册成立于2003年10月28日，四位发起人都是知名法律学者及专业人士。其名称寓意阳光下的宪政之道，表明中心致力于公开的宪政法治建设行动。其工作方式主要是通过选择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个案，通过法律援助，不仅帮助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个人，而且最终达到推动法治建设的目的。同时，以媒体网络公开化的方式推进个案解决，并传播个案的社会价值。此外，就个案不定期举办“阳光法治”论坛，探讨社会法治现象以及改进法治的建议。
张星水律师介绍，不同于以律师身份承接个别案例维护个别当事人权益，“阳光宪道”不以针对特定对象为目的，它的成立为创办人通过实践性很强的学术探讨活动，同时结合个案代理，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动法律改进提供了渠道。简而言之，“阳光宪道”试图秉承理性和渐进改良式的发展道路理念，通过成为抽象公民，而非具体当事人的代理人的方式，为更多的人谋福利。
成立后，“阳光宪道”在2004年2月召开了两次研讨会。其一是和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合作，邀请媒体和NGO人士探讨河南收养艾滋病孤儿的“关爱之家”被关闭与民间公益团体生存发展空间问题。其后，又邀请法律届人士探讨如何“完善我国宪法人权保护” ，形成《完善我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的建议》，向即将召开的两会提交议案，以提高公民对宪法修改的参与和对于人权问题的关注。
在资金上，目前接受了第一笔5000元个人捐助。一些公司和企业家也相继对“阳光宪道”将要进行的前瞻性研究表达了资助意向。张星水介绍，这些人士非常关注企业运营的制度环境，其资助动机来自企业家良知、社会责任感、公司文化等。此外，张认为，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生根显示出中国由后集权时代向公民社会过渡的雏形，这正是“阳光宪道”发展的社会基础。
鉴于中国普遍存在的违宪行为，推动中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已列入“阳光宪道”的重要日程。不同于民事诉讼法中传统意义上的民告官，一旦该制度建立，无论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比如国务院1982年制定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也不论是政府机构、组织或党派，只要有违背宪法的行为都可以受到人大审查。中心的近期目标是推动人大成立一个违宪审查委员会。当然，在张星水的梦想中，最为理想的是要推动中国成立宪法法院，这在目前看来还遥不可及。
作为非政府组织，“阳光宪道”关注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体制性问题和法律本身的弊端，寻求宪政领域的技术性突破。
张星水010-8854 5350，zhangxingshui@vip.sina.com www.oci.org.cn
三春大地研究院
成立于2004年1月的三春大地研究院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开发民智，兴农息访”，以理性的社会改良为原则的民间组织，其目的是针对频频出现的上访和截访问题，为处于对立冲突的地方政府和上访民众搭建对话平台。
发起人牛玉昌引用国家信访总局的数据说，仅在2003年的高峰时期，不包括省级在内，仅到北京上访的人数就达到84万人次。牛玉昌介绍，他从2000年开始在北京南站对成片集中居住的上访者进行了长期的调查访问，发现上访者平均上访次数达到十几次（往返），上访时间从数年到40年不等，其中一些经济极度困难者只能露宿街头或者桥洞下，一些人甚至出现精神错乱。牛玉昌发现，上访次数最多的一人达到200次。而在政府方面，一般一位上访者会牵扯数名地方派来的截访者。牛本人对上访者充满敬意，他说，这些人是宪法的维护者，尽管其中90%的人的案子得不到处理，个人不能从上访得到任何好处，有的还会导致地方政府的打击报复，但正是他们的行动把各地对法律和中央政策的执行情况传达给决策者，有效地推动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
