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成都西部老年联合会成立，2012年，联合会注册为成都高新区益多公益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益多”）。5年来，从对贫困老人的物质支持，到采用社工方法提升老人的精神生活质量、用专业护理为失能老人服务，益多一直走在西南地区助老NGO的前列。时至今日，尽管养老问题开始日益受到关注，但像益多这样的民间助老机构尚未明显地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仍在努力寻找发展的机会（为行文方便，本文统一以“益多”指称这家机构）。
结缘花甲老人
益多创办人、80后于涛与花甲老人的结缘，源自一次人生际遇的触动：2002年于涛大专毕业，到一家从事精细化工的公司工作。到2004年9月，他已在短短两年内完成了“三级跳”，从技术员到技术部部长，再到研发部主管，而后成为总经理助理。职位的迅速升迁反而使他觉得自己触到了“天花板”，不再有上升空间，于是决定辞职考研，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并在第二年如愿以偿。
2007年下半年，即将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的于涛准备找份兼职工作，正好有位朋友创办了一家民办养老院，并邀请他加盟。于涛走遍了当时成都大大小小的各类养老院，发现老人们付钱购买的养老服务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精神和生活上得到的照顾都很差。“老人们并不快乐，他们不应该这样去等待自己的最后一天。”养老市场的滞后状况让于涛深受触动，觉得这件事有发展潜力。于是，于涛成为了当时全国养老行业“学历最高，年纪最轻”的院长。
“我是全国最年轻的养老院长”
2008年汶川震后，完成研究生答辩的于涛继续拓展自己在养老领域的经验。“天津鹤童”的创办人方嘉珂是他格外仰慕的养老领域前辈。方创立的“鹤童模式”促进了中国社会养老护理的职业化发展，并通过政策层面的倡导，推动了政府对养老问题的重视。
当年不到30岁的于涛冲劲十足，为了结识方嘉珂，有一天他在成都的一个沙龙上听到方第二天会应邀到北京讲课，就在讲课当天一早专门飞去北京参加。
同年，他受邀参加全国养老院院长论坛，300~400家各地养老院院长济济一堂，来自四川的与会者也有数十人。方坐在主席台上，他在台下，两人又一次照面。当时正值震后，嘉宾发言后的提问环节，主持人希望把惟一的机会留给来自四川的代表。急于推出自己的机构，这位行业新人“噌”地站起来介绍自己：“我是中国最年轻、学历最高的养老院院长!”
在周围一片哗然和惊讶声中，“出风头”的于涛一下子脸红了，到现在他还可以清晰地回忆起自己当时浑身发烫、后背汗湿的感受，反倒是提了什么问题已经记不清了。当然，就当时养老行业草创期的状况而言，这也并非夸大其辞，于涛也凭着这个“噱头”让人印象深刻，在现场结交了很多朋友。现在一些业内朋友开会碰面，还不免拿出这个轶事和他开开玩笑。在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性格内向的于涛用活跃的手势配合着思维的跳跃侃侃而谈，全然成为一个性格外向者。
同年，NPI在成都提供机构孵化支持，于涛接触后，意识到个人理想和梦想需要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来实现，于是离开了原来供职的养老院，成为第一批孵化机构，并成立了成都西部老年联合会。受到方嘉珂的启发，他与东光街道合作，从零做起，尝试在社区建立一个6张床位的失能老人日间照料中心，希望能在新的自创平台上拓展。
“不成功”的尝试
于涛在推广专业护理的理念时，选择了需求最为急迫的失能老人群体为服务对象。照顾失能老人对一个家庭的压力最大，尤其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根本没有能力请保姆，老人被虐待机率较高。
但难度超乎想象。由于人们对日间照料服务的观念认识还局限于养老院，从最初信心满满，到首位老人进驻，于涛竟然花了近4个月的时间进行社区动员。
最终，这家日间照料中心经过一年的运营，在花光了南都基金会的创业资金和成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几万元的资助后，因财务上难以持续只好停摆。但从中获得的个案经验和所服务老人发生的变化，使于涛坚定了对这个领域的信心。
一位老奶奶患有老年痴呆，儿女不在一起居住，只有老爷爷一人在家照顾，累得自己快要疯掉。养老院护理费用高昂，还缺乏专业的技术方法对痴呆老人进行照顾，并且一般养老院也不接收老年痴呆患者。后来，这位爷爷每天早上把奶奶送到日间照料中心，晚上再接回去。中心每月收费800元。因为午饭和洗澡等繁重事务不用自己操劳，爷爷如释重负，精神状态大为好转，还能腾出时间外出看望孙儿。
