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高校可以为一个组织提供发芽的土壤，却往往难以为组织供给持续和充足的养分。大学生的理想主义、激情容易催生出各种各样的组织，但大学生极强的流动性及对社会理性认识的不足也常常成为高校组织发展的软肋。因此由高校走向社会成了大多高校组织发展的必经之路。”（钟金秀湖南绿联， 荒野中行驶http://www.ngocn.org/gx/contentpagegreen.htm）
这是NGOCN网上有关高校环境社团联合体转型的专题文章中的一段话。对很多从高校走出的青年而言，伴随他们成长的，除了系统的高等教育，还有激情洋溢、指点江山参与社会的社团实践经历。高校社团作为是大学生的人生驿站，由于“一岁一枯荣”，极强的流动性造成热闹之后没有积累，社团经验和精神难以传承，这几乎成为所有高校社团/联盟普遍面临的问题。多数社团的应对之道，除了换届后重新开始波浪化发展，似乎别无良策。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GGF）中国协调人温波20世纪90年代初在高校就读之际，亲历了萌芽中的高校环保运动。毕业后，仍然亲力亲为对环保社团的参与者悉心鼓励，见证了这些社团的波澜起伏。温波介绍，高校环保社团最初发端于北大、清华等重点院校的环境专业，以其专业课外小组的形式活动。其后由于社会发展和年轻人环境意识的提高，逐步在各个高校普及。目前基本上每个高校至少有一个环保社团，尽管有着不同的分工和偏重，其运作管理绝大部分依照常规的学生社团模式。
作为孤立的组织，高校社团在校内只是一个个孤岛，但它们天然地具有进行横向联系、在校外发现志同道合者的愿望和需求，结为联盟当属自然，最早的先行者当属1996年成立的绿色大学生论坛，其后是南京绿石。高校环保社团联盟集中涌现的势头，出现在2000年以后。目前，以省为单位形成的高校环保社团联盟有近20个。此类联盟由环保社团自发发起，能够进行民主选举和权责分配，开展跨高校的组织交流合作，而较少受到干预，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
此类高校环保社团联盟，在2004年10月南京绿石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被赋予另外一个名称，即“地区性青年环境组织”。这个概念的提出者、原绿石的主要发起人黄真平，先后以绿石为标本撰文，对地区性青年环境组织的架构、功能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和阐发。他提出，地区性青年环境组织应重视对本区域内的社团及个人的支持，可以通过基金小额资助、能力培训、民主推荐外派等多种方式加强内部团结和文化传承。(黄真平地区性青年环境组织发展的演进与未来[EB/OL]http://wwwngocnorg/gx/ContentPagehtm)
其后，包括安徽绿满江淮、甘肃绿驼铃、黑龙江绿色龙江、四川GreenSOS等在内的十个左右高校社团联盟性质的地区性青年环境组织浮出水面，一度有声有色。但据黄真平回顾，在2006年秋季以来，这个概念又逐渐淡出关注者的视野，进入全面衰退，后几届以此为名的研讨会要么有气无力，要么悄无声息。“地区性组织作为旗帜，不能解决高校社团面临的发展困惑”。经历过高潮的地区性青年环境组织，现在又进入了“理性回归”阶段。
实际上在所谓“理性回归”背后，是这些地区性组织对社会化转型的期待。社团负责人毕业后，有些人难以割舍环保情结，有意继续发挥作用，但由于自身的成熟和对环保问题的深入认识，对这些青年组织的成长和社会使命产生了更高的期望，又有意愿和一定的能力回应当地的环境问题，于是就给这些组织带来了变化。2006年6月，绿石聘任了第一位专职项目官员，在加强学生组织服务和传承的同时，亦开始尝试推进社会化、专业化环保项目运作，开启了自己的转型之旅。在转型中走得靠前的，还有甘肃的绿驼铃和安徽的绿满江淮，它们已在组织注册、治理结构、使命目标和专职化运作等各方面转型为社会社团，并和与其源远流长的学生社团重构了关系。
绿驼铃：困扰下的选择
“其实，绿驼铃也不是刻意要去转型，而是发展到一定阶段遇到困扰，做了这样的选择。”在赵中眼里，绿驼铃并非一开始就深谋远虑，其实也走过弯路，有着曲折的摸索转型过程。
