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合作
“去年南都拿出1 000万救灾，而且规定每个项目不超过5万，可以让很多NGO都介入到紧急救援中。我们以往的大的项目资金额度都在数百万元，相比之下，5万元对我们这样机构来说很少，但我还是觉得特爽，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用我们（基金会）的钱做自己的事情。”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以下简称妇研会）会长高小贤谈到非公募基金会在地震中的作用，一如去年谈论这个话题时的兴奋。
去年四川大地震发生后，高小贤立即和南都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南都）秘书长徐永光联系救援机构的资助事宜。徐永光在电话里说“先行动吧”。于是陕西十家联合救援小分队粮草未到就先出发了。
2008年6月19日高小贤和徐永光等一行到了四川绵竹遵道镇，他们发现村民的过渡房有问题，而做过渡房的项目不是5万元可以解决的，没想到徐永光主动说：“这个事情可做。”很快妇研会做了50个村民过渡房的项目申请报告。高小贤回忆：“我6月22日交项目书，第二天就批准了。”
高小贤感动之中给徐永光发了短信：“在我做项目10多年的经历中，南都回应问题之快，是我第一次遇到。” 徐永光回信：“基于信任嘛。”
高小贤认为，这个效率首先是基于相同的文化背景，在紧急状态下少了向国际机构申请的程序。
同样，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友成）给予遵道志愿者办公室的4万多元资助，也是因为时间紧急而省略了走正式项目申请程序。这批资助费用最终是以报销的形式解决的。当时申请方、原贵州高地发展研究所的罗世鸿也谈到，同样也是基于以前和友成合作中建立的信任关系。2008年的南方雪灾中友成紧急资助贵州高地等10家民间组织开展“冰冻抗凝”项目。
高小贤评价，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使中国本土NGO多了一个很重要的资助渠道。
高小贤所在的妇研会成立于1986年，是国内颇具影响的一家NGO，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立的大多数机构一样，它是在国际双边、多边援助下出生的NGO，项目经费也大多来自对华援助资金。对于这类组织来说，靠多年积累的国际网络，生存对它们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这些年外部环境有了变化，一些国际组织减少对中国或者中国某些领域的资助，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在这个背景下出生的NGO开始开拓国内资源，而新近兴起的非公募基金会日渐成为一个最受NGO瞩目的领域。
高小贤将在双边或多边援助大背景中诞生的组织称为NGO中的第二世界。她认为NGO领域可以划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官办NGO，他们大多具有公募资格。
2004～2005年，中国出现了很多有生命力的草根NGO，它们回应社区问题，为社区服务，并有很强的创新能力。高小贤将这类组织称为第三世界。这些机构在资源动员上呈现多元化趋势，有的朝社会企业方向发展，或者立足于当地资源，但几乎都有经费上的困扰。而私募基金会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无异于救命稻草。
最近几年很多NGO开始尝试转向国内寻求资助。笔者问西部一家服务社区多年的草根组织负责人是否和非公募基金会有过接触？他说：“世界银行算吗？” 但当笔者告诉他南都就是一个非公募基金会时，他连说“虽然没有接触过，但知道它”。这家机构很快要在北京设立办公室，主要是方便了解国内基金会的信息和资助情况。笔者随即得知另一家青海的NGO6月因为同样的目的已在北京设立办公室。
中国1981年出现了第一个基金会（公募），而非公募基金会的诞生是在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之后，也就是在这个新条例里，才第一次明确将中国的基金会区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