牛玉昌是来自黑龙江的农民，他认为长期处于矛盾冲突久拖不决的三农问题是造成大量上访的原因。他对农民采用上访而不是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表明公民素质的进步。但他同时强调在上访者中进行心理疏导，提倡宽容和理性的重要。牛认为，在宪法和中央精神的框架下，在目前有社会良知的专家学者的理论准备已经很充足的情况下，现在正是“兴农息访”，采取实际行动解决三农和上访两大矛盾冲突、推动理性的社会改良的时机，从而避免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以流血来进行社会变革的传统。组织名字中的“三春”寓意关注三农问题的春雷春风化作春雨，滋润处于焦灼的农村大地。
牛玉昌介绍，研究院成立伊始，曾两次在北京南站周边地区向上访者发放衣物、食品和药品，这些救济物资来自全国各地，由志愿者在网上发布消息募集而来。
牛玉昌表示，未来的主要工作是通过法律界人士对上访群体进行研究和分类，重点关注具有群体代表性，具有理性精神的上访者，对他们的案例加以分析研究，形成报告递交决策部门，或者向社会公布。牛玉昌表示，不排除利用舆论力量促使地方政府和上访群体开展对话解决问题的方式。此外，研究院还计划定期举办论坛，就不同主题邀请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上访者代表等参加，进行沟通交流。为疏导上访者心理，提倡宽容和解，同时开展就业技能培训，这方面的培训班也在考虑之中。其目的是希望受训者能在北京或者回乡找到工作。对困难的上访者，研究院也会继续予以救济。为实现这些想法，目前该院正在向法律界、媒体等方面寻求支持。
和许多新成立的非营利组织一样，小小的三春大地研究院在海淀区工商局注册登记。牛玉昌表示，该院获得了一些上访者和热心人士的支持，但目前由于影响力还有限，需要时间和努力来建立社会影响，赢得政府方面的重视与合作。
牛玉昌010-62404129 sancundadi@163.com
助残
自强残疾人服务站
2002年6月，以服务外出民工和残疾人为宗旨的自强残疾人服务站正式在县民政局登记注册。该服务站作为个人创办的非营利组织，得到了四川省忠县政府部门大力支持，县残联是它的主管部门。
创办人陈玉英是震惊中外的1993年深圳“致丽大火”的幸存者。那年的 11月19日，深圳龙岗区葵涌镇致丽玩具厂发生大火，由于工厂管理者人为造成的安全缺陷，数百位打工者无法及时撤出，87人被烧死。来自忠县，为哥哥上大学筹集学费的16岁的小英劫后余生，经过多次手术后虽然获得康复，但留下残疾。其后，小英把眼光放到了更多的工伤者和残疾人群体上。她建立自强服务站的想法来自和香港劳工慈善组织——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的接触。后者在1997年和其他一些劳工组织一起，成功地迫使致丽玩具厂的上游企业——一家意大利公司为死伤者及其家属提供数万美金的赔偿。同时，在随后的2-3年间，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还到大陆进行过该事件的寻访和调查，并委托中国社科院研究劳工问题的专家谭深教授进行艰难而全面的寻访受偿人的工作。
在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为期一年的小额资助下，服务站开办了一个热线，接待全国各地外出打工者和残疾人士的来信来电，提供咨询和心理安抚。同时，以河南社区发展中心的打工者手册为基础改编制作了一万份外出打工者适用指南，在2003和2004春季民工外出高峰季节到车站码头发放和宣传，在外出注意事项、法律和安全常识方面为打工者提供信息。该刊物的出版得到当地文化局政策支持，忠县特教学校的老师担当活动的志愿者，小英曾在该校为聋哑儿童举办德育和心理讲座。
2003年，服务站在新的合作伙伴——香港乐施会资助下，开始为几位特困残疾人提供化肥、农药、种子以帮助发展生产。2004年受助人士扩大到10人。服务站还计划对1-2位残疾儿童资助学费。
对残疾人士的帮助并不限于当地。由于媒体报道以及个人的感召力，小英建立了跨地区的工友网络。并和浙江的几家福利工厂建立了密切联系。通过从中牵线，服务站成功地为安徽、河南的十几位残疾工友提供了就业机会。小英计划进一步扩大这个网络。
十年前的大火造成的记忆并未消除，相反形成了一个网络。2003年11月，服务站主办了致丽事件十周年纪念会，来自河南以及重庆的幸存工友和死难者家属100人参加。一方面大家相互交流目前的情况，另一方面开始商议对事件资料和相关媒体报道加以收集，制作一个致丽厂模型，以资料馆的形式举办展览，以警示后人。
大火彻底改变了小英的生活。显然，和国际机构的合作以及几年来的工作积累使她变得自信、健谈和开朗。她说，原先的想法是为自己和家庭争取权益，但现在，她要为更多的人服务。目前，她在县政府部门工作的哥哥在服务站兼职。
陈玉英 023-54245856 zqfwz@sina.com