事实上，日间照料不只是针对失能老人护理，也对接受服务的家庭产生着影响。但要让社区居民接受新的护理理念,却颇费周折。于涛讲了一个老人和女儿的故事：这位老人瘫痪在家，不能自主移动，靠微薄的退休工资和女儿一起生活。女儿整天去打牌混时间，每天就把他放到楼道口，冬冷夏热，非常容易得褥疮。于涛就动员她把老人送到中心来护理，但很长时间内，女儿并不理解，觉得于涛是“吃饱了撑的”。
后来，中心主动把老人接过去进行志愿护理。渐渐地，对没有出钱就享受服务，女儿从觉得不好意思，到慢慢转变观念，开始与中心人员交流老人护理的技巧。但让于涛深感遗憾的是，这一切来得太迟，女儿刚发生转变的时候，老人就去世了。
“这件事最大的启发，是让我们知道，在社区内为哪类群体提供怎样的服务，并且下决心提升机构的专业性。”于涛说，此后益多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工作）护(理)养老服务模式：将社工和护理两种专业方法融入针对失能老人的服务中，照顾老人的同时解决老人和家庭面临的问题。用社工方法满足老人的精神娱乐需求，帮助修复其家庭关系，而专业护理技能培训，主要针对家庭成员、保姆等相关照顾人员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护理技巧，甚至帮助失能老人学着自己进行力所能及的自我护理。于涛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一定程度上是护理的难度太大所致，一些小技巧的传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这个问题。
2010年，由于涛担任理事的成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出资，联合会选择了5~6位低保、孤寡老人，以及被儿女遗弃的老人上门提供居家养老服务。之后还结合腾讯微爱项目筹资，为困难老人购买生活必需品。
很多老人还同时面临家庭经济困难。有位90多岁的老人每月吃药花光低保的钱，靠拾荒维持生活，家里到处堆满回收的垃圾，发出阵阵恶臭。益多的志愿者帮助他清理了满屋的垃圾；看到老人的女儿是40多岁的智障者，使用煤气罐很危险，志愿者又帮助改成了电磁炉，还更换了新的床柜，发放了一些生活用品。
不过，受限于资金，针对困难老人的基础服务后来一直难以扩大范围。益多曾尝试面向公众设计新颖的筹资方式，比如将针对每位老人的服务量化为累积的小时数，由捐赠者购买，效果也不理想。
让于涛感慨的是，益多在成立早期开展得最有成效的活动，不是依靠筹款，而是依托志愿者团队的“晚缘”项目和“欢乐时光”项目。前者是在成都市第一福利院动员志愿者结对陪伴老人，整套流程从美新路基金会创办人叶祖禹先生那里学得；后者组织志愿者到养老院搞活动，与老人聊天、表演节目，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
于涛介绍，“欢乐时光”特别注重通过流程设计和环节控制，实现志愿者陪伴老人、志愿者相互陪伴以及机构陪伴志愿者三个方面，在服务的同时关注志愿者和机构的成长，有利于维持核心的志愿者团队。“因为长期缺乏经费，又忙于其他项目，人员精力投入少，现在这两个志愿项目的活动流程已经不太清晰了。”于涛有些遗憾地表示。
介入保障房小区
两年前于涛因为偶然机会接触到成都的保障房小区，无意中发现小区中的很多矛盾和问题，他觉得这些缺乏社会关注的空白点，正好可以成为益多大有可为的介入机会。
保障性住房是国家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中国的保障性住房包括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赁住房、限价房。由于大多由政府划拨土地集中修建，在很多城市里已形成了一类特殊社区——保障房小区。
益多调研发现，保障房政策设计的初衷是集中安置城市弱势群体，但出乎预料的是，此类小区也成为多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凸显区。尤其是廉租房针对年收入3万以下的低收入家庭，汇集了大部分老人、低保户、五保户、残障家庭、刑满释放人员、艾滋病患者以及药物依赖者等人群，其中老人比例平均达到30%。成都的紫气东来小区有两个大院，分别入住了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家庭，由于社会阶层差异和隔阂，两边人群互不搭理，还经常吵架冲突，社区氛围差，也存在不安定因素。成都最早的保障房小区西蜀内园，盗窃事件频繁发生，周边居民纷纷卖房迁离。
