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萧今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副标题: 阿拉善行记
出版年月: 2013年2月
笔者投身13年的上海市闸北区热爱家园青年社区志愿者协会（以下简称“热爱家园”），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以下简称“阿拉善协会”)有着很多类似之处，为此，读阿拉善协会有关的文字，就特别有感触，两家的故事互相印证着。
刚写完第三篇关于杨鹏的《为公益而共和》的书评，关于阿拉善协会的另外一本书《生态保育的民主试验》已经出版。作者箫今教授经过长达七年的观察，对实践者的思考和行动做了记录，呈现出企业家、科层管理人员、NGO执行团队、地方官员、农牧民、媒体从业者、自然和社会科学家等，诸多社会群体在项目选择、管理和执行中的合作与碰撞，有共识也有迷茫，也反映了市场、社会、政府各领域的行动逻辑差异。
“乒乓球、羽毛球……其他球都有很多，但地球只有一个。”这是热爱家园已过七旬的志愿者傅方斌说的。他是上海市一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退休工人，是热爱家园环保项目的核心社区志愿者，主动发起了巡回收集周边小区废电池和废灯管等电子垃圾的活动，尽管自己家里还有一大堆烦心事。
地球只有一个！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包括傅方斌和阿拉善协会的创始人们，认识到了这一点。触动他们心弦的可能是苏州河的污臭，也可能是飞到了美国的沙尘暴，这是经济一体化之外推动全球一体化的另一股力量。有趣却乖谬的是，环境问题恰恰是追求经济发展的后遗症，经济一体化让环境问题从发达的欧美蔓延到了地球的每个角落，环境一体化再把环保行动从欧美推广到其他地区，一正（经济发展改善人们福祉）一奇（经济发展带来环境问题），一正？（环境问题促进环境全球一体化），这个世界在剧烈的变动中试图维持着平衡。笔者常常在猜测，结局到底是什么？是平衡恢复了，还是现代化的陷阱把人类带向自我毁灭？这取决于正和奇两个力量的角逐，眼下，奇的力量、破坏的力量似乎占着上风，但，正的力量、建设的力量正在积蓄和发力。
正的力量如何能胜过奇的力量呢？笔者寄望于“地球只有一个”的危机感能让全地球的人们，不论何种身份都能认识到移民火星只是科幻故事（移民欧美只是短期有效的自欺欺人），能够认识到任凭环境恶化是对子孙后代的最严重的罪孽，能够认识到地球60亿人口是一个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共同体。最最重要的，是能够认识到，我们不能再观望等待和评论，必须携手行动起来，去不断摸索，寻找保存人类共同体的有效解决方案，这就是阿拉善协会做的事情。
正是这种对共同体的认同，使明星企业家刘晓光们、年轻的公益职业人们、农牧民们、政府官员们、学者萧今老师们……所有的利益相关方，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脱轨而出，在荒寂的阿拉善相聚，创造出一个中国环保实践的神话故事。何时入轨？这是萧今老师在最后一章提出的问题。两位“80后”老环保专家提供的答案是“生态文明”，一个系统工程，改变人类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改变那些方式是一个浩大的人类自我改造工程，确实需要“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传习讲求的，首先就应该包括这种“地球只有一个”的共同体价值。
地球只有一个。傅方斌并非第一个说出来的，但他用自己的行动为之努力奋斗。我们的时代，讲正确的话很重要，正心诚意不重要，所以信任危机普遍发生。共同体的存在，前提是彼此的信任。
诚意解决了构建共同体的前提，提供了真诚的共同体成员。下一刻，就是由成员组合成一个整体——共同体。共同体不是机械的，是有机的，是一个期待中的独立的生命体。当然，这个期待是极其理想化的。
因为，这是一个无数独立生命体组合起来的整体，每个最小单位都是一个有独立意志的人，都可能期待着发出自己的声音，把自己的偏好烙在共同体的肌体上。尊重每个成员的个人意志，给予一定的自由空间，是必须的。而不能尊重个体恰恰是传说中的“吃人”的中国礼教传统和我们曾亲身感受的集体主义道德所缺失的价值选择。