扶贫与教育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2004年1月13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启动了“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利用嘉里粮油(中国)有限公司捐赠的5000万元人民币设立“希望工程―――金龙鱼农民工子女助学基金”。嘉里粮油(中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新加坡，在华投资主营食用油、工业油脂以及面粉等制品。其控股公司?D?D郭兄弟集团还在华投资多家酒店和饮料业。
为有效实施该项计划，中国青基会按照希望工程“合法、诚信、公开、高效”原则制定了试行的基金管理规则，并在2004年上半年选定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一些小学作为试点，鼓励三省（市）进行有利于强化管理、有利于提高效益的创造性实践，以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试点省市以每学期300元的标准资助农民工子女上学，受助人数不少于4000人。同年下半年，项目将扩大到其他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使全年累计的受助人数超过一万人。考虑到地区差异，每年资助额在600-900元之间浮动。
项目负责人张传远介绍，该计划主要面向已经在公立或者民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此外，还将通过青基会在当地的工作系统以及志愿者，在这些学校周边社区通过告示等方式通知未能就读的校外民工家庭提出申请，已失学的小学适龄儿童优先。为考虑资助的长远效果，在资格上要求申请者家庭有固定的居所，在流入地城市居住一年以上，而且家庭没有在一年内让学生转学的计划。为动态掌握资格评估标准，采用一年一申请的制度。此外，由于流动人口自办的学校稳定性差，这些学校不在资助范围内。
在项目的监督管理方面，基金管理规则对涉及的中国青基会、省级青基会、希望工程当地工作机构、学校以及学生等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义务、资金发放流程等做了详细规定，并委托独立评估机构，从学校和受助生中抽取样本，每半年采集一次数据，进行分析评估并发布评估报告。
张传远介绍，尽管新计划的推出是青基会的一项重大的战略转变，但资助方向并没有发生改变。多年来，无论是资助农村贫困学童、建设希望学校，还是进行教师培训、建设希望网校，每一次“渐变”都遵循一个清晰的轨迹，即以农民后代为资助对象。随着募捐范围的扩大，“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将在金龙鱼助学基金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受助者的范围。
张传远 zhangchuanyuan@yeah.net 01-8403 8500
贵州高地发展研究所
贵州高地发展研究所在贵州省民政厅注册的一所从事发展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没有任何政府和学院背景，主要的工作地点在贵州，主要关注点也在贵州。面对依然贫困的贵州农村，研究所从农村出发，以保护农民的权利为主，目前的工作领域为扶贫，希望将来的工作能在立法、体制改革等方面起到推动促进作用。目前机构有全职工作人员4名，兼职人员13名，还有一批来自教育、科研、媒体、企业管理、政府部门的志愿者。
贵州高地发展研究所以推动公平、公正、民主的公民社会为宗旨，以培育贵州更多不同领域的NGO为目标。目前关注的领域有农民工问题、农村社区综合发展问题和公民教育问题，这三个领域有其共同点就是都植根于农村。作为一个以推动公民社会为宗旨的NGO，他们认为社区是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基础；同时认为农民工是目前贵州农村最为突出的问题，农民工作为社区中的一个特殊人群，对社区发展有利有弊，希望通过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和网络的建立，找到能够促进双方共同发展的方法。目前在城市的中小学阶段开展的公民教育活动，主要提倡“权利和义务、贫穷和发展、互相依存、观念与印象”等内容，研究所也希望能将此内容推广至农村，成为建立农村社区和组建农民工网络的第一本教材。
