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19日下午，我来到坐落在北京西郊凤凰岭脚下的小毛驴市民农园（以下简称“小毛驴”），参加在这里举办的一个读书会。上一次来这里还是2008年夏天，没有想到两年之间发生了这么多变化。原来只有一片大田在一条三米宽的小路的北边，路南的一片大约20亩的荒野，如今被分成30平米一块的格子田，这就是被媒体大量报道的劳动份额成员的田地。每块地里种植的品种和布局也不一样，有人还给自己的田里做了好看的标记。不时可以看到田边蹲着一口大缸，或许是用来做营养液的，走到小路上，耳听蝉鸣，眼见草丛和菜地里纷飞的蝴蝶，颇有几分田园景象。
2009年3月，小毛驴正式以“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方式对外运营。运行模式是成员制，根据不同的情况将成员分为几类。一类是可选择在种植季节之初预付款项，农场每周为成员配送有机蔬菜的普通份额成员；另一类是劳动份额成员，选择支付租金租用农场规划好的30平米地块，农场提供种子、化肥这类农资和技术支持等，成员投入劳动自己管理并收获有机蔬菜。在小毛驴2011年的新规划里，给市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包括占地60平米的家庭农园。除了种田，小毛驴还尝试生态养殖，现在生态猪肉均价卖到35元／斤仍供不应求。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农园还与相关机构合作举办各类活动，例如立夏时节百家煮粥，还有取名为“大地•小脚丫”的儿童教育活动。
很多媒体报道小毛驴，大多从温铁军的博士生石嫣到美国一家农场实习讲起。石嫣实习半年后回国，开始在农场做CSA模式的实验，并且很快取得了成功。第一年就吸引了54户北京市民加入，并在半年运作期间得到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北京电视台在内的近80家国内外媒体的报道，一些不甚了解国内CSA状况的媒体甚至认为这是国内第一家CSA农场。同行评论道，小毛驴推动CSA模式的努力颇有成效，尽管在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CSA活动不少，但小毛驴像一颗耀眼的新星在短时间内广为人知，所以也有人说，这跟新乡村建设团队有关，是他们最漂亮的一笔。
说起小毛驴，就不能不提到多年以前也曾倍受媒体关注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以下简称“学院”）。2007年学院因故在河北定州被关闭后，几经辗转到了北京，并于2008年5月成立了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国仁科技”）。小毛驴所在的地方是中国人民大学和海淀区政府合作的一块产学研基地，由国仁科技来负责运行。所以，2009年小毛驴市民农园对外营业和基地的其他工作，最初的工作团队由学院保留下来的骨干组成。2008年温老师的研究生程存旺主动要求休学一年来农场实习，加入了这个团队。
读书会的地点在大堂外面的走廊上，满是或年轻或陌生的面孔。会前，小毛驴的劳动份额成员、“铁杆”志愿者刘俐珊唱了一首歌，并让大家猜歌词中的节气名字。乡建团队一直很重视理论学习，这样的学习交流会是一个保留多年的节目。但刘俐珊对这类讨论并无太多兴趣，当几位学者和学生互动交流的时候，我看到她将人们刚扔到田里的小块西瓜皮埋到土下，拔拔周围的草，给向日葵支起一个拐杖……
对学习交流会的淡然并不妨碍她对于小毛驴的高度认同。她曾经说，“在这个30平米的有限土地上不仅播种劳动，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份发生了变化……随着劳动的深入，我觉得自己都不知道怎样给自己定义角色了，好像生产者、消费者，同时也是这一群人的家人、朋友、姐姐。”新乡村建设团队虽然以往主要在农村地区开展工作，但小毛驴的成功证明这个路子很大程度上也契合了刘俐珊这样的市民的需求。