作为安徽高校绿色社团的活跃分子，赵中2004年毕业后赴兰州就职于中科院兰州近代物理所，也把安徽的高校社团“模式”复制到了甘肃，使绿驼铃成为为高校环保社团/志愿者搭建交流和支持平台的松散“网络”。当时，琐碎的事务性活动很多，赵中将大量时间花在贴海报、打电话召集活动、征集签名等“起点低”、甚至可能有些“比较初级幼稚”的活动。
2005年6月，全球绿色资助基金（GGF）在兰州建立环境资源中心并提供给绿驼铃无偿使用其办公用房，让绿驼铃有了稳定的办公场所，逐步由网络向“实体”转变，参与的人群尽管仍以学生为主，但社会人员也越来越多。在2006年上半年进行需求评估之后，绿驼铃对社团的能力建设培训更具针对性和系统性，并出了第一份年报。“照这个势头，绿驼铃大概会发展成对大学生提供能力建设的组织。”赵中说。
2006年6月，绿驼铃从太平洋环境组织获得一笔项目资助，启动了为期2年的“甘肃水环境”项目，聘用了专职人员，并主要用于支持机构发展。有了稳定的办公场所和项目，组织影响力逐渐扩大，机构发展和成长都卓有成效，进入上升通道，这被赵中称为机构发展的里程碑。2006年“5·29”兰州石化爆炸事件后，绿驼铃将其定位突发性环境事件并确定从信息传递、社会调查、公众参与监督等三个层面介入。同年，绿驼铃针对兰州市政府取消电车决策发起的呼吁“保留兰州电车”倡导行动，结合了专家研究和公众动员的方式，在当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
但随后发生的甘肃绿色营一位大学生营员意外溺水死亡事件，对绿驼铃构成重创，快步发展的步子戛然而止。2006年7月，大学生绿色营在甘南考察湿地，北京交通大学的学生高富浪为救被困孤岛的一位大学生，不幸身亡。出事后直接的当事者——带队队长和营员们“如鸟兽散，未能同舟共济”，作为活动的组织参与方，绿驼铃和当时不在现场、也未参加此绿色营的赵中个人，不得不承担了全部善后责任。此外，学生社团在出事后还出现了现场丢失3000元营费无法追回的事情。
孤立无援之际，他只能求助安徽老家的母亲赶到兰州帮助料理事情。绿驼铃一度关闭了网站，暂停了一切活动，赵中成了“光杆司令”。这次事件令赵中心寒，成为他心中长时间挥之不去的阴影，迫使他重新思考组织与学生社团的关系和责任。经过2～3月的组织内部反省，大家达成共识，将机构定位从推动社团、培养学生转向解决甘肃本地具体的环境问题，更多地吸纳社会志愿者，并开始和学生社团疏远关系，绿驼铃慢慢走出阴影。同时，这次事件也使赵中开始反思资金驱动下步伐太快的问题，绿驼铃开始放缓了步子，更注重机构的能力建设。
2007年10月绿驼铃顺利完成了民政注册，完成了从松散的志愿者组织向社会非营利机构法人的转型，并将重点转向提升项目专业化能力，组织建设规范和机构品牌打造等方面。赵中个人也辞去原先的工作，全职在绿驼铃。其后，绿驼铃开始广泛进入社会层面，与其他组织、政府和社区等利益相关方打起了交道，开展了针对本地环境问题的公众倡导项目。出于对甘肃农村贫困问题的关注，绿驼铃又在2008年开拓了生态农业和灾后重建两个基于当地农村社区的发展项目。
回顾往昔，赵中曾有过放弃的念头，他将自己的坚持看作一种“偶然”结果。他说，如果在绿驼铃获得GGF支持之前发生2006年的志愿者死亡事件，绿驼铃现在就不存在了。而2005年底前，绿驼铃只是围绕学生做些松散的活动。在2006年GGF和太平洋环境组织提供办公场所和项目资金，成为全职人员之后，绿驼铃“变成了社会资源而非几个发起人的松散网络，更多的责任使其不能轻易解散。”外部支持帮助绿驼铃走了过来。
绿满江淮：波浪中的社会化
2003年9月，安徽省17所高校环保社团共同推动成立了安徽省高校绿色联盟（简称“安联”，别称“绿满江淮”），为全省高校环保社团搭建了一个交流合作、培养绿色人才的平台。具体形式包括小额资助和环境书籍及影视资料共享，还建立了发布合作信息的网站（wwwgreen-anhuiorg），加大了外界对安徽生态环境及高校环保社团了解。
2004年2月，安联在GGF支持下在合肥有了简陋的办公场地，由高校环境交流平台正式转型为一家地区性青年组织—— 安徽绿满江淮志愿者行动网络。随着影响力增加，绿满江淮先后获得“2004年福特汽车环保奖”、“2005年阿拉善SEE生态奖”，媒体和社会的关注也接踵而来，第一次转型后的绿满江淮一度风风火火。