在社会保障的覆盖上，成都市目前已经入住的7个保障房小区集中建在锦江和成华两区，但居住在保障房中的老人来自各个区，因各种原因无法进行户籍迁移，也就使得他们脱离了原先的社区支持，也无法享有现居住区的相关福利保障。后来政府发现问题愈发严重，转而以辖区居民方式管理，但在就医等相关服务方面仍然未能完全覆盖到位。
“老人各方面的生活条件都非常差。”于涛说，以益多入驻服务的皇经嘉园与西蜀瑞园两个社区为例，800户家庭中有200位老人，其中100位属于孤寡老人和特困户，独居的风险很大。由于缺乏救助体系，曾出现过老人去世后一两天才被发现的事件。
益多在给政府的报告中提出，由于构成复杂，且彼此陌生，居民公共意识淡薄，如果只重视个人利益而缺乏公共意识和公民意识的情况不能得到遏制，将形成极为负面的社区氛围，造成社区归属感差，对不同背景的居民之间融合构成障碍。事实上，由于长期以来，保障房政策的设计思路重建设、轻服务，重管理、轻治理，导致矛盾和问题累积下来，也使负责小区管理的政府公房中心头疼不已。
“没有公共服务和社会支持，他们的生活状况令人堪忧。” 益多的调查结论指出。
除了这些“软件”上的问题，益多还发现，在保障房的硬件建设上，因为建设标准缺乏对残障人士和老人无障碍环境的考虑，例如卫生间的门过于狭窄，房间之间用门槛阻断，造成轮椅无法通行，甚至给这些人群居家生活以及小区出行构成人为障碍。
2012年以来，成都市开始探索实施公共服务进小区、社区管理进小区和社会组织进小区的“三进”模式，推进保障房的社会化管理。包括益多公益服务中心、爱达迅社工服务中心和心家园社工服务中心等开始入驻，开展失能老人居家护理、慰劳助残、青少年个案辅导等各类服务。在成都市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益多建立了7个关爱站，并在两个保障房社区常住。
“我们进去后搞了很多针对所有居民的活动，目的是进行社区文化和社区营造，核心还是保障老人”。通过组织老年课堂、跳舞、太极拳和电脑课程等活动，为居民搭建一个相互认识和交流的平台。社会组织的入住缓解了问题，也缓解了公房中心和物业的管理压力，但益多为保障房项目筹款始终很难。
目前，保障房建设是由中央财政拨款定向投入，尽管主管保障房管理的房管局认可益多的作用，并提供了免费的办公场地，保障房小区物业，甚至有时候能帮助分担益多在小区内开展的一些活动经费，但受制于保障房人群服务缺乏明确的政府采购政策，也没有具体的绩效评估指标，直接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尚缺乏政策管道。
为了寻求政策支持，于涛找过民政局、卫生局、文明办、团委和妇联、残联，但还未能促成具体的政府行动。不过，政策破冰还是有所进展。益多介入保障房问题第二年，新华社做了报道并得到时任副总理的李克强批示。2013年，成都房管局委托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究中心的郭虹调研保障房后期管理问题，益多也承接了保障房老人服务调研的小课题。成都市文明办还联合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进行相关调查。
在给政府的政策建议中，益多提出，希望未来能够以社区治理为核心理念，推动多方参与的小区自组织发展来应对保障房社区的问题。另外可以预见的是，今后保障房内的高龄者家庭会比较集中，因此在修建时，应按“老龄公寓”的设计标准在底层和低层修建一部分无障碍住宅，包括无障碍通道，紧急出口等，供高龄家庭和有需要的家庭使用。
目前，益多在两个保障房小区驻点4人，除了成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每年的几万元经费，剩下的资金需要通过联合会申请到的其他项目来间接“补贴”：项目人员在执行这些项目的同时，需要兼顾保障房服务。因为筹款困难，机构内部对保障房项目也有迷茫情绪，但于涛一直坚持要做下去，他觉得这是助老机构将来大有可为的蓝海。
从城市到农村
2013年12月8日，公益人士邓飞在微博上披露，湖南桃江县桃花江镇某村连续有4位老人因不想给家人造成负担自杀。据记者后续调查发现，该镇崆峒村在近8年里，一个生产组就有5位老人自杀身亡。村支委副支书邓鹏科说，20年前，村里已有老人自杀，他已知的死亡人数迄今就有10人。这些自杀老人的共同特点是年龄在70岁以上；生活不能自理；经济条件差；子女生活比较困难；得了无法治愈的疾病。用自杀的方式寻求解脱，已成为当地老人心中比较好的生命终结方式。[1]
崆峒村的极端事件，折射出中国养老体系和养老服务资源分配上的城乡差异，农村养老问题更为严峻。芦山地震后，益多借灾后重建之机将一部分精力投向芦山，想在火炬村驻点探索农村养老问题。
作为“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的成员，益多派员进驻灾区，参与了紧急救援。到了过渡安置阶段，是否驻点长期扎下来，机构犹豫了很久。与城市相比，农村家庭结构和养老观念、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拥有的资源都多有不同。对这家在城市老人服务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的组织，农村养老是个新课题。
