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散装卫生巾事件让“月经贫困”走进公众视野，撕破了横亘在不同地域、阶层、性别群体之间的无知之幕。人们震惊于被忽视的经济鸿沟，其实“月经贫困”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贫困——经济贫困、知识贫困、文明贫困……被遮蔽的现实远比网络上的更为触目惊心，背后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问题。
中国有多少女性用不起卫生巾？
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是徒劳的。点开任意一篇新闻报道，被引用的数据均来自国外：国际妇产科联盟数据显示，全球有5亿女性处于月经贫困中；英媒报道每十个英国女孩有一个买不起卫生巾……月经贫困的中国女性，在统计数据上，是消失的。
400万。这是国内从事女童生理关怀时间最久的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以下简称爱小丫基金）测算的数据。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显示，中国贫困儿童数量约为4000万。爱小丫基金推算其中12至16岁面临生理期的女童约占10%。
400万女童月经贫困，背后是一个远比数字更复杂的社会问题。
1:
经济鸿沟
当网友不解为何有人买21.99元100片的散装卫生巾时，现实是许多山区女童连散装卫生巾也负担不起。
爱小丫基金秘书长张茹玮告诉《社会创新家》，对大多数山区女童而言，每月10-20元的卫生巾支出被排除在家庭预算外。条件好的女童每月可拥有5-20元的零花钱，但多用于购买学习用品或一张回家的车票，“许多女孩不得不选用价格低廉的劣质卫生巾。”
爱小丫基金秘书长张茹玮
经济贫困不仅涉及女童家庭，更意味着整个山区的经济循环系统是贫困且落后的。
定居上海的陆颖深有感触。她是上海仁德基金会项目总监。仁德基金会在2017年发起“春柳计划”，为山区贫困女童发放卫生巾。在项目覆盖的陕西老区、四川泸州、甘肃、宁夏等地山区，她看到中国中西部与沿海地区的经济不平衡。
这些山区每隔几百米甚至一公里出现一户人家，简陋棚子搭建的小卖部十分少见。此前合作支教项目时，每次探访支教老师，志愿者们要大量采购生活用品送上山。如今做春柳计划，物流同样是难题，“遇上下雨、修路、滑坡或塌方，有时几天，有时半个月都回不来。” 陆颖对《社会创新家》说。
上海仁德基金会项目总监陆颖
即使部分山区女童从零花钱里挤出卫生巾预算，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她们很难在小卖部买到卫生巾。因为小卖部只售卖盐等生活必需品，购买其他物品需要翻山越岭。
不同地域的山区情况有所差别，有些山区处于卫生巾销售终端覆盖范围内。可另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产品质量无从保证，假冒伪劣现象十分严重。
清幽，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奔波在西藏、云贵川及江西等地山区。她创立公益机构UU公益，发起“白色贝壳计划”，向山区女童捐送卫生巾。项目开展了4年，清幽光顾过许多山区小卖部，多次买到假冒商品，“卫生巾不是护舒宝，而是护舒玉，连牙膏、香皂都是假的。”
UU公益创始人清幽
与清幽一样，张茹玮探访过多个山区小卖部。卫生巾大多在售，但多为廉价低质的杂牌产品。今年9月，她进云南送物资，在学校小卖部见到2元10片、10元30片、5元30片三种价位的卫生巾。据小卖部店主介绍，学生们大多选择第三种档次。
张茹玮从小卖部购买的卫生巾
张茹玮看到卫生巾铺满灰尘，被蜘蛛网缠绕。她试探性地买了一包，外包装标有“花香”“凉爽”字样。抽出一片放在手心，张茹玮触摸粗糙的纹理，“感觉质量很次，我是不敢用的。”
长期使用从小卖部购买的卫生巾，部分女童感染了妇科病。清幽带患病女童就医，老师告诉她，不止孩子，乡村教师也有许多患上妇科病。老师当着清幽的面大骂黑心商家。为保障安全，老师们只能定期从县城采购，“根本顾不上学生怎么办。”
2:
无知之幕
经济贫困是月经贫困的重要原因，然而并不是全部。另一个症结在于，山区女童的生理知识极度匮乏，循环着从祖辈继承下来的不健康的卫生习惯。
在张茹玮走访的四川凉山、甘肃临夏、云贵等山区，当地房屋建设得整整齐齐，然而内部条件却相当简陋。“没有衣柜，孩子与大人的衣物混放，干净的脏的不分。”当地女童甚至没有穿内衣裤的习惯，“有的还与父亲或继父住一张床。”清幽在实地探访中也发现，许多山区女童没有洗澡的习惯。
在卫生意识整体淡薄的背景下，对于月经这件事，孩子们更是所知不多。