2005年，绿满江淮走到了巅峰。由于当初的创办者即将毕业，传承问题开始困扰机构，换届选举也不能解决流动性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此外，一些安徽的社会志愿者也开始纷纷加入。客观上，来自社会的关注加强了组织对当地环境问题进行回应的责任意识，于是开始有意识再度进行社会化转型。适逢当年10月，GGF为了支持和培育安徽的民间环境组织，在合肥建立环境资源中心，并且无偿提供给绿满江淮使用。有了稳定的办公场所，绿满江淮开始致力于组织的长期规划。
绿满江淮的创始人、现任总干事周翔回忆，围绕组织的发展方向，当时由于发起人多，想法多，实际上并不容易达成一致。其间，来自合肥的社会志愿者冯渊博在2005年3月因在海南见到海龟贩卖，曾与温波联系，并经其介绍给绿满江淮。后来他设想主持组织自我造血，介入环保替代产业，7个月后，这段社会企业的尝试宣告失败。
真正的转机在2006年7月到来。绿满江淮得到太平洋环境组织资助开展淮河水项目，招聘了3名专职人员。绿满江淮通过这个项目扎进了社区，经过3年努力，推动当地政府关停了安徽仇岗村的3家污染化工企业，并孵化出相对独立的淮河皖北青年环境行动网络。2007年，绿满江淮还通过议案形式推动安徽省政府发出安徽淮河段禁渔令。这是组织第二次转型中出现的亮点。
“是水项目支持了组织转型，”周翔说，2007年6月，机构获得支持进行战略评估，在明确差距的同时，明晰了组织使命和宗旨，确定了组织的3年规划。当时是摸着石头过河，由一个松散网络转型为社会组织，又一下子增加3名专职人员，这么大的跨度对机构形成了挑战。由于各种问题交织，团队的凝聚力开始下降，有些核心志愿者离开了绿满江淮。而当时周翔只是兼职总干事，无法全力有效实施管理。直到2008年7月，周翔回到绿满江淮担任专职总干事，才解决了组织的核心管理问题。
“（地区性青年组织）转型最重要的原因是创办人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丰富，他们的经验、潜力带来了内在的变化，由此带来组织的变化，而非社会环境要求他们这样变化。他们坚持下来了，而其他的人则很难坚持，毕业后或找了其他工作，或迁徙离开。” 温波说，如果没有赵中和周翔等人的坚持，很可能就没有现在的绿驼铃和绿满江淮。在强调组织化和团队力量的今天，个人对机构成长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觑。
从受助到伙伴
在曲折的转型过程中，赵中、周翔有着坚守的自觉意识，最终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有了一定成果。绿石、绿满江淮、绿色龙江、绿驼铃等青年组织的转型背后，都有GGF和太平洋环境组织这对“搭档”的影子。其运作模式，是GGF支持建立资源中心，解决长远办公场地的后顾之忧，继而以太平洋环境组织的资助通过支持专职人员进行项目发展，帮助提高机构工作能力。由于GGF和太平洋环境组织相辅相成，两者在对同一个组织进行合作支持的协调方面很顺畅。在温波看来，这些青年组织尽管缺乏社会资源，但却开放、民主、富有进取心和学习能力，因此这两家国际组织很愿意支持并已见成长的结果。
这些青年组织转型的核心，一方面是进行组织使命目标的调整，另一方面是提高组织化和专业化程度，很显然，其背后有着支持方的“导向”影响：它们希望地方性团体在服务学生需求的同时，也能进行项目运作，对具体的环境问题做出回应。此外，GGF在中国的一个重要策略是支持公民社会的发展，青年组织成为其实施在中国策略的载体和伙伴。而这些组织成长之后，也开始有意识地带动当地的其他组织发展。
但近年来，随着这些组织和个人的成长，GGF等支持方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更为平等了，”赵中说，“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弱，更多是我们从资助方那里获取支持，现在则可以利用自己的社区经验，和对方双向交流、互相支持。”例如，为发展黑龙江的环境组织，在温波推荐下，赵中成为绿色龙江的理事，将他的经验带给这个转型中的组织。
目前，绿满江淮包括其旗下支持的组织在内有专职人员4人，今年还要招3人。周翔说，GGF早期资金占到机构年度预算的80%~90%，但现在由于年度预算增加到60～70万，资金实现了多元化，GGF在其中的资助比例已降到20%～30%。
为回应甘肃本地贫困问题，绿驼铃在2008年开拓了生态农业和灾后重建两个基于农村社区的发展项目，由一个纯粹的环保组织转为农村社区发展和环境综合治理组织，在资金来源方面，大大跨越了原先的环保领域，GGF和太平洋环境组织的资助额度在年度预算中的比例也客观上大幅降低。
