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ula J. Kelly 文
童琪薇 杨扬 温波 译 高雪松 审校
2004年美国基金会理事会（Council on Foundations）的罗伯特.斯瑞尼尔（Robert W. Scrivner）创造奖授予Chet Tchozewski先生。Tchozewski是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Global Greengrants Fund,简称GGF)的创始人和执行董事，国际小额资助的倡导者。GGF为全世界的草根组织提供通常在5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的小额资助，以帮助人们保护自然环境，推行可持续生活方式，保持生物多样性，并促进公众参与决策。正如所言，“我们的事业孕育着希望……谁知道下一个好主意或者环境领导者从哪里产生？谁知道哪种行为会产生最佳的效果？GGF就像一个活跃而积极的孵化器，伟业之始我们便在此了。”
GGF总部设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德市(Boulder)，其工作人员和遍布全球的顾问管理着资助活动。早在1993年，Tchozewski就在浪潮基金会(Tides Foundation)内创立了这个基金项目。从2001年至今，GGF已经在73个国家对1500多个项目提供了资助。
Tchozewski曾于1989年至1992年在旧金山担任绿色和平组织太平洋西南区的主管。他在1983年参与创立了洛矶山和平正义中心。1980年至1983年，他在美国公谊委员会洛矶平原项目工作，参与反核和裁军运动。1978年，他首次投入社会运动是参与创办洛矶平原“真理之力”。他与妻子Susan Carabello、女儿田田现居博德市。
下文是Tchozewski与我们分享他如何开展小额资助和克服困难的。
您为何关注环境问题？
我觉得在世上要做有意义的事。希望参与解决那些最具挑战性的全球问题，因为这样做使我感到自己的价值。例如：我真正意义上参与社会变革运动是在70年代的核裁军运动（由洛矶平原“真理之力”组织发起）。我曾奋不顾身地高呼：“让我们解除所有国家的核武器。”我开始转而关注环境问题是因为认识到如果不解决包括环境问题等诸多社会正义领域的问题，就不可能让所有国家放弃武器。
那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我认识到虽然核裁军运动（和平运动）十分重要，然而其它社会活动，比如环境运动，可以动员更多的公众为了全球正义而参与其中。因为和平运动常常由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而过于政治化，而环境问题则似乎多少避免了政治性。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是在我参与绿色和平组织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发现一些事半功倍的机会和优势，也认识到这些皆致力于社会变革的组织之间相互关联的网络，例如全球的和平运动、环境运动。这些事半功倍的资助机会大部分都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那里环境现状尤为严峻，而只要少有花费就能有较大的改观。通过利用现有的网络来了解在哪里小额资助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捐赠人的投资就能得到更高的回报。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创建之初，也就是在它成为浪潮基金会的捐赠者指定项目基金的时候，有其他人参与吗？
早期我们重要的支持者有来自驯鹿基金会的Roy Young, Damien基金会的Humberto Mafra和Tet Ansamn基金会的Wendy Emrich。从一开始我们就依靠那些对地区事务有着敏锐洞察力的人们。
90年代初，绿色和平组织旧金山分部的几位组织家们就在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开展工作。从巴西到缅甸的诸多国家，这些组织家们都遇到了一些既有专业知识又颇具影响力的当地环境活动家。他们回到旧金山报告当地有些组织需要大概，比如，500美元或2732美元的资金，就能开展一些有效的工作。
绿色和平组织在捐赠者中有着良好的声誉，所以我能够从我们的支持者中筹到更多的钱。当然有的捐赠者也是在我多年的努力之后才开始捐助的。进一步的挑战就是如何让美国的捐赠者能够支持绿色和平组织在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发现的当地组织。
