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汶川地震发生后，数百家NGO和志愿者团队赶赴灾区，它们的爆发使2008年成为“公民社会元年”。围绕5年后的芦山地震，NGO和基金会展开了更为成熟的密集互动和合作，使芦山成为形塑基金会与灾援NGO关系之地。从汶川到芦山，灾援NGO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传承和反思？本期我们发表一组文章，通过总体的观察和几家灾援NGO的个案来管窥这个群体的状况。
经过汶川地震以来5年的社会积累，2013年的芦山又一次成为公众募款的爆发点。民政部还首度放弃了指定公募资格的惯常做法，政策空间更加开放。2013年7月，中国扶贫基金会牵头在成都举办了一次参与赈灾的基金会和NGO的碰头会。据中大绿根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大绿根”）执行主任王潇根据会议信息所做统计，截至今年6月，仅10家参与赈灾的基金会，就筹集到近10亿资金[1]。有业内人士估计，除了部分资金已在紧急救援阶段使用，其他资金需要在未来灾后重建的1~3年内集中投放。这既给NGO参与灾后重建带来机遇，也考验着基金会和在地执行的NGO对救灾资金进行有效投放和管理的能力。
如何花钱成为考验
在巨大的资金投放压力下，限于草根NGO的执行能力，以及基金会将同时通过自身拥有的其他渠道使用资金，即便仅仅将其中的10%~20%通过NGO来落地，如何有效用好这些资金，对NGO的能力与心态也构成考验。
一个由数家NGO组成的联合调研团队在过渡安置阶段进入芦山，发现NGO中一度存在浮躁冒进的情况。尤其对一些青黄不接的组织而言，芦山地震似乎是一个久旱之下的甘霖，固然给机构生存带来了转机，但也难免在快速涌入的资金面前出现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这对基金会和草根组织双方，都构成考验。一些NGO私下产生了这样的感触。
5月，一家基金会在芦山紧急发布了一个招投标小额资助项目，不少进入芦山的NGO“用一晚上时间攒一个建议书发过去。基金会拉人组建一个临时评审委员会，第二天一早进行现场评审批项目。因为拍脑门，调研不充分，一周后发现有些项目根本无法执行”。 该资助项目只好在5月中旬紧急关闭。
NGO备灾中心秘书长张国远谈及，机构曾拒绝了一次大的合作机会。他说，在过渡安置阶段，某资源方匆忙投入800万搞减防灾教育，要在学校做应急避险演练。张国远对对方开始重视减防灾表示肯定，但也觉得走了极端。“演练需要真实的生活场地，现在校舍损坏，还没有重建，在这个阶段做演练，就是劳民伤财。”最终对方在北京找到了另一家新成立的机构来承接这个项目。
另一件事来自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心家园”）创办人、主任张小红的讲述。在过渡安置阶段，有家机构跑到同盟村，不去做调研，见人就发钱，造成分配不均。有些村民误以为这是政府行为，就找政府去闹。后来，这个村把公益组织的项目全部清走，也不再接受新的项目入驻。近年来，随着公益理念和公益实践的日渐成熟，NGO简单而盲目地发钱的事情已经越来越少，但这件事还是在灾区发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4.20灾后，数十家NGO、十多家资助型基金会聚在芦山，在较为有限的受灾面上铺开项目，产生了有史以来公益链条上游基金会与下游NGO围绕救灾议题展开的最为密集的交流互动过程。基金会之间，NGO之间，存在着合作与竞争的交叉格局。
各基金会都结合自身特点权衡资金的使用方向。王潇说，根据上述基金会与NGO在7月举办的碰头会上发布的不完全信息，部分基金会资金情况如下：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北师大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南都公益基金会等联合启动的中国社会组织灾害应对平台，在6月25日启动了招标，红十字基金会负责资助在地NGO的社区项目，南都基金会将负担这个应对平台的运营费用。此外，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大约有1亿资金，以资助青少年发展项目为主；李嘉诚基金会在保留具体项目的建议权的前提下，向民政部捐1000万。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在芦山县和宝兴县共设8个点，基本是自己执行。香港乐施会计划了1000万元，以农村生计为主。