在这种变化之下，它们有了更多的“主见”去选择自己的路径，开始考虑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问题，对资源也开始“挑剔”起来。
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们以前的项目很散，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过去还跟关注三农问题的温铁军老师干过下乡支农，大家的想法兴趣各异。” 当时，绿满江淮不是以解决实际的环境问题为使命来发展工作内容，导致能抓住什么就做什么。
有鉴于此，绿满江淮后来对战略规划产生了强烈的需求。虽然规划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机构的发展问题，但却有助于认识自己所处的位置和状态，改变低头拉车不看路的思维惯性。周翔觉得，在2007年7月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帮机构做完战略规划后，很多问题变得清晰了。
在今年开过理事会之后，绿满江淮形成了现在的思路，就是围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使命开展项目。2008年初各种可能上手的项目有17个，该结题的结题，该砍掉的砍掉。同时，如果有合适的项目，也介绍给其他组织去做。作为GGF支持的第一家安徽环保团体，绿满江淮孵化，或者说正在孵化另外3个环保组织，从自己做事变成带着别人做事。
后发者的特质
实际上，在这些青年组织“静悄悄”转型成长之际，很多社会上的环保团体早已名声在外，有了很大的影响力。相比之下，学生背景的青年组织，它们的路需要走得更加勤奋。
“以前看地球村、自然之友都是仰视。由于起步低，有些人还不了解现在的绿驼铃，觉得我们还是学生社团，对我们有一种不信任、多少有点瞧不起的感觉。”赵中说。
相比青年组织，由社会精英或者抗争性个人发起的社团，起步早，发起人就是组织的一张名片，可以围绕个人影响力筹集资源。
“但是，起点高的组织社会资源集中，开始发展不错，但长远而言，会不会因为人的变动而消沉下去？”赵中提出了成熟的社会社团现在面临的另一种转型问题。
而赵中和周翔这样的青年组织的发起人，学生背景能够给予他们的社会资源有限。也许正是因为意识到这样的差异，换个角度，弱势之处也能成为发展的动力。“它们更为务实，有相对较现实的愿景和目标。知道自己没有其他组织的社会背景，需要不停地打拼，积累本地的社会资源。”GGF中国协调人温波表示。
济溪执行委员张伯驹也对此表示认同。“一些个人背景强的成熟组织可能更习惯以自己过去的业绩和拥有的背景来展示自己。但青年社团则需要通过明确地表达我们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做来赢得支持，有着珍贵的朴实感。”张伯驹觉得，由于和青年学生天然的联系，此类组织在青年人中拥有很强的动员能力，给整个NGO社群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看得出，经过曲折的成长经历，现在的赵中和周翔比以往有了更多的自信。绿驼铃近年先后获得世行项目以及联想创投的资助，呈现出明显的发展态势。赵中觉得，绿驼铃这样不靠名人的地方组织具有更大的推广性。
“这批人有新的想法，更多地具备自下而上的视野。而精英环保组织，其背后的动力是知识分子开拓社会第三条道路的情怀，对社会有着俯视的眼光。”张伯驹分析，由于青年组织的参与者多经历了学生时代的环保运动，带着实务操作经验，在观念上更具有开放性、创新意识和学习精神。例如济溪，很看重互联网对组织交流和影响的作用，重视组织的议事规则。绿满江淮“孵化”芜湖生态中心，并与国际组织GAIA开展项目合作，借鉴成熟的国际经验和联系，结合本土国情，关注垃圾处理和焚化问题，另外在森林保护方面与环境纸张网络（Environmental Paper Network）合作，以这种方式借力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这些操作方式都是创新的一种体现。