共同体有多个层次，最低的层次是家庭、朋友圈子、一个小的单位……低一层的共同体共同组成上一层的共同体，最终成就一个全球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
以上是笔者读《生态保育的民主试验》的过程中，不断浮现在脑海里的思绪。作为一个行动者和思考者，读着另一个思考者记录的另一些行动者的行动，不能不产生诸多共鸣。
该把思绪从空中拽到地上了，分享一下笔者如何解读阿拉善的故事——
对于2010年4月5日接受萧今访谈的云来说，当他坐在沙漠边缘自家土屋里接受访谈时，环绕他的、按行政区划来界定的共同体有多少圈呢？1.家庭（他是男主人）；2.小队、组（他是项目管理委员会负责人）；3.希尼呼都格嘎查（54户236人，8个小队）；4.锡林高勒镇（347户988人）；5.阿拉善左旗（下辖10个镇，13个苏木，15万人）；6.阿拉善盟；7.内蒙古自治区；8.中国；9.地球。一共有九个圈。最内的一圈，是他和妻子儿女们的高度紧密的共同体，恐怕是他能够说了算的。第二圈，是几户牧民邻里守望的共同体，紧密度下降很多很多，但还是有很多利害相关和感情、血缘、亲缘纽带，与城市里楼上楼下老死不相往来相比有天壤之别，云是共同体的领头羊，但不再是家长了，话语权、控制权都弱化了很多。第三圈，是8个小队组成的嘎查，在地广人稀的阿拉善牧区，依然是熟人社区的有效半径内，这236个人彼此起码知道对方家在那里，云不再是领头羊了，领头羊是嘎查书记凯以及其他人，但云是不可被忽视的角色，是领头羊的挑战者或者支柱，所以依然能分享到相当可观的话语权和控制权。第四圈以外，对云的实际利益，一定是有关联的，可是，除非在非常特别的情形下，云是几乎完全没有话语权和控制权的，他也就不会有特别强烈的共同体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更多是体现在文化、感情、语言中。由于爱国主义教育，对于中国的认同感恐怕相对要高出前四圈很多了。草原上的天人合一对他来说远比“地球只有一个”更容易感知和接受，虽然二者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维度。
对于云这样背景的社会成员来说，对共同体的认知主要是日常经验的，书本教育影响很小。但对于负责他们项目的军和阿拉善的年轻员工们来说，可能要颠倒过来。他们获得的大量书本知识和全球视野的信息，使他们“地球只有一个”的理念，有更强烈地遏制沙尘暴的意愿，于是他们来到了阿拉善，并因为项目管理委员会在嘎查和小队两个层面建立了生命的链接，分享着云的共同体。他们不可能落地扎根融入其中成为真正的一员，可是，他们拥有资金、知识、道义、政府的支持等资源，因而拥有了很大的话语权和控制权。三岁小孩舞大锤，舞得不好伤人伤己。幸运的是，从一开始，这个团队就让渡了很多权利给项目的直接执行方，探索出了内生式的社区发展模式。
但阿拉善协会并非一个单层的共同体，存在区域化的共同体。类似于云，军也面对以自己为圆心的几个圆圈。最里面的可能是项目小团队，项目主管带着助理，彼此的经验、知识、资历存在一定差异性，工作又必须同心协力，可能就像家庭一样比较紧密了，互相磨合形成很个性化的话语权、控制权分享格局。第二圈可能是阿拉善项目办，这个共同体的认同感和紧密度，在过去的八、九年里是波动比较大的，波动的原因之一是北京办公室作为相对平行的二级共同体的影响，北京办公室按内部分工控制着项目办的资源，自然存在相对优势。因为这种波动，项目办的团队文化和话语权、控制权的分配格局也不断变化中。第三圈是阿拉善协会，笔者在《谁的阿拉善协会》等系列文章中试图探讨这个圈里的问题，在此就不赘述了。第四圈是环保公益圈，第五圈是中国公益圈，这两个圈子都与我们全职公益人的职业发展息息相关，在这两个层次，我们是相对自由可以发出声音的，再外面是中国这个圈了。公益人对这个共同体的认同恐怕平均值不如牧民吧（笔者的个人猜测），但因为掌握了互联网等现代技术和话语体系，话语权应该比牧民大点。最外一圈是地球。
云和军的一个最大的差异在于自由度不同。云基本不可能离开家，对前三圈的共同体的认同感更强，更愿意坚持和调整自己，从而保持在共同体内的舒适度和彼此的认同度。而军可以随时用脚投票、跳槽，从而会更加坚持独立的自由意志，要求更多的话语权乃至控制权。