作为今年刚刚成立新组织，目前的主要活动还集中机构建设和人员的能力培养等方面。研究所积极参加贵州PRA网络、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CANGO）、温洛克国际等很多机构组织的培训，并且在香港乐施会的小额资助下，开展了包括灾后重建管理、助学贷款等7个小项目。（蔡凌平）
黄寅 0851-5830204, huangyin164@263.net
环保
2003年12月8日，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邀请多家环保NGO以及高校环保团体参加“环境文化与公众参与”座谈会，共同探讨推动公众参与环保的话题和思路。会上，环境文化促进会会长潘岳提出要“团结”和“引导”NGO参与环保，鼓励建立环保NGO协作网。争取用两年时间，形成一个包容所有“合法”NGO组织和环保志愿者在内的全国性环保NGO协作网络。潘岳认为，中国目前的非政府组织大部分处于自发、松散和各自为战的局面，需要对它们加以整合，以发挥它们的巨大潜能。参会的环保NGO表达了希望促进会为它们发挥更大作用搭建平台的愿望。
对高校环保社团的发展，促进会也表现出很大兴趣，在近期启动了大学生环保社团小额资助基金，每年接受申请选定10个以上的项目予以资助。同时，还在今年1月举办了首届“全国大学生环保社团（志愿者）培训营”。来自全国各地近百所高校的大学生环保社团和环保志愿者代表参加了这次培训营活动。培训期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有关司、办的负责人就生态环境保护、污染控制和治理、环境执法等话题做了专题讲座。
成立于1992年的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原先挂靠中国环境报社，2003年改由国家环保总局直接管理，由同年下半年刚刚到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职位的潘岳担任会长。同时，2003年10月召开的换届大会上，促进会吸纳文艺、学术理论、新闻宣传、环保系统（包括政府官员）的300多位知名人士组成庞大的理事会，近期又邀请影星成龙为副会长。这场“改制”之举使促进会凸显十分强势的政府背景，并在短期内通过名人效应和密集活动吸引了媒体和公众注意。现阶段，环境文化促进会有8位专职人员，据促进会办公室主任赵兴介绍，行政和项目运作资金全部来自国内企业赞助。
到目前为止，“绿色中国”论坛已开办两届，邀请不同学科的知名专家学者就环境文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专题演讲，通过跨学科的观点碰撞启发受众对环境问题进行多角度的理解和反思。赵兴表示，论坛每年将举办5-6期，并计划将论坛发言整理出书，从而扩大社会影响。他同时希望，该论坛以及促进会试图推动成立的NGO网络能够包容不同的声音，有利于政府进行更为全面、合理的决策。
其他的项目活动包括动员志愿者修复长城、种植“中国环境文化林”，使“环境文化进校园、环境教育进社区、生态文明进村镇”。此外，改版后的综合性双月刊《绿叶》杂志试图以独特的文化视角传递环境文化的最新理念、趋势、动态和研究成果。
赵兴 010-8355 9571 zhx@tt65.net www.tt65.net
青岛市青年环境保护促进会
2004年3月，青岛市青年环境保护促进会启动了“迎奥绿岛行动”，动员青岛市民在市区适宜种树的地方种植小面积的景观林。在与四方区有关部门协商后，得到5000平方米空地种植樱花树、松树。该活动得到当地20多位人大代表政协会员的积极支持，由促进会和《青岛早报》联合实施。促进会常务副理事长邢雷介绍，该项活动计划一直延续到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
3月下旬开始，促进会与青岛市登山协会、崂山风管委、青岛广电局等共同发起“保护母亲山”行动，定期组织志愿者参加崂山风景区以及周边山区的环境整治工作。这也将是一项长期的系列活动。
同年春节，促进会还与青岛市市南区财贸办公室一起，联合青岛市19家大型商场举办了绿色新春购物节。这些商场联合向社会发出倡议，在食品和服装安全、采用环保包装等方面采取积极的措施。
刑雷还介绍，促进会受青岛奥运帆船委员会委托，正在制定一项5年的规划，配合奥帆委协调在青少年中开展绿色奥运宣教活动。
2003年10月，促进会以市青年联合会为主管单位，经青岛市民间组织管理局批准成立，同时接受共青团青岛市委、市环保局的指导和监督管理。显然，依托青岛市青年联合会是促进会顺利开展民间社团活动的重要保障。