在组织成立之初的制度设计方面，青年环境组织有着不低的起点。济溪理事会一直在讨论换届机制，讨论权力的来源和范围，如何在治理层和执行层之间分割权力的问题。绿满江淮继去年12月工商注册，今年8月刚刚建立了不同社会背景的9人理事会，并在其要求之下开始进行年度财务审计。绿驼铃因为在2007年10月通过甘肃省科协进行民政注册，也有自己的理事会并发挥作用。
温波说，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开放、民主和吸纳新成员的机制，使得组织建设和项目开展有很强的发展余地。这些青年组织，包括高校环保联盟在内，由于是一批人联合自发建立，权责分配具有相对更强的民主机制，成立初期就植入民主和平等参与的基因，规划出否决和退出机制。另外，客观上，对一些青年社团的发起人或参与者而言，社团不一定是自己惟一的事业，未来可能有更多的选择和挑战的诱惑，也使得退出更容易。当然，这个因素也加大了青年社团的流动性。像赵中和周翔这样能够持续坚持下来的，毕竟是为数尚少。
回应本土问题
具备了上述特质或者说潜质，青年环境组织还需要通过回应本土问题将之发挥出来。周翔认为，作为安徽本土的组织，天然地负有很大的地区责任：绿满江淮将水污染问题、环境健康（污染引起的居民疾病问题），节能减排和物种保护，列为安徽环境保护面临的四大问题（安徽万元GDP能耗全国位居前列，近年来不降反升）。
作为一个草根组织，对这些棘手的问题无法面面俱到。不过，绿满江淮先是划定了作为地方环境组织要优先解决的议题，然后试图通过支持、孵化相关组织的方式，来分工协作。例如，绿满江淮专注于水项目，再支持发展芜湖生态中心关注环境健康和物种保护，另外，扶持安徽绿色大学生论坛、淮河皖北青年环境行动网络等组织，去关注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等其他本土的环境议题以及其他青年团体的成长。
周翔说，尽管绿满江淮目前能力还有限，但还是要立足安徽本地，为当地草根环保组织的发展提供支持。今年拿到的联想创投项目，就是在安徽的二、三线城市孵化更为草根的组织。此外，在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ICS）的技术支持下，绿满江淮与安徽另外5家其他领域的组织联合启动了安徽公益组织发展项目，从事公益沙龙、民间组织启动，项目设计管理培训等活动。目前，联合秘书处设在绿满江淮，如果发展得好，将来则可能独立出去成为安徽NGO的支持性机构。（wwwahngoorg）
而在遥远的西部，绿驼铃也在思考自己的定位。赵中认为，甘肃作为贫困地区，农村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远甚于城市环境问题，需要在工作中结合扶贫和社区的组织化。2007年底，绿驼铃申请到了世行项目并在2008年开始执行，这是一个结合扶贫、农民组织化（合作社）和市场的综合性发展项目。同年，绿驼铃还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甘肃地震灾区开展草砖房建设。绿驼铃将自己定位为以社区为本的环境治理和综合发展组织。
从城市环保倡导到农村社区发展，赵中似乎并没有感到转换的难度有多么大。现在，他大部分时间扎在村里。在社区建生态厕所，需要村里出义工，他晚上就去拜访村民，聊聊天，喝喝酒，和乐施会在当地的生计团队取经，他觉得沟通的难度不是很大，更多是看能否扎下去。他和村民同吃同住，一起拿着锄头挖地基，从中挖出信任的基础。
从疏远到弥合：与学生社团重构关系
绿驼铃和绿满江淮回应环境和社会问题，由高校社团的服务网络平台转型为社会社团，必然意味着和前者的关系发生变化。
通常的情况下，地区性青年组织肩负着服务社团、培训青年人的责任，很自然地成为资源枢纽型组织，或是从外部申请资金转给学生社团做事，或者进行大学生社团能力建设和服务。但是，如果这个青年组织要肩负社会使命，去回应社会问题，在资源分配和做事的方式上就必然做出调整，影响到和学生社团的关系。
赵中回忆，早些年甘肃没有什么民间组织，获得GGF的资金之后，绿驼铃内部有过争议，是把资金转给网络内的6~7家学生社团，还是绿驼铃自己去执行。后来经和资助方沟通，赵中最后拍板决定绿驼铃自己做。“当地社团有的骂我变质了，有的说我们把资源垄断了。”赵中一度受到这样的责问。
