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12地震后，广东工业大学社会工作系副主任、广州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广州大同”）总干事刘静林教授发起“广东社工在行动”，组织广东的社工志愿者到汶川开展调研、服务，其后形成了服务汶川的3年社工规划。2009年11月，汶川县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汶川大同”）在汶川县民政局正式注册，其后汶川县政府与汶川大同签订协议，拿出广东对口援建的400万资金购买2010~2012年3年的社工服务。
如果从2008年算起，汶川大同在汶川已服务5年。前3年以灾后重建为重点，主要提供综合性的心理康复和精神家园重建。后来随着当地居民需求逐步发生改变，工作内容也随之调整。比如在水磨社区，在居民安置重建完成后，原先规划的产业园变为旅游业，居民需要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经营餐馆、旅游酒店的需求增多，汶川大同将重点转向生计支持和服务技能提升。
政府采购资金“缩水”？
汶川大同总干事欧阳海兵介绍，2012年底，3年的政府采购项目结束后，汶川县又划拨了120万元购买2013年的社工服务。其中，汶川大同和同在汶川服务的广东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各自拿到40万元，另外40万用于推动包括乡镇干部培训在内的汶川整体的社工发展。表面上看，政府采购资金陡然“缩水”，但欧阳海兵却看出了其中的价值。
“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原先是广东援建拨款，只是从汶川县委县政府过了一道手，相当于还是广东买我们的服务。现在是从县财政拿出120万购买服务。”欧阳海兵转述一位副县长的玩笑话：“之前的400万是别人给钱，没什么感觉，这100多万是真真正正从我们这里（县财政）拿钱！”他说，据媒体报道，整个阿坝州划拨的社工费用总共才200万元，汶川这么一个小县城拿出这么多，恐怕在国内也前所未有。
2012年，政府购买资金占汶川大同预算的60~70%。除了政府购买，汶川大同还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以及中国社工协会等其他资源方获得资助。2013年，机构的主要资金来自汶川县政府采购和中国社工协会管理的中央财政项目配套资金。
汶川大同正式注册后第二年成立了党支部。汶川是羌、藏、回、汉等民族交汇融合地区，在欧阳海兵看来，民间机构建立党支部，是汶川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比较注重的一种建立信任的方式。汶川大同的社工列席政府会议，前任总干事周小燕出席当地人大会议并发言，汶川大同党支部成为阿坝州的“两新”组织基层联络点和党员示范窗口，这些环节都呈现了汶川大同与地方党政系统的密切关系。
至于如何弥合与政府合作中产生的分歧，欧阳海兵说，汶川大同前任总干事周小燕曾与同事们有过分享。在与政府产生分歧后，在需要坚持的地方，汶川大同就与政府用口头与书面方式尽力沟通，说明情况，分析利弊，大都能获得采纳。“现在政府购买服务，是先定大方向，具体由汶川大同自行设定目标并实施，最后政府做评估，分歧少了，宽松度也蛮高。”欧阳海兵提到发票管理上的一个成功沟通的例子。在汶川开展项目，发生的费用常常无法拿到正式发票，汶川大同将问题反馈给主管单位县民政局，民政局与县财政局协调，最后回复可用收据替代。
外部资源输入落地生根
汶川大同的发展，得益于广州大同的资源引入。广州大同也是广东工业大学刘静林教授创办，在2008年6月在广州民政局注册，依托广东，拥有丰富的专业社工与高校督导资源。汶川大同与广州大同属两张牌子、一个班子，发起的时候是从广州大同抽调人员。广州大同自然成为汶川大同的社工培训交流机构。汶川大同能够在创立之际拿到广东援建的政府采购资金，应该与广东大同的背景有关。
与此同时，作为广东社工发起的机构，汶川大同在5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强调融入当地社区发展。除了本地化注册，同时强调人员的本地化。欧阳海兵是贵州人，5.12震后加入汶川大同作为志愿者，后来成为全职，3年后成为这家机构的总干事。
“汶川大同的10名全职社工，除了一位来自云南，其他9人都是川籍。”欧阳海兵在话中打了一个埋伏。他在汶川做志愿者时认识了他的妻子，在汶川成了家，无论是自己还是同事，都已经把他当成了四川人。
欧阳海兵觉得，过去5年，机构执行了很多项目，在项目申请、执行和监管和评定方面有了一定经验。另外，机构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用人模式，即一位专业社工，一位本土社工，一位专业实习社工，加N位志愿者。其中，本土社工很好地应对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和风俗问题。
汶川大同设立了5个社工站覆盖3个乡镇，每个社工站设立5个点，呈圆形向四周村寨辐射，还成立了“我爱我家”志愿者爱心服务队，先后已有1200人加入，下设爱心艺术团，自编、自导舞蹈歌曲等文艺活动服务社区人群。这些志愿者分散在各个站点上，但由汶川大同统一协调管理。汶川大同有相当比例的志愿者来自当地，同样体现了机构的本土化策略。
汶川大同一直坚持2008年就沿袭下来的社工动员模式，即外面的社工进社区，一定要联合本地的社工。欧阳海兵介绍，芦山地震后，汶川大同派出三名社工，避开救灾资源过于集中的地方，在雅安的天全县设立了社工站，现在的重点是帮助当地一位教师注册一家本土社工机构，培育当地力量。
“相比其他民间机构，政府对社工组织的认同度高些。访谈的时候说是社工，老百姓也都愿意跟你聊。带着社工证，连买菜都能便宜点。”欧阳海兵说。这些年，经过汶川大同与广东启创等社工机构的扎实工作和营造，汶川当地民众对社工组织也有了很高的认同度。
到目前为止，政府采购社工服务大多还集中在发达城市。而备受瞩目的汶川地震成为汶川这个边远地区引入社工服务的契机。如果不是地震，如此力度的政府购买，不太可能在汶川发生。随着地震渐渐淡化出人们的视线，还需要鼓励性的政策，才能吸引社工人才到当地服务。
汶川命运多舛。2013年“7·10”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又造成该县8万余人受灾，损失几千万元。“像草坡乡这样的很多地方，几乎一夜之间回到从前”，频发的灾害迫使汶川大同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当地情况调整社工服务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