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恩济里小区的某间民宅里，整洁明亮，纤尘不染。
屋角的桌子上摆放着手工编制的篮子等工艺品，很是精致。
依墙壁而立的书橱，占去这所房子的大部分空间。书橱上面整齐摆放着文件夹，里面是视障孩子的教育档案，从评估资料到详细的个性化教学计划，从孩子的基本情况一览表到医生出具的眼科证明，无不透着规范。
墙壁上张贴着不同项目分布的省市地图，仅有的空白之处，也被挂满了照片。孩子们是这些照片的主角。只是与一般孩子不同的，就是他们的眼睛看不到这个世界的颜色。他们先天或者后天失去光明，可在这些照片中，却笑得那样坚强，那样灿烂。
里屋，一位白发老人正在依靠助视器在了解项目县的工作情况。在隔壁房间，他的爱人正在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通电话，中间还夹着方言，几名工作人员也忙碌着。
这对老年伉俪，就是推行全纳教育，服务视障孩子的金钥匙工程的创办人徐白仑和他的夫人纪玉琴。
心中也有色彩
在屋内的一角，摆放着一本本封面是鲜艳颜色的“大部头”书籍。
纪玉琴拿出其中的一本，边翻开边向笔者介绍。这本书里，布满了点状的文字。盲童们以手触摸，来感知这个社会。这些厚厚的盲书，就是她的爱人徐白仑1985年一手创办的《中国盲童文学》，徐一直担任主编一职。
徐白仑原是一名建筑师，后因医疗事故失明。好在还有一些视力，可以借助助视器来读书看报。在他失明的第14个年头，55岁那年，创办了这本双月刊杂志。这份以盲童为对象、用盲文编成的杂志，至今已坚持了23年。
没有在意的是，这些盲童文学，为什么封面一定要有颜色呢？倒是纪玉琴提醒并解释其中的原因：“这是一种平等的体现”。
“孩子眼睛看不见，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是有色彩的。他能通过一点点，看到颜色，就会很高兴。我们尊重孩子平等参与的权利。” 就盲童文学的封面细节，纪玉琴解释道。
在编辑出版《中国盲童文学》的同时，徐白仑还在1988年成立“金钥匙盲童教育研究中心”。次年，更名为“金钥匙视障教育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金钥匙）。
全纳教育的梦想
“我们不仅仅是关注某一领域，而是真正关注中国的视障教育的发展。”
“帮助视障儿童，并推动和促进中国视障教育的发展。”
“全纳教育的理念是人人平等，人人都是社会的主体。与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的理念是一样的。”
两次访谈中，徐白仑和纪玉琴都向笔者展现了金钥匙的全纳教育梦想。
“一体化教育，是建立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基础上）。”首先是男女平等，然后是种族平等，接着就是健残平等。健全人的社会认为应该以平等的态度接纳残疾人回归主流，就这样产生一体化教育，也就是“吸收残疾人孩子进入正常孩子的学校。在中国就叫做随班就读”。徐白仑对一体化教育的产生背景进行分析。
最初，“全纳教育”思想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4年在西班牙萨拉曼卡的“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会”上提出并号召世界各国开展。当时，全纳思想是这样表述的：每个儿童都有其独特的特性、兴趣、能力和学习需求，学校应全面接纳所有有各种需求的学生，学校教育要考虑到学生特性和需求的广泛差异，学校要消除歧视，不排斥任何人。
对中国目前实施的随班就读，徐白仑也有自己的看法。“虽然随班就读采取这样的标准：‘同教材，同进度，异要求’，来满足每一个孩子的特殊需要。但一体化教育仍存在主次之分，是让残疾儿童去适应健全儿童的教育体系。”
而“人人都是社会的主体。这是全纳教育最核心的概念”。因此，“学校要采取教育改革，来满足孩子的教育。”徐白仑建议。金钥匙的目标，就通过教育改革来普及全纳教育，让更多的视障儿童接受教育。“我们需要教育满足视障儿童，而不是让他们适应教育。”纪玉琴补充道。
在金钥匙草拟的某些文件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细节变化，那就是把“随班就读”改称为“同班就读”，徐白仑对此解释，全纳教育是没有主次之分的，金钥匙希望以此来减少特殊教育的主次之分。
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