转型之后的绿驼铃专注于应对当地环境和发展问题，减少了对学生环保社团和志愿者的支持，双方渐行渐远。直到2008年下半年，绿驼铃新成员加入后，才逐步恢复了与学生社团的关系，在自己的项目执行中兼顾学生社团的需求，比如委托后者执行一些社区调查、组织社区文化活动。
同样，绿满江淮的使命宗旨也发生了大调整，由“服务高校环境社团，培养青年环保人才”变成了“通过保护环境行动、公众环保教育倡导和公民社会的推动，促进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由于逐步脱离了学生社团活动，也一度引发了后者的抵触情绪。
为此，绿满江淮开始成立了高校部，后来又在2008年5月在高校部基础上帮助成立了安徽绿色大学生论坛（简称安联），实际上是将经营多年的安联品牌剥离给高校学生社团经营，并推动其独立运作。现在，“安联延续了绿满江淮的活动模式和项目品牌，源源不断为我们输送高校志愿者，双方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绿满江淮较好地重构了与学生社团的关系。
结语
实际上，绿驼铃和绿满江淮，只是正在尝试社会化转型的地区性青年环保组织的两个案例。多数此类组织，在累积了一定的能力和经验之后，都在转型的期待中徘徊。既要面对高校，维系和学生社团的关系，继续服务学生社团、为大学生提供实践平台，同时也在尝试面向社会，开拓针对本地环境问题的项目和活动。作为另外一种转型模式，一些相对成熟的组织如青年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和绿色大学生论坛，成为被社会认同的青年组织，由毕业后的社团负责人带着年轻的社团，继续做事，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活动。
这些地区性青年组织在它们的社会化转型尝试中，有的“闯关成功”，有的“似乎迷失了方向”，而四川GreenSOS、山西晋青等似乎还在“坚守阵地，等待救援”。但并非所有的此类组织都一定要步绿驼铃和绿满江淮的后尘，它们需要在各自所处的不同条件下，探索自己的未来路径。
采访手记
采访赵中是在8月的NGO“京交会”上。刚刚在火车上睡了20多个小时的赵中风尘仆仆地从甘肃文县的项目点赶来北京，怀里还揣着项目建议书。他现在主要负责绿驼铃在文县和会宁的两个社区发展项目，频繁地在组织驻地兰州和项目社区之间来回跑。开始的时候，赵中觉得在外面飘来飘去“很好玩”，现在也有点疲惫了。由于常年在社区“蹲守”，这个28岁的安徽合肥小伙子已经变成了粗犷的西北人，乍看给人一种沧桑感。外表粗犷的赵中内心细致，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吸纳批评，还有勤奋，是他留给GGF中国协调人温波的印象。
在地震灾后的文县帮社区建草砖房，由于当地政府没有落实配套资金，赵中在社区的一项要务，就是耐着性子和乡长和县里的干部磨嘴皮子。另外，在项目之外，由于一位剧作家和一些记者捐赠了款项，他也捎带手在项目之外张罗着帮社区建一所学校，赵中还忙着进行社区动员，绿驼铃是执行方。
尽管机构开始走向正轨，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清醒的赵中觉得，绿驼铃过去动员公众参与形成了社会影响，但对现实的改变有限。“保护黄河，但黄河越加污染了。倡导保留兰州电车，也没有阻止具有环保和历史文化意义的电车从兰州退出。”为此，他安慰自己，绿驼铃作为“一面旗帜”，已经通过自己的存在身体力行推动了当地NGO的发展。在推动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方面，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在机构的决策方面，现在主要是通过办公室三位同事的讨论。在现有的农村发展和城市环保的公众倡导之间，不同的议题有不同的策略方式，同事间也不一定都能达成共识。在意见不一的情况下，采取的对策是各自去尝试。赵中坦言，面对走过的路，现在也有点迷茫，埋头做事的时候容易缺乏方向感，机构现在最需要的，还是要找到核心的方向。机构的决策现在更多还是体现在个人的想法上面，当然，已经可以征询理事和顾问的意见。