众所周知，国外私人基金会设立的目的多为“散财”，而我国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最初设立却为“聚财”。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很多领域的改革动因一样，政府为了甩财政包袱，或者减小自身的财政压力纷纷设立基金会，将其作为一个筹集资源的平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为本土NGO多了一条真正的筹资渠道。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每年非公募基金会将有8%的资本金用于公益事业，使用方式和这些基金会的类型有关。 南都、万通公益基金会、海仓慈善基金会都属于资助型基金会，那就意味着，每年基金会捐助额的大部分会流到NGO合作伙伴这里。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1 531家基金会，新增基金会以非公募基金会为主，其中全国性的有2家，北京、上海、广东3省市增量在40 家以上。
但目前无法得知非公募基金会中到底有多少属于资助型基金会，又有多少已开展工作。海仓慈善基金会总干事段德峰说：“这与很多基金会处于休眠状态有关。”
NGO除多了资金渠道外，“对NGO最大的益处在于不必写英文项目书了。”万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劲如是说。
段德峰曾在香港乐施会工作多年，从一家国际基金会到一家刚刚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任职，他判断：“NGO单靠国际基金会是靠不住的，国际基金会未来一定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即使现在也应该看到，国际基金会不会将主要的资助放到中国这样发展这么快的国家。”另外他还认为，非公募基金会对NGO资源的输入同时，也会降低NGO资金来源方面的政治敏感度，从文化、语言上更容易沟通。因为国际基金会决策中心在海外，高层对中国并不了解，或者自己觉得很了解，其实他们还是不了解。他预测，未来国内一定会成立更多基金会，关注自己的社区，贴近社会的需求，这已在地震中反映出来。
二、磨合
很多NGO都是在2008年地震救援中，开始与非公募基金会有了近距离接触。但本土NGO并不刻意界定什么是非公募基金会，他们更愿意用国内基金会和国际基金会来区别，多年来本土NGO一直依赖国际基金会支持，但这次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中，与非公募基金会南都、友成一样，挂在红十字会下具有公募资格的壹基金，成为支持本土NGO的重要资助组织；同时，红十字基金会第一次将善款向民间组织公开，通过招投标来资助项目。
所以当笔者一谈到非公募基金会的时候，几乎所有受访的NGO都将南都、友成、壹基金同时谈起（因故，本节的分析不单指非公募基金会，也包括和草根组织有过合作的其他类型的基金会）。
在与国内基金会的接触中，NGO中有如高小贤这样感动的，也有接踵而来的“抱怨” 。非公募基金会从一诞生，面对的NGO伙伴们已经与国际基金会有了将近20年的合作关系，所以无论价值观还是项目管理方式，中国NGO深受其影响。于是在谈论非公募基金会的时候，国际基金会几乎成为了天然的参照系。
1. 萌芽期问题：专业性差，随意性强
谈及国际基金会和国内基金会的差别，一位在业界非常活跃人士第一反应就是：“差别太大了。”紧接着，她要求匿名才可以说出真实的印象。“对审批文件过程、项目官员与合作伙伴的交流，款项的使用，项目跟踪都非常不一样。”她说，首先项目执行过程不一样。国际基金会资金拨付后和项目执行过程中，也会经常询问项目到了哪一步？有什么问题？而国内基金会在这个中间环节是欠缺的。
其次，审批的程序也很不一样。她举例说，一次与乐施会的负责人谈项目申请，尽管这位负责人未必不认可这个事情，但还是找到相关的负责团队，与她一起进行了20分钟的讨论。她说，现在回头看，虽然申请没有成功，但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相反，当她接触一家非公募基金会申请一个项目的时候，负责人说“好，你先做吧，再补办手续。”令她觉得项目审批的随意性很强。