8月19日，在成都举办的“美丽乡村·首届乡村发展公益论坛”上，中国扶贫基金会启动了“公益通行·社区发展计划”，将与英特尔公司和加多宝在未来3年共同投入2500万元，从人才培养、社区发展支持、社区能力陪伴等三个层面，其中的“i世界·社区发展创新基金”，将专注于芦山灾后重建。
8月下旬，中国社会组织灾害应对平台的资助流程也有了进展。据该平台四川工作站项目专员林其介绍，目前已完成在地灾援组织摸底调查，到8月下旬有近30个项目通过初审。
基金会与NGO密集互动
对公众而言，芦山是灾区，是重建与恢复的关切和牵挂之地。对公益行业内部而言，芦山也是基金会与一线NGO的密集互动之地。
仅就灾援NGO与基金会建立和拓展合作关系而言，芦山无疑意味着无形中带来的机遇。5年前，心家园因5.12地震而生，5年后通过参与芦山救灾与5家基金会打上了交道，得到了集中与资源方建立人脉和信任的机会。张小红说，即便是受托为爱德基金会发放电饭煲这样不涉及资金资助的首次合作，也为未来建立了人脉和信任基础。而多样化的组织与不同策略、理念的基金会在芦山密集碰头，也为两个“阵营”深入了解对方“个性”和未来选择提供了观察与磨合的机会。
壹基金是过渡安置阶段最早落地的基金会。针对这个阶段危房拆解，儿童外出游玩不安全的问题，壹基金推出了47个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周期6个月。壹基金一方面为服务站标配了儿童活动设施，同时将具体的儿童服务外包给40家NGO执行，并由英国救助儿童会提供技术和培训支持。这样的运作模式有点类似快餐连锁，易于规模化操作和复制，还能借此对合作组织进行观察、评定和筛选，为下阶段的资助进行铺垫。
可以说，壹乐园是“软硬兼施”，满足了过渡阶段灾区儿童的普适性需求。在基金会人力有限的情况下，流程化的标准资助模式有利于控制成本，也许代表了一种公益主流化的操作趋势。但相比基金会的传统资助模式，NGO需要更多地考虑多样化的社区需求。
中大绿根执行主任王潇注意到这样的差别。她说，以乐施会的资助方式为例，乐施会要与合作伙伴一起做调研、评估与项目设计，人力成本要高得多，当然更能顾及发展项目在不同村所需的差异性，以及执行机构的不同特点。实际上，中大绿根也承接了一个壹乐园站点，因为觉得未来的项目不太适合这种标配的发包思路，因此考虑其他社区项目会向其他基金会申请。不同以往，在资金供方花钱压力较大，又扎堆出现的情况下，不同基金会的资助理念和方向、各自的行事风格和策略，使NGO似乎从中看到了一丝选择的余地，尽管双方在其他常规的合作中，基金会总体上是主导性的强势一方。
当然，基金会花钱的压力也并非绝对。对很多灾援NGO而言，芦山地震带来了灾后重建的大量资源，既提供了一展身手的空间，也是机构成长发展的战略机遇，但钱多却并不意味着能够盲目乐观。与NGO合作的基金会，都会看重项目的执行效果。一家资助方计划了数百万灾后重建资金，但出手非常谨慎，先只与几家草根NGO合作试水。资助方的项目负责人就对合作伙伴明确表示，NGO要有心理准备，第一期项目如果做不好，后续资金也并不是一定要给NGO来执行。这些资源方有政府的合作管道去花这些钱，“走量”似乎也问题不大。
NGO救灾“左右逢源”背后
由于需要等待政府出台重建规划后才能明确自己的资助方向，多数基金会在动作上都比较谨慎。7月下旬，除了壹基金的项目，其他基金会与一线NGO的项目申请，大多还处于往返协商和讨论中。但对于一些紧急救援阶段就进入灾区的组织而言，它们在社区做出的是连贯动作，每天都要发生成本。因此，客观上这些机构对资助项目的尽快落实又有着极高的期待。
“基金会动作太慢了。现在又发生了甘肃地震，恐怕基金会又要分散一些注意力。”心家园主任张小红说。心家园作为“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成员，在4.20后第一时间进入灾区进行物资发放，4月24日开始在仁加村放电影，到现在每次都有80~100位居民前来观看，坝坝舞和广场舞也组织得红红火火。截至7月底，围绕机构所设两个站点向基金会申请资助，尚在沟通过程中，筹款压力很大。为支撑机构连续开展活动，心家园四处出击，整合资源。