促进会常务副理事长邢雷介绍，由于青岛市青联日常事务繁忙，所属社团采用社会化参与的方式可以较好地调动各方参与的积极性。于是，市环保促进会、科技促进会、文化协会等在同样背景下诞生了。显然，青岛市青年环境保护促进会是有关部门自上而下推动民间环保的一种有益尝试。邢雷说，这种做法还有一个创新之处，即秘书处设在雅志公司。该公司从事企业品牌咨询、会展组织工作。邢雷是它的总经理，同时还担任市青联的副秘书长、市政协委员。雅志公司除为促进会提供办公场地和必要的通讯条件外，还聘用了一位专职人员负责日常工作。邢雷说，如果是机关直接去做协会工作，不仅受限于编制和经费，灵活性也会受到影响。专职行政秘书王倩菲认为，社会化参与可以避免环境教育工作的形式主义。
目前，促进会的会员主要由青岛市各级团组织推荐，这一方面固然是团市委的统一要求，同时也反映出促进会以青少年为环境教育的主要对象，培养青少年环保志愿者，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的宗旨。随着组织的发展，促进会将逐步向社会上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开放。促进会在资金方面主要依靠会费（第一年可以免交），同时还希望向国内外的企业筹集，并和环境领域的国际组织建立联系。
邢雷认为，促进会拥有较为广泛的社会资源，与政府部门、社会各界保持良好合作，在促进会成立伊始的各项活动中，凭借这些资源，迅速获得社会的认同和支持，表现了较强的动员能力。邢雷说，促进会在环境调查、环境污染防治等方面将开展一系列工作，并且通过与促进会保持密切联系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议案、提案等形式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显然，政府推动民间社团活动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表现了政府对民间参与环境保护的良好愿望。但是，这种模式在有利于民间组织解决生存危机和短期内动员资源的情况下，也让人们对它独立参与环境监督的角色产生怀疑。现阶段，促进会能否将自上而下推动环保转化为长期的发自民众的志愿精神，值得继续观察和探究，判断促进会的走向尚需时日。
王倩菲 0532 8998697 info@greenera.org , www.greenera.org
大同市环保志愿者（地球卫士）协会
因为多年来一直关心当地的环境问题，扫了30多年院子的齐有平在山西大同却是大有来头。经过2年多的筹备，在齐有平的努力下，山西大同环保志愿者（地球卫士）协会终于在2003年9月成立，并在大同注册为正式的社团法人。
作为中国重要的煤炭产地，大同面临十分严重的环境问题，而环境污染也造成当地肺病发病率高居不下。“黑金”给这个城市带来的不仅仅是金，还有黑色。而对环境资源的过分依赖，也影响了当地人一些不良习俗，如“烧旺火”，以祈求“宝藏源源不断”。据协会的保守估计，每年除夕和元宵节在大同燃烧的旺火就要消费1万6千吨的优质煤（合320万元）及90多万元的人工费。除了劳民伤财之外，这些滚滚浓烟也严重的影响了当地的环境。2004年春节前期，协会向全市发起了“取缔旺火、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消灭黑烟”的紧急呼吁书，并多次走访当地主管环境的副市长，深入到各个煤矿去宣传，使得今年春节期间的“旺火”再没有往年那么旺。但是据介绍，由于当地煤矿开发情况复杂，有国营的部级所属煤矿，也有地方非法或者私营小矿厂，作为协会这样的小组织很难介入。
把自己定位为以公共宣传为主的组织，协会将大部分精力投放在市民的环境教育和宣传上，组织了街头义演并在大同的繁华商业区举办环保展览。协会积极与市环保局合作，并得到了当地媒体很多关注。
作为大同这个相对内陆城市，大同地球卫士缺乏信息和资金的支持，在4月份，他们曾到北京自然之友等一些环保组织“取经”，一方面加强组织之间的联系，一方面也能得到更多的技术和资金的支持。
目前地球卫士已经有64位注册会员（会费为20/年），20多位积极分子。主要资金来自核心成员个人投入。（蔡凌平）
强均 0352-7086921 ppp4342@263.net
绿色康巴
2004年4月，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出现了一个名叫“绿色康巴”的环保团体，试图动员当地民众的力量，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保护当地的生态和文明。