这几乎是几位受访人相同的感受。2008年四川地震前，一家环保组织向某家基金会申请一个在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项目，随后的地震让该基金会的全部精力转入了灾区，暂停了其他项目的审批工作。到2008年的7～8月，该基金会说可以申请了，申请书递上去后，该基金会反馈说可以资助，但却一直没有等来确切的消息。过了3、4个月，该基金会又说项目书需要再修改；这家机构改后再呈交，和上次一样仍没了下文。这位负责人说，从谈这个项目至今已经一年有余，但是否能得到资助、项目书是否需要再修改都还不知道。
远在西北的一家NGO也遇到这个问题。这家机构的负责人说，机构做项目也近10年了，但没有国内一笔资助。最近和国内某基金会沟通过，并递交了申请。当意向已经达成后，该NGO抽调专人写了10天的项目书，后递交上去，基金会却说不在资助范围内。
北京一家草根组织在这次地震救援中，和红十字会、南都、友成都联系过，但经历却非常类似：刚开始基金会听到项目设计都说很好，但是最后发现问题越来越多。有的是经过多次讨论、沟通，项目几乎都要确定下来了，突然给个什么理由说项目不能批了，令他感觉国内基金会的支持方向很随意。
这家北京草根组织曾和一家海外基金会有过几次合作，这位项目负责人说，在每个项目开始申请的时候，基金会都会明确告诉对方项目设计有什么问题，应该如何修改；项目书虽然也是反复修改，但该组织负责人知道是在朝着成功的方向前进。
此外，发票的问题是每个在农村做项目的组织都遇到过的问题。在农村发生的费用不是都有正式发票的，一般国际基金会会根据这个现实做些变通。但国内基金会坚持的财务制度，让两家做农村社区工作的机构很无奈。西北一家刚刚诞生的NGO说，“60%的精力做项目，40%的功夫用来找发票了。”
也有人谈到，作为还在萌芽期的组织经验不足是难免的。有的非公募基金会可能目标定位更准一些，对存在多年的NGO能有个基本的了解，这就可以降低最初与NGO合作中的不适应。而有的基金会定位游移，虽然有从国际基金会工作经历的人来任职，但人员流动快；一些年轻人甚至不懂规则，分不清权力界限，像一个莽撞的少年，令合作伙伴有些无奈。
在对问题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式的磨合中，免不了起一些争执、甚至有的NGO合作伙伴不得不越过基金会工作人员直接和决策层对话。但不止一个受访者也谈到，有的基金会尽管“不懂项目，说外行话”，但开放和学习的心态让NGO合作伙伴觉得这个沟通的过程很愉快。
这些合作成本的增加也算是成长的代价。一位NGO业内人士并不回避NGO自身的问题，他说，问题一方面来自基金会不成熟和对NGO的不熟悉；从另一面说，这个不信赖与NGO中的很多机构唱高调、不踏实做事、令人难以甄别好坏有关。
2. 源于企业特点的合作方式
如果说上面的问题是任何组织进入新的领域都难免的，而企业出资的非公募基金会开始显露出不甚清晰、但还是可以影影绰绰看到一些独有的特点。
一位NGO的负责人说，随着企业基金会或者缺乏相关工作经验的企业从业人员进入公益领域，按照企业思维经营的基金会给公益领域带来很多新的概念。
该机构2008年申请的某家基金会一个项目，当年夏天就批准了，但是等到2009年4月钱才到账。当时该基金会说，“你们先垫资”。这位NGO负责人说，垫资、风险控制、回报等等这些概念都带进了公益领域。万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劲在“5・12”周年搜狐论坛上，谈到企业捐助成立基金会时，也谈到了和民间组织的关系。他说，因为企业多半是出资源一方，所以到底是把民间组织当作服务商、供应商还是当作合作伙伴就成了一个问题。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做事情的基本的概念可能是要盈利，这个盈利是基于合同、基于契约关系，也就是甲方乙方的关系。
当然，作为万通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他表示万通基金会将把草根组织当作合作伙伴来培养，因为这是一个相互加强的过程，只有这样企业公益才可能走得长、走得远、走得稳。
基金会对NGO伙伴所要求的“回报”，不再是企业追求的资产的收益率，而是可以在短时间内直观看到的结果。某机构申请了一个灾区生态厕所的项目，资助方希望某月某日完成，因为那天该基金会的领导要去四川，所以要限期呈现成果。