现在我对我们做的第一项工作仍记忆犹新。当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成立以前，甚至这种概念还未清晰之前，我协助美国的捐赠者寻找办法在泰国或缅甸对草根组织提供免税捐款帮助。那时我开始认识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为什么这种提供小额资助的做法不多见的原因之一就是，给发展中国家的组织提供小额资助要花的行政费用比资助金额本身还要高。它迫使我考虑如何去减少管理费用。我能找到的最佳办法就是在环境运动中利用现有的志愿者网络，如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或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现有的环境运动网络。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
1991年，我们向缅甸的一个组织提供了第一笔5000美元的小额资助。那时，缅甸的军方独裁政府刚刚平息了一场学生起义，并拒绝将权力移交给民选领袖昂山素姬。我们不想涉及政治问题，如何处理也就有些敏感。我们的资助对象是一些居住在泰缅边界的难民。他们制作了一本关于如何在雨林地带可持续耕作的指南，然而却没有资金印刷。
于是你们就给了他们一些资金？
那5000美元帮助他们用泰国语和缅甸语两种语言印制了耕作指南，分发给那些会为耕种而砍伐雨林的农民。我们及时地向他们提供了援助，也保证了捐赠者的资助免于征税。这些都使我看到一种能够在全球社会变革中产生巨大效益而尚未被满足的需求。那就是，设计一种有效减低成本的机制使美国人能向国外社团提供可以免税的资金援助。
这恰恰是因为几乎没有美国捐助者在国外进行小额资助。那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更好的战略，而是因为受到管理费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换句话说，他们的会计师告诉他们：“我们的管理费用是固定的，无论资助金额多少，每一笔资助都要支出我们大约3000至5000美元的管理费用。所以我们不要开展小于5000美元的资助项目，因为管理费用比资助本身的费用还高实在是不明智的做法。”
但这并未考虑5000美元在印度尼西亚或印度那种经济环境下所产生的“倍数效应”。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卓有成效的小额资助项目。这是因为：首先，我们相信这将产生巨大影响；其次，如果决策错误，那损失也很小，因为这样小的资助金额不会助长腐败；最后，这是一种被忽略的策略，因为美国的基金会不得不考虑其管理费用的开销。
坦而言之，还没有考虑过每笔捐款办理的单位成本问题实际上是美国基金会团体的重要疏忽。没有人喜欢看到额外支出之类的事情，但真正受到支出和其它美国国税局的要求影响的看不见的因素正是每笔捐款的成本。在美国，大家都倾向提供大额资助，这样就难以形成深入社区的战略。在美国，这是一个问题；在世界上的其它地区，这也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社会变革包括建立稳固的公民社会都产生于中小型社会团体，而他们所需要的资助不会大大超过5000或10000美元。
当看到现在的小额贷款模式，您发现了小额资金是如何发挥巨大作用的。在我们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有时很难理解。
你也可以做这样一个比较：一个工作主要在新泽西洁水问题或华盛顿特区铅污染的全职工作者的年薪大约为30000至40000美元。而在海参崴之类的地方完成同样工作的人员却乐于接受200至300美元的月薪。因此道理很简单，资助国际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能使我们的每一笔钱都产生最大的效果。
由于世界生物物种众多，对于环境慈善事业来讲，这种小额资助概念的重要性就更显而易见。很多环境捐助者的战略目标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生态界的基本原则是万物相生共济，彼此关联，然而让人震惊的是大部分环境资助都集中在美国国内。你能够拯救威斯康星，但是如果你不拯救世界的其他地方，威斯康星也将不复存在。
虽然在近几年里美国人更多地意识到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重要性，但仍有很多保守的想法。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还可以，所以那种万事相连的观念并不总是被大家认同。
