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锅粥”走向“同行分享”的能力培训
合肥春芽残疾互助协会的时艳侠从事NGO年头不少，参加过大小不同的各类机构组织的培训活动，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力建设这一块内容。
谈及能力建设培训，时艳侠以她早期参加的民促会培训为例，认为不同领域的NGO参与的很多培训像“大锅粥”一样，这样的培训主要关注NGO意识方面的转变，以及NGO基础知识的普及。这对草创期的组织来说，无疑是一个了解NGO及其他领域的机会。但对一个经过此阶段，对自身能力提升有更大需求的机构来说，这样的培训就无法满足了。“一开始接触觉得豁然开朗，但很多内容是缺乏实操性的，不能解决（具体的）困难。”时艳侠补充道。
笔者观察到，早期接触到这种“大锅粥”式培训的NGO不在少数。后来随着这些NGO自身的成长和成熟，在这些“通则式”的培训之外产生了更高的需求，而一些专门做NGO能力建设的机构如映绿、倍能的出现，可谓正逢其时。
时艳侠认为，“上海映绿做的比民促会更细一点，实操性更强一些。”而且它还把全国当时同类的机构聚在一起进行培训，所以大家在私下交流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经验分享，有时候“甚至比参加的能力建设的某个正式环节更实际一些。”
但同时她也发现，像映绿这种能进入NGO进行辅导的能力建设机构，其能够辅导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此外，与春芽作为具体服务型的NGO不同，映绿的定位是支持性和研究类的机构，和NGO的实际需求也不总能完全契合。
在救助儿童会2010年3月于北京举办的一次针对残障NGO的筹款培训中，时艳侠同样产生了类似的感觉。期间，救助儿童会请来了广州慧灵总干事张凤琼主讲慧灵的筹款经验。这对同样是关注残障服务群体，且机构性质相同的春芽来说，同行的经验传授更能引起共鸣。
但同去参加的另外一家残障NGO——北京一加一的负责人付高山则认为，张凤琼的筹款经验分享并未让他有更大的收获，因为他之前早已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相关的筹资知识。而相对较有资源优势的四川成都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主任樊戈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觉得本次筹款培训不如上次救助儿童会在广州筹办的家长培训。当然，他认为这次培训中的一些内容对其工作仍然是有帮助的。
上述几家机构，都是救助儿童会的“残障NGO能力建设培训项目”的执行项目机构（共6家），共同执行救助儿童会申请到的欧盟项目，促进了相互交流和经验分享。在采访中，这6家项目机构均提到与项目内的其他成员建立了联系，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对于像阜阳蒲公英残疾人互助协会这类缺乏资源的组织而言，加入网络的确是一个手把手的学习机会。
“不带面纱”的分享规则
上述“残障NGO能力建设培训项目”，通过资助方的间接推动促成了6家助残类NGO学习网络的建立。其实早在2003年，发展较为成熟的6家妇女NGO1就开始尝试建立一个学习型网络，它们对网络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变化有着更为清晰的想法。
在德国米索尔基金会的资助下，这个妇女NGO网络每年都会找时间坐到一起，遵循“不戴面纱”的游戏规则，坦诚分享各自的困难问题、经验，包括对组织而言较为敏感的如工资、财务等话题。
此前，国内很多NGO，包括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和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在内，都在执行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开发项目，该项目推动诸如建立理事会等加强机构治理的活动，对起步阶段的红枫和农家女产生了压力，吸收和照搬了国外NGO的一些新理念和新做法。但在经过发展积累了本土的经验之后，这些组织开始反思什么是自己最想要的。于是，来自同领域的妇女NGO走到了一起。