当特别强调视觉上的和量化的成果时，项目目标中的一些重要元素和以往NGO工作过程的重要原则可能会被抽离。以很多机构都曾参与的灾区生态厕所的建设为例，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先生在生态厕所的设计里，融入环保、强调本地资源的利用而减少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在协力造屋中培养合作精神和考虑本地村民就业问题，然而在不同的机构实施这个项目中，可以观察到不同的诉求和重点。
三、合作伙伴的选择
1. NGO因缺乏资源而发育不良
毫无疑问，在过去10多年里，国际社会对NGO的资助以及中国NGO的成长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内基金会对于NGO合作伙伴的选择和要求，将来势必同样会对NGO业态产生影响。
国际基金会在引进大批项目的同时，也同时引进了大量的国际发展理念和项目管理经验，培养了一批发展机构和人才，促进了中国社会组织的规范化。但是业界有个几乎是共识的结论：中国NGO数量众多，但成熟的总是极少数。徐永光将中国NGO发展状态比喻为头脑发达而四肢孱弱型（见本期《中国NGO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曾任国际计划中国部的负责人、随后在UNDP负责公民社会项目的李劲在这个领域工作近10年，谈到中国NGO的状态，沉静的李劲连连说了两个“一言难尽”。
在他眼里，草根组织虽然很多，但也只是停留在草根阶段。这么多年来很多组织还停留在以人为中心的组织架构（人治色彩重），很少有机构在创始人离开后还可以再换一两届领导而持续下去的，像自然之友这样的真是凤毛麟角。而长不大的原因，他认为还是总体资源短缺的问题。
李劲形象地用蚂蚁团队做比喻：所有工蚁要为蚁后服务，因为只有它具有繁殖能力，所以有限的资源应该贡献给它。同理公益组织的资源太少，只有集中到少数人身上，组织才有能力动员和行动，自然没有资源用来养班子、养制度。 来自国际的资助并没有规定一定要用到领导人身上，更何况国际基金会倾向做团队能力建设，但是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所以在绝对和相对资源都不足的情况下，资源聚集在机构负责人少数人身上，机构却难以长大是有原因的。
因此，一个公益部门的良好发育离不开大量资源的投放。那么非公募基金会，尤其是资助型基金会的进入，无疑增加了NGO资源的拥有量。
2. 捐助领域的考量
目前的现实是，什么样的NGO才有可能获得非公募基金会的资源输入？这个问题涉及基金会的捐助领域，甚至同一领域内不同发育程度的NGO、不同的工作内容侧重，都会导致资源的不同流向。
有NGO担心国内基金会特强调NGO和政府的关系，所做的项目一定是政府支持的，才能得到基金会的资助，那些和维权、宗教、打工有关的领域的一些项目将得不到支持。 就此问题，李劲和段德峰从不同角度做了分析。
万通基金会成立于2008年底，李劲上任也不过5个月。万通是如何确定将生态社区确定为捐助领域，他说由于自己没有参与最初的研讨，并不是一个最合适回答这个问题的人。
“那么如果抛开万通这个个案，一般而言，非公募基金会的捐助定位，哪些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呢？”笔者追问。
他说：“安全性是一个因素（我不是特指万通），关联企业不会因为基金会所遭遇的风险而遭受影响，特别是很多上市公司。会选择安全的领域，诸如教育，环保等，当然没有一个行业是零风险的。”
李劲说到的第二个因素是和企业的业务相关，“但就目前我了解的几个基金会的关注领域，没有发现这个相关性的普遍存在，最相关的可能是桃园（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 在自己的社区里做公益事业。”他继续列举几个基金会的确如此。
中国企业捐助领域和自己的企业产品市场关联度不高，之前也有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课题组2001年至2003年对中、外企业捐赠的理念和行为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捐赠范式显著不同，外资企业属于互利性捐赠，88%的捐赠价值具有公关、市场拓展、顾客和雇员关系维护性等商业作用；内资企业属于利他性捐赠，79%的捐赠价值指向了救灾、扶贫、支边、助学等传统慈善领域。
关于中外不同企业的捐助领域的区别可以有各种解释。但值得注意的是，当非公募基金会成立以后，不管企业来自哪个领域，救灾、扶贫、教育等领域依然是已有大多数企业基金会的选择。