是的。在自然界，人们已普遍认识到事物之间在很多方面――甚至在我们还不了解的方面――互相影响。我们知道从一个国家流到另一国家的河流会同时影响两个国家。如果科罗拉多河在进入墨西哥前就干涸了，那是不公平的。同样，切尔诺贝利的核污染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有着巨大的影响。环境威胁穿越了国界。同时，社会比人们所认识到的更像自然界。社会间的相互联络是复杂的，有时候这种关联并不易理解。就像你说的，美国人会认为：“我们情况很好，或者可以说我们大部分人情况还不错，世界其它地方只要自己照顾自己就可以了。”
但是世界其它地方渐渐将矛头指向美国人，导致了诸如恐怖袭击等事件的发生，这些是由于美国被认为在执行孤立主义。毫无疑问我们是世界环境的一部分，我们的挑战之一就是要更好地理解从而更广泛地接受这一观点——各个社会之间以有利的和不利的各种方式相互关联。美国对于世界的主导将会给我们的后代留下难题。
我们生活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代，我希望将会发生好的变化。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所做也正是通过自己遍布世界各地的伙伴社团提供援助。特别是那些受到资源攫取和工业污染影响的环境――那些工厂总部设在工业国家，却从世界其它地方以破坏当地人的生活环境为代价，剥削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那里的人们在导致这些环境问题产生的过程之始就没有发言权。我们认为提供资助以解决美国把污染转嫁到他国及在全球攫取资源而造成的问题是匹夫之责。
GGF向除了南极洲的世界其它大洲都提供了资助。在如此多的国家管理如此多的小额资助，你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高效地提供大量的小额资助秘诀就是利用全球各地的环境运动网络及其丰富的社会资源。
你们怎么从国际、地区和当地顾问们所推荐的众多资助建议中精选资助项目的呢？
实际上，正是顾问们做的。顾问们了解当地组织预算是多少，知道怎样在当地最有效地运用资金，他们对每一笔资金都做出重要的决定。此外，也在资源分配问题上做出决定，例如安第斯山项目。这样就能确保每项决定都是由最了解情况的人做出。
我们的确授予当地顾问做出资助决定的权力。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我们将尽力筹集资金，这是本年度预算。请您根据这些原则做出判断。”这些原则就是：给予关注当地环境问题而且民主化管理运作的社团组织以小额资助。
我们资助的项目70％是在金额为5000美元以下的。在有些地方单笔资助也会高达15000美元，比如墨西哥，在那里美元不如在尼日利亚顶用。在中国，我们提供大量的低于1000美元的资助，而这些钱都能派上大用场。顾问们着力于中国最好的支点――学生运动来制订战略。就像很多其它国家一样，全中国的学生提出尖锐的问题并在某种程度上向环境现状挑战。
在过去的15年里，包括在当代中国，我们了解到了我们所面临的局限。但事实上，我们所处的环境问题的领域还是有很多宽松之处的。这一点在经济问题和人权问题上是难以寻找的。坐在科罗拉多州或者华盛顿州的我们没有这种洞察力。中国的学生知道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尽管这些方法可能在美国的学生组织开来不一定最前沿。但这些是中国学生可以获得成功的方法。中国正在经历的是社会变革过程的初始阶段。
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什么是最大的挑战？
筹款。我们已经建成由100名顾问组成的网络，他们无偿地付出时间和智慧帮助我们为基层组织提供资助。今年，我们将提供150万美元资助400至500个项目。在不增加多少管理费用的情况下，我们也能轻易地完成三倍于此的工作量。提高效率取决于我们每年筹集200万到300万美元的款项，以增加顾问可以提供资助的预算，这样我们就不必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这么多好的项目中做出艰难的取舍。
为什么你认为国际草根资助项目重要？
大部分重要的社会变革是从一小群原来被认为不可能成功的人们中发起，这就是草根组织。在欧美，草根组织环境运动仍然是使大的环境NGO的存在正当化的支持者。忽视其它地方的草根组织就意味着国际环境组织失去了支持者。环境捐赠者必须找到更多的方法支持那些由国家、地区、全球层面的网络广泛联系起来的小型基层组织的成长。