背景：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社区支持农业在20世纪60年代最早出现在德国、瑞士和日本，最初是出于对食品安全和城市化过程中对土地的关注，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关系，消费者会预付生产费用与生产者共同承担在来年农业种植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风险并支持使用生态可持续的种植方式。与以往的收益方式不同，生产者在季节之初就获得了这一年种植的收益，并且这部分收益对生产者付出的劳动来说是公平的，与此同时，消费者也获得了采用有机方式种植的健康农产品。
陆续来了很多人，在这里重见老友，是个令人兴奋的事儿。 路上碰上了黄志友和他的即将生产的妻子孟婷婷，小黄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4年一毕业就到学院工作，是学院招聘的第一个全职员工。白亚丽带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年轻人已经坐在那里，迎面而来的潘家恩也是学院的元老之一，2007年到现在一直在香港岭南大学读书。赵玲也在座。当年，很多媒体都报道过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建立起因的一个细节，就是大学生支农调研队到了河北翟城村，因为一幅关于晏阳初的对联引起了村书记的注意，而对联的执笔人就是当时还是大四学生的赵玲，她现在负责“和平妇女”的项目。
这次读书会是岭南大学的刘健芝召集的， 晚饭时闲谈到小毛驴现状时，她说到：“大家现在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见面。”了解乡建团队这些年经历的人都会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这句话的份量。如果说小毛驴是乡建中最新最靓的一个点，那么它应该是以近10年来整个新乡建团队的摸索、实验、失败、重挫和成就的积累为基础的。
由卖米生发出的一系列故事
2000年冬，温铁军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任职，之前他曾在国家农村改革实验区工作多年。温铁军与杂志社当时的主管领导有个默契——要为改革聚点人气。他还提出，继续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试验区草创时杜润生要求发动青年知识分子下乡的历史任务。最初从支持大学生下乡支农调研活动起步，到2002年正式开始以“组织和制度创新”为理念新乡村建设试验区建设，再到发起“公平贸易与消费合作”为理念的市民农业，前后组织了上万青年志愿者和大学生支农调研队，在全国100个多个村庄进行调研，创建了一批愿意恢复生态农业的农民合作社，推介农村生态建筑和生态厕所；还发起了绿色合作联盟、城乡互助合作社、市民农园等。
现在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即是由早年的杂志社大学生支农调研队演化而来。多年以前我曾问一位师长：“这样的学生活动能持续多久？”答复是：“你见过学生活动持久的吗？”但，这个更要脚踏实地、更缺少经费支持的学生活动却在全国近百所高校延续至今。2003年，安徽省阜阳市南塘村成为乡建第一个试验点，2003～2004年，天津科技大学的白亚丽这位大学生成为休学支农第一人，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三岔村蹲点一年。据中心负责人刘老石说，乡村建设团队独特的培训方式的雏形就是在这里形成的。白亚丽说，当时希望将合作思想在试验点推行，但是怎么才能让农民理解而不是乏味得想跳窗溜走？就是要翻译成农民能听得懂的语言，农民能接受并喜欢的方式表达出来。后来三岔村合作社成为国仁绿色联盟发起的7家合作社之一。