段德峰所在的海仓慈善基金会重点资助城乡孤寡老人、残疾人及教育事业。他说，捐助领域的确定一般和出资人个人旨趣有直接关系，就如有的学生喜欢上清华大学，有人却喜欢北京大学一样。而是否是存在敏感领域，他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NGO领域一些缺乏历练和经验的人的主观想象。他强调NGO要主动和政府多沟通，推销员推销产品还需要费尽口舌，而做政府并不熟悉的NGO工作，被拒绝几次并不是什么问题。
质疑国内基金会资助领域的促狭，是源于一般认为国际援助在选择工作领域上涉及领域会更广泛。但从李小云教授新近的研究发现，至少国际对华官方援助对受资助的NGO的选择，和国内基金会的选择并无太大差别，甚至更谨慎，而国际组织和基金会对NGO的资助领域的分布目前尚未发现相关研究成果，但从经验上看领域似乎更宽一些。
“在所调查的NGO中，接受国际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有以下三类：GONGO或由GONGO转型的本土NGO（7家）；国际NGO驻华机构或由国际NGO转型的本土NGO（5家）；以及专业技术性强的本土支持性NGO（5家）。上述结果反映了官方发展援助在合作伙伴的选择上还是比较慎重或挑剔，并非所有的中国社会组织都能受到官方发展援助的资助。一般来说，从避免政治风险上考虑，官方发展援助合作伙伴最低基本要求是已正式登记注册的，从项目操作效果及影响上考虑，则往往选择有实力或有某些背景的非政府组织 。”
美国现代基金会的捐助主要在教育和健康领域。观察为数不多的几家非公募基金会的捐助方向，与卡内基在1889年12月的《公益捐赠的最佳领域》中提及的6个领域，既有重合，也有差别 。
3. 新的垄断能否形成
一家致力于西部乡村教育的草根组织说，只想单纯做点事情，不想卷入复杂的政治中去，所以他对国外基金会的项目资助一直持谨慎态度，但是国内的基金会的资助也不容易申请到。这家组织的机构负责人认为，从掌控的资源上看，有的非公募基金会并不纯粹，它们可以依凭在政府拥有的资源再聚集更多资源。如果这个资源不对草根开放，那只是换了一个名字，它还是一个资源垄断的怪圈。
从目前来看，还没有清晰的迹象表明有形成新的垄断的趋势。但从非公募基金会获得资源的NGO大部分是“草尖NGO”而非草根NGO来看，至少资源的流向出现了集中的趋势。以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为例，到2008年7月18日，向南都申请的项目中37个项目被批准。综合红十字基金会和南都公布的资助名单，接受资助的机构有一半是北京的NGO，而有的机构被资助过两次。基金会说：“有钱，但缺少好项目。”
国际基金会可能从价值观出发，以公民社会的发展为目标，也许会更强调民间力量的培育。而国内基金会的资源容易集中到少数成熟的机构中。李劲说，这是非公募基金会起步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
万通的NGO合作伙伴包括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惠泽人、爱思创新社区参与行动等，这些都是资格相对较老，有多年项目执行经验的NGO。
谈到选择合作伙伴的考虑，李劲说，以结果为导向的思路是由企业基金会的背景决定的，比如做生态社区建设项目，评估的标准是对社区改善多少，有多少社区改善，做了多少工作。只有展示最初的成果，才能获得企业基金会后续的支持。
作为秘书长，李劲认为自己的工作要把短期、长期策略与第三部门的发展结合起来。他解释，目前非公募基金会有企业背景支持的占大多数，如果是私人基金会可能首先体现价值观而非品牌效应或社会美誉度提高的回报，但企业资助、发起的基金会在最初的阶段与企业文化有着不可剥离的价值观。但李劲强调，这不是当前非公募基金会惟一的状态，可能还有一种价值观混合的基金会，比如万通就融合了冯仑这样有社会关怀的人的价值观和出资捐助企业要求。
四、结语
对出现不过几年的尚处在萌芽期的非公募基金会，NGO对它们的欢呼或者质疑都将和这些基金会一样被时间淘洗一遍。 经过3～5年，中国的私募基金会有的可能消失，有的存活下来。那个时候或许可再探究什么样的基金会能存活下来？是非常注重短期结果的，还是有着长远战略和价值理念，抑或注重能力建设的？ 而本土NGO的生态，似乎也开始随着这些私募基金会的介入而受到影响，为未来公民社会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