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写作者不约而同地将作品比作自己的孩子，我想了又想，总找不到这样的感觉。也许因为写作并非我全部的职业，这本书只是我做事过程中伴生的成果，我觉得，他更像是我的一个同伴。
一
这本书首先是一个伴我一路走来，能够给我打气壮胆的同道。我不是因为了解NGO才写这本书，恰恰因为不了解，因为我需要了解。 属意残疾美术家推广十几年了，一开始想找政府，没走通，又试过企业，也没有通，如此一来就“非政府”、“非企业”了，我别无选择，只能是NGO或者NPO。
从一无所知的状态开始进入，被推到一条陌生的河边，不免心中忐忑。我是一个胆怯的人，没有纵身一跃投入其中的勇气，我需要做一点准备，至少要先了解这条河，最好是“不湿鞋”就能探到水的深浅。甚至还有个比较“滑头”的想法是，看看先下去的那些人有没有呛水，以确定这条河过得过不得。
我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了解NGO，最简便的办法不是写一本书，而是去找书看，我想了解这里有怎样的人、做了什么事，以及他们做事情的技巧和方式。也曾费了不少劲，找来一些相关的书和文章看了，让我郁闷的是，学者写的我看不懂，媒体上找到的或是“活雷锋”的“好人好事”，或是传奇人物的特殊经历，我学不来。NGO里一定有许多像我一样的普通人，我需要知道他们有没有特殊的家世渊源、资源背景，需要知道有没有“门槛”、我能不能进得来；我想知道他们的感受、做事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如何解决，他们积累了怎样的经验教训，有什么心得体会……实话实说，我一开始想的就是这些，只是为了尽可能快、又尽可能多的得到对我自己做事情有帮助、“有用”的信息。
那就只能到一个个具体的NGO组织里去，了解他们是怎么做的。但是，NGO不是超市里的大白菜，随便什么人都能抓过来就又掐又掰、从根到叶、由外而内地研究一番：了解我可以，总要给个理由嘛。为找一个接近的借口，我决定写一本书，也算师出有名，可以降低被拒绝的几率。
我承认打着“写一本关于NGO的书”的旗号来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有些“假公济私”，但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行之有效。
采访的过程成了我的“NGO知识速成班”，我就像一个干渴的人扎进水桶里一样，每次都要喝到撑得透不过气。一开始的采访纯粹是我个人的“选修课”，需要哪方面的内容就去找做什么的人，抓住我要了解的内容就穷追不舍。后来等采访进行到一定程度，慢慢觉得只是取自己所需太没职业道德了，遂调整方向，选了一些“公共课程”。
从开始到完成初稿用了两年，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确认这条河就是我要过的那一条、而且过得，于是趟了进去。我庆幸选了一个正确的方法进行下水前的准备活动，庆幸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同伴，他陪伴着我，给了我勇气，也敦促我思考。我在做事的同时进行采访，随着事情的进展总会有些新的问题冒出来，自然会在采访中寻找答案，在写作时做一些思考和总结。“写书”这个同伴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中介，由此结识了许多朋友，这些朋友不仅能帮助我学习做事，也指导我的人生，成为我一生的收获。我趋前探臂，原本只想采撷一片绿叶，得到的却是整个春天，这样的馈赠丰富得让人惭愧。从完成初稿到出版又是一年多，陆续做些补充，重新调整了独立成章的三十几个故事，使之建立一种内在联系和一致性，“NGO速成班个人笔记”变成了一个公共读本。
我已经站在河里了，没有被漩涡扑倒，也找到了踏脚石头，如今终于可以说：这是一个忠实的同伴，陪我走过了这一段，现在我把他介绍给你了。
二
这本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出版过程，编辑们是这本书的首批读者。我至今保留一位编辑的短信：“书写的真不错。起码我作为读者已经受到感染，也能感觉到您很用心在写。看了张淑琴那章后，准备去趟太阳村。”终于出书后有读者深夜来函：“深夜，没有睡。相反，以活跃的思维看着《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说实话回复的时候我很激动，感谢他用这种方式，与作者一起，完成了一本书的使命。这份邮件与编辑的短信，被我珍重地保留——我是一个多么虚荣的人啊。
有人如此对待这本书，于愿已足。我苦于对NGO的隔膜才写这本书，第一重目的就是：沟通，在NGO与大众之间。
有朋友曾拿这本书去拜访一位一定级别的官员，领导看后似乎有点惊异：“他们干的都是好事嘛”。作为“GO”，政府同样需要对NGO的了解，需要知道NGO为什么应运而生、是什么人、在做什么，越是不了解，越容易捕风捉影而风声鹤唳。我写这本书的第二重目的是：说服，在NGO与政府之间。
采访过程中结识了百余位NGO人，他们不仅仅是我的采访对象，也是一起涉渡的同行者，同在水中，对他们的需求更有一份切身的感受，希望能够产生一点点实际的帮助。有时有意为之，有时无意插柳也能收获额外的惊喜。
2005年初秋去西北之行，发现王树霞（本书主人公之一）亟须支持。回到北京后我曾做过许多努力，但都碰壁了，后来，晓燕老师慨然应诺，赠送一个社区图书馆。半年之内，书到山村。我们也都清楚，自己永远不可能代替那个孤独的前行者承担任何问题，但期待能够给她一点点支持，扛过最难的那一段。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直到2007年底，我正在上海，接到王树霞的短信，说她的社区图书馆一直很好，还入选全国六家农家女文化站。两年前播下的种子，想不到结出了这样的果实。
主人公刘忠训面对横行霸道的村官，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出书以后我去拜访一位律师朋友，原本只想请她点评一下，刘忠训在运用法律时还有哪些不足，有什么建议送给权利同样受到侵害的农村朋友。没想到她越看越兴奋：她太优秀了，非常适合学法律做律师。你问她愿不愿意学法律考律师，可以让我的助手做她的指导老师，获得律师资格后以我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的名义回乡工作……一连串的喜出望外当时就把我弄懵了，没想到好消息并未到此为止：身边同去的朋友表示，她愿意资助刘忠训学习所需的费用！
当然如此具有戏剧性的场面总是可遇不可求，我所期待的，不过是一点点的“用处”而已。有主人公在出书之前将写他的章节打印出来，由女友呈送岳父母，虽然有情人终成眷属本是水到渠成，但我仍自命“半个媒人”与有荣焉。也有主人公将全书呈给父母，老人看后不复催他“找份正经工作”，我亦欣欣然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记了一笔。有人从中找到了一些自己需要的信息，还有人将书交给合作伙伴以介绍自己……
我写这本书的第三重目的是：帮助，可以为NGO同道所用。
当然我很清楚这本书能起的作用极其有限。武装泅渡需要救生圈，深水作业需要氧气瓶，而他只是我的同伴而已，未必适合所有的人。我只盼他成为你某一段、甚至只是某一点上的一个同行者，如果再能有一点小小的用处，则善莫大焉。
尽管最终面世的书已成“麻辣阉鸭”，幸而朋友们也能接受：只要本质是鸭就好。不管怎样，他仍然是那位陪伴我走过3年历程的同伴。现在，我把我的同伴介绍给你了。我希望他结实有力，能够背得起那个沉重的行囊，带着“沟通、说服和帮助”上路，我祝福他脚力强健，能够走得更远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