在调研中，张茹玮发现小学学生不知何为月经，初中学生大多从同学交流中知道月经。在应对月经上，少数女童有使用卫生巾的意识，且大多使用从小卖部购买的劣质卫生巾。更多女童则没有使用卫生巾的意识，在生理期各显其招。
在欠发达地区，陆颖注意到许多女孩没有使用卫生巾的习惯，女性重复使用脏衣服。在走访中，学校老师给清幽介绍女生们的月经“神招”：发黄的粗草纸、旧毛巾、旧衣服、尿布……学校老师曾带清幽进入女生卫生间，垃圾桶里的作业本残留血液，“还有蓝色水笔写字的痕迹”。
最令她震动的是，曾经有一个女生不明白月经是怎么回事，竟然跑到村子的河里蹲着浸泡，直到一个老婆婆路过劝她回去。“但是也没有告诉女生这是月经。”
清幽与学校女孩
走访学校时，张茹玮特意询问学校是否开设过生理课，“老师说上过，问学生却说没有。”清幽收集来的学生提问，小纸条上写着“我流的血是黑色的，是不是要死了”“我一个月来两次，我是不是漏了”……
女童在生理健康方面的无知，背后是家庭与学校的双重缺位。
山区女童大部分是留守儿童，父母进城打工，孩子与祖辈一起生活，或寄宿在亲戚家。张茹玮在重庆山区看到当地女童许多没有妈妈，“男人打工带回来一个老婆，生完孩子就跑了。”在山区，女童与异性亲属一起生活的现象十分常见。“没有人可以引导她们。”
生理知识匮乏的背景下，月经在山区是不可公开提及的羞耻之事。
梁钰注意到女生将月经代称为“肚子痛”“倒霉”。她是疫情期间“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发起人，近日又创立“予她同行”项目，为偏远地区女童捐赠卫生巾。
“予她同行”项目发起人梁钰
她最近收到许多女性关于月经羞耻的微博私信。“有人因为生理期被要求不能出席亲人葬礼……”
为此，爱小丫基金、“春柳计划”、“白色贝壳计划”和“予她同行”均在捐赠卫生巾外，进校开设生理知识课堂。
“贫困是有头的，更重要的是教育。如果发一年卫生巾，孩子们还认为月经是羞耻和禁忌，那项目是失败的。”经过几年知识普及，张茹玮注意到女生发生明显改观。“一开始讲月经，女生们都红着脸低着头，现在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小丫课堂上的女童
3:
系统性社会问题
月经贫困背后不只是经济贫困、知识贫困，底层更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问题。
尽管地域、学校不同，但女生们却有着相似的面貌：自闭、自卑、柔弱、顺从、忧郁……月经贫困不只意味着给她们带来的，不仅是无法负担安全的卫生巾，更损害她们的自我认知与情感体验。
每到一所山区学校，清幽习惯让女生做一份问卷调查。在“月经来了会告诉谁”的问题下，大多数女生跳过父母、老师和同学三个选项，选择了“谁也不说，自己解决”。被问到“你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重要吗”，大多数女生选择“不重要”。在“你是否有过轻生的念头”问题下，大多数女生选择“有过”。
“一个来月经用破布条的人，自然也不会觉得自己被爱，更不会觉得自己有多重要。”清幽接受《社会创新家》采访时介绍，近日接到四川一名小学老师求助，班级有一名女生因为问爸爸要钱买卫生巾，被爸爸呵斥“你流那么多血怎么不去死啊？”
这种语言暴力并不稀奇，“白色贝壳计划”为山区女童送了4年卫生巾，清幽与一万多名女童面对面交流过。她注意到伴随月经贫困，许多女童长期承受语言暴力，缺乏家人陪伴，没有存在感，甚至遭遇性侵害。
“有时在讲座现场有女孩跟我讲，说她堂叔、表哥怎么欺负她，觉得很痛苦……每次听到都让我感到心碎。”清幽回忆。
张茹玮还记得，走访中她曾遇到一个抱怨肚子痛的女生，后续才得知年仅13岁的女生当时已怀孕三个月。今年5月份，她得知一对曾被亲生父亲性侵的姐妹，其中的姐姐跳河自杀。“3月份我们还问她想干什么，她说想上个中专毕业进社会挣钱。”
多重困境下，山区女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引人注意。“有自杀的，想杀老师的……”清幽回忆。
“予她同行”项目地落在湖北、河南、青海与贵州地区，梁钰发现随着流行文化的下沉，女生们的羞耻感和焦虑感十分严重。“甚至有减肥减吐血的，还有爸妈是精神病，女孩子得抑郁症的……”
“予她同行”项目公益捐赠现场
张茹玮见过许多女童未婚先孕或辍学打工，这些女童同时也是遭遇月经贫困的女童。“跟她们讲要拒绝，保护好自己，可她们认为自己没有力量和安全感，就会很顺从。”而小丫包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建女童自我认知，赋予她们力量感的第一步。
“她们使用卫生巾，穿上干净的内衣裤，戴上可爱的发卡，彼此欣赏，让她们从关爱自己开始，慢慢变得自信有力量起来”，张茹玮说。
随着认知与调研的深入，关爱女童的公益项目逐渐在生理知识基础上，加入性教育与心理疏导。