2003年国庆节，刘老石带领着中国人民大学陶行知研究会、同济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等在内的6支大学生支农队，应在兰考挂职的中国农业大学老师何慧丽的邀请，到当地帮助农民组建了妇女小组、文艺队，做合作社培训。何慧丽很快在当地推动了包括南马庄合作社在内的几家合作社的诞生。2005年11月，南马庄合作社生产的无公害大米在洛阳销售时被骗，他们就将10吨大米拉到北京来闯市场，著名的“教授卖大米”故事就发生于此时。为了将米卖出去，温铁军给消费者写推荐信，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名人效应能卖走多少大米。在我查找到一份早年购米包地的协议书上，除了甲方、乙方外，专有一行“担保方：温铁军”。他们还联合一些著名学者汪晖、黄平、黄纪苏等，成立文明消费合作社并倡议大家买米。何慧丽在乌有之乡书店讲座卖米，也发动她所在的中国农业大学的支持购买，遂使一批学者成为“卖米教授”群体，这种“非市场行为”一时成为议论热点。随后，经热心乡建的企业界朋友介绍，北京华联超市也给其免费提供了展销摊位。但初期合作社的单一产品并不适应主流的现代化销售体制，何慧丽几番尝试后说：凡是按照主流市场方式走的，迟早都不会赚钱；凡是非主流的方式都赚钱了。何况那个时候合作社法没出台，从事绿色生产的合作社连发票都没有。
2006年11月28日，根据“教授卖大米”的探索经验，形成了市民预付定金给农民生产安全食品的“购米包地”活动。为了保证公平交易，还以卖米教授们为中介组织了市民与农民诚信互动的“价格听证会”等活动。
2006年温铁军当选为当年的中国环境大使，他联合其他5位“中国环境大使”在国家7部委联合召开的“绿色中国年度人物”颁奖晚会上，发起文明消费倡议书，还得到包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在内的其他参会贵宾的签字支持。倡议书写到：希望市民组成消费者合作社，直接向那些恢复有机种植和生态农业的农民合作社支付生产定金；希望能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诚信的基础上构建城乡和谐社会。
在这些卖米实践的基础上，2007年10月成立了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由有共同生活追求的市民群体和产品符合一定条件的合作社和有机小农自愿组成。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曾经在北京林业大学北路开了家“乡土家园”的店面，陈列10余家农民合作组织和有机小农提供的产品。由于当时市民的文明消费意识尚有待加强等原因，此店只存活了一年多时间。2009年，互助社业务并入小毛驴。现在，在开封和兰考挂职已经7年的何慧丽又在推广当地农民用自然养猪法养的快乐猪，让郑州等城市居民“购猪认养”。
乡建事业也是在这个时期有了长足发展，除了有赖全国各地实践者的推动，还与温铁军个人的经历和影响力有很大关系。20世纪90年代他提出“三农”问题，并在该领域多年来身体力行，不但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也是可以“上达”的学者，2001～2007年间多次向国家及部委领导人汇报新乡村建设、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等情况。他曾对因实际困难而有所顾虑的实践团队提出一个要求：“无论多少困难、多大代价都必须促进合作社进城，因为中国必须在公平贸易这个方向上推进——我们走出一小步，中国人走出一大步”！
“早产”的绿盟
在2006年何慧丽规划的卖米多条战线中，成立于2006年4月28日的国仁绿色联盟（以下简称绿盟）是主力之一。这个合作社法颁布之前一年就呱呱坠地的早产儿，是在温铁军的倡导和发动下组建的农民合作组织联合体，本着文明、健康消费、城乡互惠的原则，为农民合作社的产品打开北京市场。在绿盟成立大会上曾宣布，当年５月份将在北京海淀区创办绿色联盟的第一家消费合作社（门店），由农民自己经营，出售他们自己生产的绿色产品。
当时有专家评论，从“教授卖大米、购米包地”到成立“国仁绿色联盟”的中国实践，其中一条清晰的轨迹是试图解决当前小农经济和大市场对接的窘境，自古“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无疑这是一条非常有启发性的道路。