期间，由于各个机构的不同经历以及背后拥有不同资源，交流中难免发生不同观点的碰撞，比如，北京农家女进行了理事会“正规军”建设，河南社区教育中心的创办人梁军则认为“游击队”更适合自己的组织，这些“交锋”让大家更加清楚什么样的组织架构更适合自己。
此前，网络内的妇女组织都曾先后经历过国内早期的NGO基础知识灌输，以及能力建设机构提供的专门辅导。而这种自发式的网络建立，只适合处在特定发展阶段的某些组织。
陕西妇女与婚姻研究会的高小贤会长说，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传统的培训，各家在每期都会在一个主题下进行分享，然后梳理出问题的所在，相互支招。若碰到一些难解决的问题，机构的负责人也会对话、协助解决问题。
2008年学习网络随资助的停止而结束了，项目得到了乐施会和倍能的评估肯定。6家妇女NGO最后将长达5年的同伴历程，编撰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妇女NGO成长进行时》这本书里面。红枫的王行娟董事长至今仍对此非常怀念。大家到现在还在关注彼此，相互给予精神上支持和回应。
高小贤认为，作为项目推动的能力建设的学习网络已经完成使命了。因为当初该网络的成立是基于这6家机构处在那个关键时刻且特别焦虑的状态下，大家更看重内部的分享。一旦机构变得成熟，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内部的理事会来解决，这个学习型网络的使命就算结束了。当然，这6家机构还可以在不同的场合信息分享、合作。
作为网络的另一种延续方式，高小贤将网络建设的经验推广到陕西当地其他领域的NGO。自2005年开始，针对西北地区的NGO的发展，高小贤所在的陕西妇女与婚姻研究会在乐施会的支持下，开展了NGO能力发展与提升的讲座、论坛以及NGO领导层的交流活动。目前，陕西当地20~30家民间机构已共同组成了一个组织学习网。
存在单极核心的学习网络
与此同时，像星星雨推动建立起来的“心盟”，这种自发组成的类似联盟性质的网络组织在残障领域逐渐清晰可见，似有正规化的趋势。
心盟是星星雨服务机构在2005年推动成立的国内孤独症服务组织组成的联盟。心盟的出现，始于星星雨的战略规划和使命调整，推动孤独症服务机构的能力建设和专业技术提升和行业发展。
星星雨发展部主任、机构执行主任孙忠凯认为，星星雨推动心盟的成立是“责无旁贷”的事情，同行的其他机构对其也有所期待。心盟的成立，也慢慢提升了星星雨在行业内的发展地位，“在专业服务方面更要做精，而不是无限制地扩大。星星雨不仅要培训家长，还要培训专业老师。”孙补充道。
孙提到的培训专业老师，就是采用星星雨一直在使用的行为应用疗法（简称ABA）为各地选拔出来的成员机构提供专业的教师技能培训。这些为期1~2个月的培训，绝大多数都是由星星雨的培训人员来承接。孙解释，从专业的角度，星星雨的教师培训在国内目前来说是最强的。
据孙介绍，截至2010年12月，心盟的成员机构已达到了130家。其中近100多家孤独症服务机构的256名一线专业老师接受了星星雨的ABA教师培训。合肥春芽2006年加入心盟，接受过3次以上的教师培训，时艳侠表示认可。但对心盟提供的能力培训机会，她认为其效果对机构成长的促进作用不大，所以一般也不参加。
时艳侠提到的能力培训机会，多半是在心盟的年会或是新机构加入的时候，各地成员机构在大会上分享各自的故事、经历，同时也为参与者提供讨论的空间或议题。
此外，心盟也会针对有需求的机构进行点对点实地指导，其做法是心盟的核心委员会选择一个最少有2家心盟成员的城市，派星星雨的老师去培训，包括开展适合当地环境的倡导活动。
笔者注意到，心盟的核心委员会成员在联盟内拥有较多的资源和话语权，这种内部资源的“厚薄不均”，势必会影响到其他心盟成员机构的参与和投入。在一些组织还在希望获得心盟更多的培训机会时，有心盟的核心委员会成员，已经开始为其他组织提供培训，并开始思考如何总结经验，去影响未来可供孤独症领域发展的指导方向或行业规范。
孙忠凯也承认存在这样的问题。他表示，“心盟会尽量提供一些资源和平台，但这跟每个机构的发展包括它的领导人的能力都有关系。而且机构之间的需求可能不一样。作为平台的心盟也没有一个机制很好地保障所有的机构都能获得机会发展。”
作为心盟核心委员会成员的西安碑林区拉拉手负责人张涛也认为，目前心盟的重点还在平台的推广上，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大家了解这样的平台。但对其能否让更多或怎样的空间给新机构成长，心盟和核心委员会尚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访谈孙忠凯和张涛时，笔者获悉心盟目前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核心成员互动比较少，更不用提一般成员了。一些成员机构尽管想为心盟出力，但更多的是忙于本机构的生存发展，且自觉经验不够，所以无更多的精力投身网络。但心盟的工作方式，以及成员机构的主动性和自我觉醒意识不强，也是缺乏互动的原因。