徐白仑一再声称，“金钥匙工程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金钥匙作为一个工程是有期限的，但视障教育是无限的。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将地基打好，房子能盖多高，那是政府的责任。”
1987年，金钥匙开始一体化教育的试验，起步之初，挑战重重。地方政府坚决反对，说盲孩子跟健全孩子在一个班级上学，会影响到健全孩子的教学质量。另一个理由是，这些盲孩子能否跟上教学进度、老师能否教好。
最终，金钥匙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了阻力。后来时任河北教育局领导亲自去听课。听完后，一拍大腿，说就这么干，让徐白仑很受鼓舞。
教改试验一直持续到1990年。在国家教委（现国家教育部）、残联共同召开的全国经验交流会上，这项试验经过鉴定得到肯定，被定名为“随班就读”。之后，政府面向全国推广。至此，随班就读成为国家行为，变成国家发展特殊教育的一种模式。
然而这种“以特殊教育为骨干，以残疾孩子随班就读为主体”的发展模式，政府“却做的不尽如意”。纪玉琴分析，金钥匙一直是在小范围摸索这种模式，政府在推广时，并没有总结它好在哪里。
“20多年来，金钥匙一直都是低调运作。”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金钥匙曾经举办了三届不同主题的“全国盲童夏令营”和一次“全国盲童中学生智力竞赛”，之后就没有再做，原因就是“唤醒了公众对盲童的关注，政府去做，我们就不再做了”。
“我们的很多理念都跑到政府的前头。这点跟政府不好相处。你做的比政府超前，政府不舒服。”徐白仑吐露了苦处。比如，第一届全国盲童夏令营活动举办时，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还没有成立。所以在跟地方政府合作时，金钥匙“以主人公的地位当好配角”。
然而另一方面，金钥匙又显得很“高调”。
在不同地区开展项目，金钥匙都与省教育厅签订协议，以政府红头文件形式下发。“然后以教育厅承上启下，一竿子插到底”。纪玉琴说，这些红头文件协议是与政府合作的前提。
在教育厅的领导下，金钥匙发展形成一个工程网络，依次在内蒙古东部地区、中部、西部建立了3个资源中心并辐射到周边城市。
在这3个资源中心之外的城市，同时又建立9个指导中心，由地区到旗（县），再到教学点逐级辐射，共帮助5000余名视障儿童。
没有时间筹款
“这个房子我们有使用权，只要我们一直干下去。”目前，这间办公室是由国际克里斯朵夫盲人协会（CBM）提供。该协会是由一名盲人创立的，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的眼疾患者、盲人和其他残疾人士服务或提供资金支持的机构。
1991年，徐白仑带着拍摄的一个录像去德国，幸运地找到CBM并得到它的资助，搬入现在的办公室，而在之前，金钥匙一直在徐白仑的家里。除了支持办公场地外，CBM还同其他几家国外基金会，为金钥匙提供资金支持。
随着资助地区的扩大，资助的视障孩子数目越来越多，“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的问题”。纪玉琴说，筹资并不难，只是没有时间。此外，金钥匙坚持低调运作，虽维持了机构的生存，但同时也限制了金钥匙的知名度提高，所以在国内募款比较困难。徐白仑承认，这点做得不如同样从事视障教育的红丹丹。
纪玉琴说，如果现在有足够的资金，上面的几个试点都可以扩大。而且在视障儿童的早期干预和职业教育等环节也可以做到，从而以满足更多的特殊需求。
早期教育、职业教育原本不是金钥匙的工作重点，但现在早期教育变得迫在眉睫。缺乏早期干预，这些视障孩子会出现社会适应困难、生活能力差等问题，都会影响到视障教育的接受程度。而如果入学前，从二三岁开始在家里接受父母的早期教育，将来进入学校会更加适应。
不能继续接受教育的孩子，就要走向社会，却要面临就业问题。“在中国视障孩子的就业渠道太窄了，除了按摩就是按摩。”纪玉琴说。
其实这些孩子除了眼睛看不见，还可以种植、养殖、做手工艺。在金钥匙办公室陈列的篮子等手工艺品都是出自他们之手。但纪玉琴说，“我们现在只能帮助一些星星点点的、家庭特别困难的大龄盲童孩子，提供职业技能的培训和职业教育。”2008年7月，她还将到呼伦贝尔盟去给那里的视障孩子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同时也辅以心理康复训练。 (王 辉)
机构信息:
联系人：徐白仑 纪玉琴
010-88126524
gkrevi@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