但是，这个店最终没有开张。本是希望为农民合作社的产品找到出口，但销售的市场还不知道在哪里，可农民的产品已经种出来并运到了北京。忽然间，项目负责人刘老石觉得自己好像是个骗子，他无不疲惫地说：“当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都说好，但当发令枪一响，我们回头一看，发现跑道上只有我们自己”，成为“孤独的领跑者”。从农村转向城市，帮农民开拓农产品市场，为进入一个小区并获得信任，到建立一个消费合作社，每一步走得都很艰难。
年轻志愿者们从来没有经过这些阵仗。当时负责绿盟项目社区消费者网络建设的常竹青说，本来计划通过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合作社来唤起城市居民对农民和农村的关注和支持，做起来后发现这样的预期是有问题的。农民和农村在市民心里已经很淡薄了。大部分消费者关注的仍然是价格，有些消费者直接地说：“我成天吃这些东西，也没见有什么，等到有问题了再说吧。”绿盟在市场展销的时候，被商家踢倒过展牌。这与兰考的贫困农民组建合作社刚在村里销售农资即被私商棒打，还有的地方私商请来工商局查处农民等事件如无二致。在布展时，还有人以品尝产品为名大把拿走茶叶，还对茶叶挑三拣四，不停杀价。
几次活动后，志愿者们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把活动定位于商业活动还是公益活动？常竹青在当时的工作日记中写到：“一方面我们目前有很多产品，而且合作社和各方面人士也都给我们很多销售产品的压力，但是我们的活动却又必须依赖志愿者、新农村建设、消费者支持等公益概念，这两个目标很难协调。”
在后来的反复摸索中，绿盟结合以往在农村工作的经验，通过与社区文艺队共同演出的方式切入社区，逐步获得社区信任，最后在北京建立了西二旗消费合作社，但这个过程的艰辛和漫长，使他们认识到城市消费者运动中自己应该在哪里着力。现在绿盟定位越来越清晰，相对城市社区的消费者开发，他们更熟悉农村和合作社的产品，所以绿盟工作重点是将合作社产品汇集起来，通过小毛驴、绿色生活馆等机构已经建立的城市消费者网络销售出去。
被嘲笑的生态农业试验
通过下乡支农、培训，推动建立农民各种合作社和文艺团体，增加乡村凝聚力，以增强分散弱小的农民的谈判能力，一直是乡建各团队的主要工作。和成立合作社相比，刘老石认为绿色农业、有机种植这些东西并不是特别重要的。而何慧丽在兰考推动的合作社、生态米、快乐猪，最初的动因更多是出于为农民产品寻找出路的现实考虑。而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成立伊始，生态农业就成为他们的选择。
2003年邱建生最先到达学院，是学院最初的承办者和翟城村老百姓最熟悉的志愿者。他痴迷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由于所学专业并不涉农，他也不会种地。但《小的是美好的》一书给他影响颇深。邱建生带着这本书到河北翟城，并请志愿者将全部内容打出来，复制成册供大家阅读。他个人单是为了校对这本书就重复阅读了5遍。通过这本书，他知道种地不应该用农药和化肥，于是他用温铁军个人出的那些钱，让来自农大的志愿者去河北和北京的农业研究机构买来种子，开始了学院最初的生态农业推广。
恢复传统农耕是在发展主义逻辑之外寻找另类发展道路的路径之一，但是如何去践行，学院内部也是有分歧。大家知道，为了抵制英货，印度圣雄甘地号召大家在家里自己纺纱甚至是织布。就连甘地自己都有一台纺车，他经常在有空的时候自己亲手纺纱。受此启发，加之晏阳初当年骑着毛驴下乡的照片具有的历史意义；于是有人提议学院应该养一头驴。但是反对的声音也很强烈，而主要反对者是在学院工作的三个本村的农民。他们认为，学院经费紧张，养驴要花钱，还要花时间伺候它，但驴的实际用途却不大。在大家争执不下的时候，温铁军以她太太的名义出钱认领了驴，以这样的方式平息了争论。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课程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教农民如何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共同发展生产；另一部分是教农民实用的生产技术。