赵中对绿驼铃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有着更远的理解，不限于环保宣教、环境治理等环保工作，还在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动当地公民社会的发展。他希望甘肃将来有更多的组织出现，形成多样化的格局。目前，筹款对绿驼铃已不是特别困难，而“力不从心的是发展后带来的执行和管理方面的问题。”
周翔也是一个喜欢天天在外面的项目点跑来跑去，回到办公室却如坐针毡的人。他觉得自己能够获得的成就感，不在行政管理方面，因此对总干事一职赋予他的行政责任有些排斥。由于团队成员很年轻，周翔这个“年轻的环保老人”需要不时对其他人传帮带，“精力超级分散，有点感觉吃不消了。”随着绿满江淮的发展，当行政上的管理和协调压力渐渐加大，他开始考虑是否有人能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分担“流于表面”的行政事务，自己专门去做项目，这样在专业上也能够有积累。谈及机构面临的挑战，和赵中一样，周翔也指出了领导力的问题，另外年轻员工也需要培养和发展。
相比赵中转向结合环保与发展的兴趣“转移”，周翔开玩笑说自己“比较纯的一点，”仍然坚守在比较“纯粹的”环保领域。温波评价说，周翔善于沟通，并愿意沟通，有很强的观察力。
对赵中和周翔而言，有着共同的学生环境运动经历的温波就是“前辈”了。这个前辈和他们的关系，有着多层的含义，既是资助方和受助方的关系，但也是具有同样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环保战友、师长和伙伴之间的关系。这种复杂性会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
2006年7月发生在甘肃绿色营的大学生意外死亡事件（见正文内容），是赵中生命中最为灰暗的日子。在心理压力快要无法承受之际，他收到了温波的来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然要经历磨难。绿驼铃经历过这场磨难，在未来将能经得起其他的任何挫折。”这给了他莫大的激励。
在赵中眼里，温波对初出茅庐的学生社团，提供的是“全方位保姆式的支持”。从帮助修改项目建议书，到小小的宣传折页的设计风格，到推荐媒体采访报道，温波从来都“不以善小而不为”，给予这些组织细节化的关注。在为会议代表安排出行时，他会不厌其烦地询问每个人，预订机票座位是要靠窗口还是靠过道，表现出为人处世中细腻体贴的一面。
然而除了温情的一面，有些追求尽善的温波，在早些时候给予赵中等人的还有一种“近乎苛刻的批判性支持”。
2005年绿驼铃获得GGF的两笔资助，但绿驼铃对资金的使用方式却遭到温波不留情面的批评。赵中回忆，有一次绿驼铃花了4000多元买了一台DV机用作大学生活动宣传，温波批驳这个成立不久的机构不懂得简约，建议他们以后搞活动可以临时借用。后来在其要求下，绿驼铃将这台DV捐给打击野生动物贩卖需要取证的温州绿眼睛。时隔多年，赵中反思到，当时确实是没有把钱花到最有效的地方，有的场面上的活动其实也不是特别有意义。尽管觉得温波有些“苛刻”，但赵中仍然对这个每天凌晨伊始就收发邮件，忙碌不懈的温波充满敬重。
他们之间实际上跨越了资助方与受助方的关系。温波个人的学生时代，就是在积累青年环境运动的经历中度过的，相似的经历，使他们之间的来往，有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和情义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一种信任，使他能够参与到这些社团转型和制度建设的过程并发挥影响。
同样的信任关系，也存续于成立不久的济溪身上。这是一个由曾经活跃于高校环境社团、现已毕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发起的组织，他们试图以济溪为平台，为大学生环保社团提供信息交流和支持。作为发起方，他们在组织起始阶段，在理念上很看重制度设计和权力分配的民主性。所以，在“互不喜欢的执行层和理事会成员”之间，长时间持续讨论组织运行方案。发起人对执行层进行干预，同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边界，双方在共识和信任的基础上预先谋划组织的治理问题。当然，这些可贵的试验现在更多体现在过程而非结果，要论“成败”为时尚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