张小红说，心家园在仁加村建立社工站，从4.20灾后应急到5月13日，用的是南都基金会拨给成都420联合救援平台的应急款。之后到5月底的活动，靠的是四川尚明公益的秘书长高圭滋找招商局慈善基金会要的钱。壹乐园的资金6月底到位开始运营后，心家园又通过爱达讯公司用自己筹集的配套资金派来3位幼师学历的人员参与壹乐园的运营，以提升服务的专业性，她们还从英特尔公司捐给团省委的几十台电脑中调剂了两台过来。用南都基金会资金购买的相机和投影仪也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在没有确切资金保障的情况下，心家园通过努力“左右逢源”，整合了所需的资源，工作站软硬件都比较齐备。
壹乐园项目开启后，心家园把自己的社区综合服务融了进去。到7月的时候，社工服务站条件有了改善。仁加村在自己的集中安置点专门为心家园安排了活动空间，心家园的儿童服务站得以搬出帐篷，成了灾区NGO站点中数一数二的“豪华场地”。
这样进行社区资源整合的例子还有不少。心家园还曾协调仁加村安置点的社区居民，找壹基金资助建设公共浴室（后来由于不适合使用太阳能设备，这个计划没有落实），还给在芦山开展一对一助学的北川中国心联系了5位学生资助对象。6月初，心家园举办了一个联谊会，邀请同在灾区服务，平日里联系密切的8家NGO的员工搞亲情交流和联欢，结果这些机构来了30人，现场又引来100多位村民“围观”、参与。“这次活动只花费了250元，‘性价比’很高。”常常为项目支出精打细算的张小红，对这笔钱带来的效果非常满意。
有关运营费用的讨论
心家园因2008年5.12地震而生，到现在的5年间经历过起起落落。2012年3~4月手上的项目接近尾声的时候，一度非常悲观，设在彭州灾区的几个站点，也陆续撤出。尽管机构也拓展了城市社区的其他服务项目，并引入了政府购买，筹款压力一直存在。
2013年，情况似乎开始好转。张小红说，目前基金会对执行机构的人员费用，包括社工督导费用都予以认可，人力成本资助已成为基金会的主流做法。
不过，一线草根组织在维持正常的人力资源方面还并不乐观。心家园副主任吕小英在芦山灾区项目点工作，扣除800元社保后拿3500元。另一位骨干在城区项目点，每月收入为3200元。而普通员工除了上保险外，收入在1500~2000元之间。以这样的工资水平留人并不容易。心家园的两位发起人张小红和但小莉想方设法减轻机构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心家园设在市区的部分站点除提供免费午餐，还另外每年花2万元为员工租宿舍，灾区项目点为员工及志愿者提供一日两餐。三年服务期满的，再另外增加办理住房公积金。这些资金开销通过项目运营提取的管理费用来负担，机构办公用房则由发起人自己提供。张小红说，由于不得不压低运营成本，其他一些灾援NGO更为捉襟见肘，不为员工办理社保的情况并不鲜见。
7月下旬，同在芦山一线的爱有戏有一位入职不久的大学生社工生病，因为所上的医保尚未生效，需要多方募资救助。在成都公益圈内参与救灾的一些组织中，此事使草根组织执行基金会的项目人力成本标准偏低、一线社工福利保障欠缺的问题成为激烈讨论的焦点。它们酝酿在未来对一线组织的薪资待遇情况开展调研，基于详实的数据向基金会争取更为适度的运营费用。
芦山，由于基金会与灾援NGO的扎堆互动，既是它们通过救灾和灾后重建迈向成熟的一次机会，也成为形塑双方关系的一个契机。
后记：截稿时收到张小红邮件，告知心家园的项目进展。仁加村社工站已和南都基金会签约，支持开展一年期综合社区服务项目（20万元），大同村的腾讯美丽新村项目计划也将在8月28日启动。张小红说，现在一点也不急了，未来一至三年，心家园希望深入扎实地做好这两个项目，不再扩张新的灾区项目，“在公益路上，我们会以专业化的发展求生存。”随着基金会资助的逐步落实，芦山的一线组织将在灾后重建中走得更加稳健。
[1] 这10家基金会包括：壹基金；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招商局基金会；腾讯公益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香港乐施会；李嘉诚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