通过对云和军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生活中共同体问题的多样和不同，进而，因为各自对事情的认知、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有很大的差异，阿拉善协会内部，企业家会员、一线公益从业者、学者转型的公益从业者，受背景影响，对于共同体和成员间关系的认知就更加不同了，自然而然会竞争话语权和控制权。
2006年3月的考察，是企业家们深入一线接触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一次重大行动，企业家和专业团队两个群体间的对话和冲突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内容。观察者萧今看到了执行团队年轻的成员“给（企业家）设道槛儿，非要爬过这道门槛儿，才跟你对话”。李弘说：“不要以为我们是你们的雇员，我们是你们的合作者，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你们到这儿是来做荒漠化治理的，但必须要通过我们NGO来实现。我们也有这种理想，那么我们用你们的资金，我们是平等的合作者。”同时，“张树新也犀利地指出：这不光是你们的NGO，这是我们的NGO，我们出钱还出时间做公益事业，不是更有道德优越性吗？并不是所有商人都唯利是图，不能因为我们做了商业，就剥夺我们理想的权利。”从这三段引文中，笔者看到了对共同体的认知的差异——企业家已经从“唯一的地球”（荒漠化治理）跨过了伟大的祖国，到了“我们的NGO”；而专业团队还在使用“我们NGO”、“你们（企业家）”的表达。这就是“谁的阿拉善协会”这个问题的意义。这种差异的根源，是格物致知获得了不同的成果。雇佣关系不是一种合作关系吗？雇佣关系就一定是不平等的主体关系吗？商人等于唯利是图？商业等于不道德？资金与专业知识的合作应该是什么样的姿态？……一大串的问题，背后是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环境、主流的社会观念体系、人性的卑微、文化的浅薄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
知识的分歧始终是冲突的来源。张朝阳那么坚定地认为要种树种草，为什么呢？这种专业问题不是企业家们需要去判断的。可惜，企业家们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知识体系、思维习惯给自己铸就的樊笼的客观存在，在环保问题上过于自信了。这种自信，加上没有则万万不能的金钱的持有，使专业团队不能不象刺猬一样对企业家竖起警惕的刺。这种警惕又不是无的之矢。有趣的是，在自信、意志坚定的企业家背后，还站着一些试图把他们当学生来教育的学者或者道德感拥有者。
每个人都是一个手电筒，这是笔者听到的一个被生活无数次验证的很有力量的比喻。手电筒是照别人的，所以我们总能看见别人的短板。除非是恶作剧，很少有人会掉过来照自己，所以我们看不见自己身上的问题。如果我们都更多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别人的长处，我们对合作的理解就会更加积极有建设性，我们就有能力跨越词汇、观念的差异而去探索背后的WHY，找到“我们”的共同知识、判断、行动方案和共同体的感觉。我们当拥有一个共同的学习平台，那才是所有利益相关方共和治理的NGO。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用三明治来形容中国社会，具有上中下三层结构，中间层尚未整理好，以至于整个共同体还没进入良性状态。笔者觉得阿拉善协会也很像这种结构——上层是企业家会员们组成的会员大会、执行理事会、监事会所构成的会员民主治理框架，已经为阿拉善赢得了民主试验田的荣誉；下层，当地居民自我组织、自我治理的项目管理委员会体制，使社区重获利益共同体的感觉，内生式社区发展模式赢得了当地居民、政府、学者、专业人士的认可；但是，中层专业团队的共同体在哪里？雇佣关系、治理结构、科层体制等等因素使他们对阿拉善协会的认同受到阻碍，而这种认同恰恰是把阿拉善协会从企业家的NGO提升到所有利益相关方共和治理的NGO的关键，也是通过阿拉善协会把所有人的小共同体与“地球只有一个”这个人类终极共同体粘合为一体的粘合剂。
如何发挥阿拉善协会更积极的正能量？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