你们下一步的活动计划是什么？
踏踏实实地工作。通过美国总部每年争取筹到500万美元资金――支持大约1000个项目，最好地结合利用资源网络和我们的全球顾问网络。在近一两年，我们也将在巴西、墨西哥和印尼等三个国家以GGF为模板建立当地独立的绿色资助基金会。帮助他们建立本地环境项目的资助机制。他们可以利用我们提供的经费，从他们国内以及认同这一模式并愿意支持这项工作但不愿捐款给美国NGO的那些欧洲捐赠者那里筹到资金。
您既在提供资助，又在不断地筹款。哪一个角色更困难呢？
当然是筹款。假如有人认为资助比筹款更难的话，那他一定是搞错了。然而，我所认识的人大都身兼这两个角色。
在您的工作生涯里，这两个角色是否相得益彰呢？
当然。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筹款人和资助过程观察者所得到的教训。它让我明白世界上一些最好的项目恰恰是由完全没有西方外援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一些愿意助一臂之力的慈善机构却不知道如何向他们提供资金。诸如Grameen银行提供小额贷款、Ashoka或者其他试图在发达国家捐赠者和发展中国家活动者之间建立桥梁的先锋们，已经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有了卓越的发展。事实是，社会上大约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可能会发生一次模式转变。这不是政治更迭，而是模式更迭。小额贷款的兴起就是一种模式更迭。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穷人没有能力偿还贷款，所有国际发展援助都是基于这种假设。然而，这是不正确的。这就是模式更迭，这是不可否认也是难以宽恕的。发达国家怎么能如此错误地假设呢？
但是他们没有勇气去验证他们的这一被广泛接受的假定是否正确。作为资助机构，我认识到：小额资助是有效而且高效的。一般人认为：首先，因为你不可信任外国人所以你不能资助海外项目；其次，你不能监督小额资助项目。很多捐赠者臆断如果你不能在博茨瓦纳实地考察1200美元的艾滋孤儿资助项目，你就不应该提供资助。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
所以作为一个筹款人和一条纽带联系美国捐赠者与发展中国家的基层组织及其成员，我了解到有捐赠者愿意做这样的事，却没有人告诉他们一个简单可行的方法。所需的正是一个被大大简化了的资助渠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立了绿色资助基金会，正式建立一个简单有效的步骤，在世界上有效地提供资金给大量的小额资助项目。我们从我们的合作伙伴中学到了最好的方法，比如利用全球的妇女运动志愿者的全球妇女基金会。
现在我们已经帮助建立了利用人权运动的知识和资源的全球人权基金。还有四个全球社会运动——和平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运动和环境运动——都由全球范围内举足轻重的社会运动组成，并建立了在互联网出现前超乎想象的社会联盟网络组织。现在我们可以将大量的资金通过这些网络注入到世界各地的草根组织中去。模式更迭正在发展，特别是在那些以前社会封闭的地方。
很多挑战。
也有很多重要的机会。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找到并利用机会，这些机会在其他人看来可能是挑战。
您有最引以为豪的成功事例吗？
这让我又想起最初的事例，比如提供给缅甸当地团体“绿色11·21” 的资助项目。此外，在赞比亚的卡布维有一个被政府荒弃的铅矿，人们在矿渣上生活和上学，孩子被暴露在严重的铅污染中。铅中毒现象代代相传——人们不是脑损伤就是智力低下。所以我们资助了一个当地组织以吸引政府和世界银行对卡布维状况的关注。目前正在确定事故负责人，但更重要的是，居民终于从那里搬迁了。
您最后还有什么想法愿与我们分享的吗？
我想强调的是，小额资助是有效的。它之所以有效是基于发掘了网络中成百的人所具有的集体的创造力，而在这些人的网络里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会考虑：“如果有10000美元，应该拿它做些什么？”
那些真正了解当地情况和问题的人们。
是的。于是我们找到那些人，向他们请教，认真地听取他们的建议。就是这么简单，我希望这在未来能成为一个模式。
（Paula J. Kelly是基金会新闻评论网站的撰稿人和编辑，理事会专栏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