2006年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中主持人直接问温铁军：“我看到你们课程的安排，绝大部分跟生产没有什么太多关系。”温铁军认为在合作社法出台之前，当务之急的农村改革试验内容是如何帮助农民成立有市场谈判地位的组织。但事实上，早在2004年冬天学院制定的五年发展规划中，生态农业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2004年小黄来到学院，随后介绍同学严晓辉来学院“找找感觉”，结果感觉对路，晓辉就留下来了。小黄的大学文学社的老相识郝冠辉也来了，后来黄国良（老六）加入，生态农业实验室正式成立。
推广有机农业是学院的一项重要内容，却受到了许多农民的嘲笑。学院试验田的田间地头到处都长满了杂草，在农民来看，种地的人不锄草，要么是因为地的主人太懒，要么是根本不会种地。甚至有的农民说，要是全村都这样种庄家村里人会被饿死，有农民主动提出给学院的田地打药。
面对这些嘲笑和质疑，温铁军认为，这些生态农业领域的科研实践活动至少需要3年， 才能去除化学污染、恢复地力，取得大田有机种植的客观经验数据才能有发言权；可惜三年试验期未满，学院就于2007年4月停止原来的工作。何况试验区地处乡村，自然没有获得后来在城市如小毛驴市民农园这样的城市社会的高度认可。
与上述境遇形成对比的是，后来学院从农村转战到城市，2009年小毛驴对外运营即受到市民的欢迎。在媒体的报道中，已经没有类似当年翟城村民对生态农业的嘲笑。当年学院虽然就在村里，温老师曾反复强调多与当地村民互动。在北京，却有了市民自组织团体自发地和小毛驴交流。北京回龙观社区主妇团体是一群社区内的全职妈妈组成的社群，2010年4月，在刘俐珊的介绍下，40多个家庭到小毛驴农场植树，之后陆续组织成员到农场采摘、游玩和参加活动，小毛驴在回龙观社区的普通自取份额成员约有70%以上也来自这个团体。还有一位做管理咨询的劳动份额成员，之前已经是国仁绿色联盟的顾问。他将自己的30平米的地贡献出来，号召自己孩子所在幼儿园的9个家庭一起到农场种地，形成有机种植接力活动。他还联络一些消费者、社区和NGO团体，组成一个有机考察小组，主要关注小毛驴等组织联合成立的CSA农场联盟和周边其它一些农场的诚信和安全。最近，他们开始商议以有机考察小组为基础发展成立消费者合作社。打算合作社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团购小毛驴的猪肉。
小毛驴依然躲不开的成长“烦恼”
学院从2003年成立到2007年的4年里，我每次到学院几乎都赶上正在举行农民培训班。今天当大家在小毛驴相聚时，却少了当年各地农民合作骨干在在学院里参加培训时热烈的争执和讨论。
晚饭后，我们拿着刚刚采摘的水果蔬菜准备回家，迎面碰到刚从外面回来的严晓辉，他现在是国仁科技的总经理。我问他：小毛驴现在的模式是否会就此隔断了和农民、农村的联系？他说一直没有放弃这个传统的工作内容，也正在创造条件。他说，小毛驴目前基本上靠自己养活自己，只靠几个月的蔬菜销售很难做到盈亏持平，尚无经费和人力开展以往的农民合作培训工作。他正打算开展冬天配送活动，除了冬天的几种时令菜外，加上各地合作社的农副产品，也许可以持平。但这种对外收费的商业化运营模式也遭到NGO同行的质疑。
和学院时期相比，小毛驴志愿者流动性明显加快。很多志愿者慕名而来，但是在这里需要付出辛苦的体力，无论天气阴晴，几乎都要凌晨4点钟起来配菜、送菜，这种高强度的劳作一天下来，应付日常经营已经很耗精力，再腾出精力和时间如学院时期那样坚持理论学习和讨论就更困难了。志愿者不能适应而离开，新的人才培养跟不上来。
不过，早年培养起来的一批乡建人才，现在基本稳定而且已经成熟起来。一位正在研究新乡村建设的学者说：“乡建这帮人是有点精神的。” 如果没有一点精神，现实的残酷和生存的需求也许早就击垮了很多人。邱建生曾经半年没有收入；即将当爸爸的小黄收入刚够应付房租；刘老石忙于支农而未混职称，最终辞去教职……这样一批人若仅为稻粱谋，凭借他们在业界多年的工作和声望，怎么都可以过上所谓的“更体面一点”的生活。
我们的车行驶出小毛驴院外，回望渐渐远去的小毛驴农园，夜幕中只有大堂亮着灯，里面依稀传出当年在学院经常听到的，七十多年前晏阳初及平教会在定州从事乡村建设时所创《农夫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