清幽的入校讲座非常注重爱的教育。一大半时间里，她在表达对女孩的关注与爱意。她将捐赠人的姓名写在黑板上，“让女生自己挑选捐赠人，告诉她们远方爱心人士一直守护你们，你们都是传递善意的爱心使者。”
但在张茹玮看来，这些都远远不够。“还牵扯到性别环境、性别意识、平权、家庭亲子关系等社会问题。”
梁钰也有同样的感触。她从来不觉得月经贫困是卫生巾价格的问题，而是关系重男轻女、女性隐形贫困、性别环境与性别政策不友好等社会问题。
“不是卫生巾便宜一些，她们就能用上卫生巾。女孩子只要多花一分钱买卫生巾，就多一分上学的阻力。”只考虑降低卫生巾价格的解决方案，在梁钰看来，是过于肤浅“太理想主义”的做法。
梁钰最近从志愿者处听闻，一个大一女孩被迫辍学，“父母在家里收了人家的彩礼。”
4:
有限的力量
虽然意识到月经贫困的复杂性，然而对这些公益人而言，她们目前可以做的，也只是供应卫生巾，与普及性教育。“我们又不是政府，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梁钰无奈地对《社会创新家》说，“国内从事农村研究、性别研究的专家学者大多是男性，很容易缺乏性别视角，政策制定也很难会考虑女性。哪怕发扶贫救济金，也都是发到户主手上，而户主大部分都是男性。”
尽管如此，当前公益机构仍是干预月经贫困的主要力量。公益机构面向公众筹款，以保障卫生巾捐赠与性教育普及。
得益于近两年来女性议题的崛起，特别是近期“散装卫生巾”的网络发酵，公众筹款不断攀升。
爱小丫基金2017年筹款300多万元，2018年升至800多万元，今年“散装卫生巾”事件当天及次日共筹得120万元，年度累计筹款已突破千万元。“白色贝壳计划”超越去年，目前已完成120万元的筹款。至于“予她同行”项目，上线不到两个月，已筹款80多万元。
在采购上，各家公益机构采取全网比价的方式采买品牌卫生巾。张茹玮与卫生巾厂家合作，将采购价压至一片卫生巾3角钱。而清幽多次与卫生巾厂家发邮件却得不到回复，她只能在电商平台活动期采购，“一个女孩合计20元一个月。”
梁钰对卫生巾价格昂贵早有预期，“但还是没想到这么贵。”有商家向她报价，同样数量的卫生巾，“开发票的话100万，不开发票的话83万”。梁钰如今筹到的80多万元只够资助2000个女童使用一年，距离7000个女童的目标还有不小差距。
陆颖考虑过找代工厂合作压低采购成本，也考察过一些为日本卫生巾代工的厂商，“但流水线一开就是几十万片，我们很难一次性全部采购。”也许同类公益项目联合采购是个可供选择的方案。
在捐赠量上，春柳计划一年给选定学校捐赠可供女童使用3-6个月的量。爱小丫基金一年给女童发放一次小丫包。“予她同行”与“白色贝壳计划”则保障一年卫生巾的供应。
碍于筹款量，清幽曾考虑过缩减供应周期，但她发现有女童为节省卫生巾，“量少的时候把使用过的卫生巾折叠起来留着下次用。”她只得反复向女童保证“不要担心，一年管够，明年我继续想办法”。
政策倡导是几家公益机构的共同呼吁。
即使是项目开展时间最久、覆盖面最广的爱小丫基金，截至2020年7月，小丫包累计发放近10万份，受益女童达7万多人。相比400万处于月经贫困的女童，缺口显而易见。
清幽曾给全国“两会”写信，委托人大代表提案，“就像免费发放避孕套那样免费发放卫生巾。如果无法覆盖所有女性，那就资助18岁以下女生，如果还做不到，那就覆盖18岁以下的贫困女生。就像免费午餐那样，政府主导来做。”
难点不仅是钱的问题，执行也是一个项目痛点。陆颖深感执行不易，“执行条件艰苦，一次可能半个月都回不来，还是要动用政府的力量，肯定比执行机构一个个走更有效率。”
至于物资问题之外的性教育与心理健康疏导，清幽希望可以像义务教育一样出台“义务生理教育”，张茹玮则呼吁性教育落地校园，甚至促使社工入驻校园为学生提供情感支持。
清幽每年回访都能感受到女童的变化，她们变得开朗活泼，下课围着她要亲亲抱抱，甚至有女童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在清幽办公室的白墙上，贴着一万多封来信，上面署着不同学校、班级的女童姓名。有女生写道：“清幽老师，你老了我养你。”还有女生询问清幽，“有没有人欺负你？你告诉我，我去揍他”。
女孩们写给清幽的信
变化也见于学校校长和老师身上。如今，有学校向清幽发出邀请，“他们说不要物资，只想让我来给孩子讲讲课。”最近在河南省驻马店一个乡村学校，校长在操场搭台向女生发放卫生巾，模仿清幽每次讲课的样子说话，“你们要关爱自己，保护好自己，有啥不舒服和老师讲。”
女生在台下大喊，“校长，我爱你！”忽然有女生指着天空：“校长！你看！天空有彩虹！”所有人抬头看天，彩虹破云而出。END
（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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