最终于涛给出了进入农村的两个理由：农村养老符合机构使命，值得机构介入；借助灾后重建题材，能够承接基金会投入灾区的资金。从以往的经验判断，单独做助老项目，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很难筹到资金。第二个理由是出于机构生存发展的现实策略考虑。
从2013年5月初决定建点，派人进入火炬村，到8月筹集到驻点服务资金，益多在这段资助的空档期使用少量的自有资金来维持，算得上一笔风险投资。那段时间，于涛都不敢轻易往灾区跑，
跑一次就是一笔费用。
后来南都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资金到位，友成基金会也将志愿者驿站设在益多的项目点上。10月下旬，于涛还向中国扶贫基金会申请到资金，计划在4个村重建老协，一年后如果时机成熟，再开展老年生计项目，还计划通过老协寻求政府支持，筹建乡村老年互助养老中心。
“我们的工作人员是用脚去丈量，去获得信息。”于涛说，益多已完成了火炬村所有老人的情况摸底和档案记录。理论上，项目如果进展顺利，还可以向伙伴机构驻点的其他4个村覆盖。他甚至打起了“借鸡生蛋”的小九九，设想游说其他来灾区做项目的NGO伙伴向当地老协开放，为老协提供参与机会。
在于涛的规划中，他把益多的老人服务工作分为两个部分：采用社工模式执行政府购买项目，采用社会企业模式为失能老人提供专业护理。前者尚在等待政策的突破，后者已在锦江区督院街道开始了尝试。2011年成都市出台了社会养老扶持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3月，益多通过政府的招投标承接了一个市场化运作的社区微型养老护理中心。于涛期望通过中心的运营，建立他称为“花甲年华”的专业养老护理模式（详见另文《黄昏下的约定》）。
助老议题的“尴尬”
在近年来发展迅速、初呈枝繁叶茂之势的众多成都各类NGO中，益多是其中少有的以助老为议题的一家组织。抛开其他影响因素，助老这个议题本身对益多筹款并无优势。由于现有的为数不多的资助型基金会几乎没有将老人服务支持作为资助方向，益多常常需要通过其他议题的“嫁接”才能得到资金支持。
2007年益多初创期间，于涛参加南都基金会举办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获得了9万元的创投奖励作为启动资金，在成都东光街道尝试以社会企业方式运营一个日间老人照料机构，沾的是“社会创新”的光。
2008年开始，机构年度预算基本维持在10万元左右。于涛掰着指头算来算去，除了从专注助老服务的成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得到过小额资助，其他资金都脱不出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范围。
2009年益多参加NPI成都办孵化，承接了一个3万元的小项目做什邡老人活动中心，资金来自NGO备灾中心；2008~2009年，借助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资助，与天津鹤童合作举办护理员培训，两个项目都是依托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背景。2013年芦山地震后，联合会得到南都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资助，也是在芦山驻点从事灾后救援和社区重建，在救灾这个议题下重点服务社区老人。
成立至今，益多已经历几度沉浮，“几次想关门”。2009年底机构遇到经济危机，数月发不出工资，是一位认同机构理念的人士个人出资10万元，机构才活了过来。目前，这位出资人还在参与联合会的志愿者晚缘项目（老人陪伴），同于涛合作运营锦江区督院街道微型社区养老中心（颐乐之家）。不过，无心插柳柳成荫。于涛说，“益多开展了很多服务，但最好的项目却是早期没有筹集到资金却一直坚持的志愿者老年服务项目。”
时至今日，尽管养老问题开始备受关注，但像益多这样的民间助老机构尚未明显地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仍在努力寻找发展的机会。
[1] 桃江10位老人接连自杀 只为不拖累子女不受折磨[EB/OL].http://hunan.sina.com.cn/news/m/2013-12-13/08138096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