地处青藏高原东南沿、居于长江上游的甘孜是生物多样性极为重要的地区。尽管现在仍保持原始的自然状态，但当地人对生态和环境面临的危机已经产生极大的忧虑。比如，近年来各大电力公司在利益驱动下频频导演的西部“圈水运动”也在当地上演。秘书长丁晓涛介绍，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03年藏族聚居区“木格措”自然风景区发生的建坝风波。由于对生态和文化的破坏激起反对浪潮，该工程已经被叫停。此外，金矿的挖掘也令人担忧。丁晓涛透露，尽管一些开发会给地方政府带来短期的经济利益，但政府内部显然有不同的声音，他们希望通过民间渠道把这种声音表达出来。
“绿色康巴”的成立得到政府方面的积极回应。州科协出任主管部门，州民政局登记注册。丁晓涛担任所长的州畜牧科学研究所则提供了办公室和办公设备，现有的5位专职员工也来自该所，他们继续享有原先的工资待遇。环保、畜牧和林业部门官员出现在刚刚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同时，WWF和亚洲基金会这些潜在的国际合作伙伴也到场祝贺。青海的三江源生态环保协会赠款1万元用于协会启动。
丁晓涛是协会成立的直接推动者，和保护国际（CI）的接触是导致协会成立的起因。后者将甘孜列为关键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区，期望发展当地的社区民间组织加入自己的保护计划。在2003年11月由CI资助到北京参加民间组织环保论坛，结识很多NGO同道之后，丁晓涛决定建立一个环保协会，这个想法和州政协副主席以及藏学研究中心主任一拍即合。于是，丁晓涛由一位草原畜牧业病虫害防治专家变为社会领域的活动者。
丁晓涛介绍，除了政府官员外，该协会的支持者还包括自然科学工作者、藏学研究人员、高僧大德、农牧民等。这使协会在政府背景下兼具一定的草根性。
设想中的工作包括在CI支持下开展“生态旅游项目”，建立社区网络，打破公司独揽旅游收益的格局，使当地人受益。此外，还要建立绿色社区，利用活佛和寺庙，对周边居民施加宗教和文化上的影响力，并通过双语资料提高民众对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促进对全球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和发展问题加以关注。
丁晓涛 0836-2839119 (o) gzdingxiaotao@vip.sina.com
草原之友
2003年3月在北京，来自内蒙古的当地学者与北京的“主流”学者就目前“围封转移”防治沙漠化的政策展开对话。这次对话会由自然之友组织，给予处于“边缘化”的当地学者一个表达意见的机会。他们在会上强调草原游牧文化在生态保护中的重要性，并且用研究数据表明多年的围封对草原动植物平衡以及导致草场退化的负面影响。这些学者是民间学术团体?D?D草原之友的成员。
草原之友成立于2002年，主管单位是内蒙古政协。其目标是通过文化多样性保护推动当地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护。创办人达林太主任说，协会成员来自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社科院等机构，他们是在当地长期从事生态经济文化研究的少数民族学者，希望在官方项目之外开展独立研究。
达林太是第一个针对内蒙古草原提出非平衡生态系统概念的学者。他认为，现有的生态移民和围封转移政策本质上是借鉴美国的草原管理学。但是，由于内蒙古年降雨400毫米以下，完全不同于北美平衡的生态系统，照搬美国的做法无疑会适得其反。达林太通过研究发现，围封2-3年以后，草场反倒有退化迹象，而且生物种类减少。而传统的游牧则能够通过动物的活动刺激草类生长，并维持草类平衡。
协会倡导尊重当地文化和传统知识，反对简单地采用围封转移或者植树等技术手段解决荒漠化问题，并且希望在政府的移民过程中鼓励维护弱势群体利益。达林太对目前可能出现的又一轮破坏草场的活动，以及当地牧民破产、犯罪率、离婚率呈上升势头表示担忧。
协会成立以来，已经通过政协向当地政府提交了议案，对现行政策提出质疑。其他工作还包括为当地官员举办环境、文化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讲座。
2003年非典期间，在香港乐施会的支持下，协会将外来工防非典手册翻译成蒙文，印制6000册和双语海报2万册，通过计划生育网络向牧民发放。
达林太说，协会的优势在于拥有当地学者资源，这些本土学者非常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
达林太 0471－4312480 steppecl@eyou.com
（本期“中国NGO动态”栏目除特别署名，为付涛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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