此外，孙忠凯透露，未来资助方更愿意在心盟的专业能力和技术培训上加大投入，而减少或停止对机构的能力建设的培训支持。可见，资助方对心盟的支持点发生转变，可能也会影响到心盟的未来发展和走向。
三地一体的支持网络
值得关注的是，同样在智障领域也有一定发展历史的慧灵，也开始为推广慧灵的社区化服务模式而建起一个“育盟”的网络。
育盟的搭建，就是希望将慧灵的社区化服务模式向国内有志于借鉴，但资源匮乏的智障服务机构推广。育盟在能力、资金、注册等方面对这些成员机构给予扶持。
广州慧灵总干事张凤琼介绍成立育盟的最初想法，缘于香港嘉道理基金会针对国内残障类服务机构的专业理念以及技能提升等方面的关注。此外，“这也有资助方想缩短资助流程，加强项目管理等方面的考虑。” 北京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技术总监，同时也负责北京地区事务的育盟项目的周佩仪也补充。
由于资助方对慧灵的社区化服务模式予以认可，希望在残障领域发展走在前头的慧灵能够带头做点事情，所以由广州慧灵牵头，后有北京慧灵、西安慧灵加入，形成了三地一体的育盟“传帮带”的支持体系。
育盟采取的这种支持体系，与NPI推行的“孵化器”很相像。负责西北地区育盟项目的西安慧灵总干事张丽宏证实，慧灵在育盟项目设计初期，曾咨询过上海NPI的相关负责人员。
首批育盟的机构已在2010年3月底的时候出炉了，共有7家NGO入选。目前各家机构已陆续接受了6~7次具体的事务培训。在采访中，笔者意外发现有两家心盟的成员机构，也加入进来。“对残障服务理念是否相同，是育盟选择成员的最主要标准。”周佩仪说。
这两家心盟的成员机构，分别是广西柳州家长支援中心与兰州欣雨星发展中心。在后来的跟进采访中，笔者发现这两家机构都希望积极寻求多种途径来获得更大发展。
柳州家长支援中心负责人彭年秀女士告诉笔者，她已开始考虑所服务的孤独症儿童的未来发展，希望育盟为他们提供托养服务和就业技能培训，可以借鉴慧灵的社区发展模式，未雨绸缪。柳州家长支援中心在2005年加入心盟，也接受过心盟的教师技能培训。加入育盟后，彭女士希望让更多的老师外出接受培训，了解有关残障领域的政策信息。她还期望机构可以在育盟的帮助下完成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借此举让机构的人员渐渐稳定下来。
同属心盟成员的兰州欣雨星发展中心，现在也是育盟成员。尽管已在心盟获得较多的支持，该机构负责人张莉仍觉得，可以通过育盟再学习一些财务管理知识，和艺术治疗等技能培训手法，而且育盟提供的培训机会也较为短期，适合机构派人外出。她期望可以将两家机构有用的东西拿过来，进行融合然后为机构所用。
周佩仪表示，育盟要做的，就是让成员彼此加深了解，关注成员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在3年半的项目周期内，为入选机构提供从能力建设到小额资助，由项目管理到机构注册等一系列的“全面支持”。
用西安慧灵总干事张丽宏的话来说，就是为育盟机构提供一个包括NGO的管理知识和专业知识在内的“菜单式”的能力建设培训。不过，参加育盟的机构可以根据本机构的需要进行选择。
育盟成立时间不长，这一系列计划能否有效，成员机构能否真正做到交流、分享和相互支持，尚无法判断。但对开展了近10个月的育盟近况，周佩仪坦言，育盟成员在时间和人手上比较少，存在难以协调人手参加培训的问题，有一家机构甚至因此中途退出了。她说，育盟2011年在这方面会做些调整安排，同时针对育盟成员“因人而异”的培训效果，慧灵也会到成员机构那里做现场辅导。
目前，育盟正在征募第二批机构入选。周佩仪提及，这仍是一个令人感到头疼的事情，因为育盟项目还没有途径让对此感兴趣的机构知道这个信息。
结语：资源与权力共享
针对目前各地形成的同领域组织的网络，陕西妇女与婚姻研究会的高小贤会长这样评价： 一个网络一定要有游戏规则和治理结构，尽管目前来看，这种网络主要是靠某些有能力有资源的机构来推动，但重要的是，参与网络的机构是如何看待与资源的关系，并在其中拥有参与权和决策权。
此外， 参与式培训一定要重视“量体裁衣”，不能是那种均码式的培训。一个好的培训不取决于师资的水平，主要在于培训设计，在于是否针对参加培训的NGO的需求。同时，高小贤认为培训不是万能的，培训结束后一定要对参与者跟进，例如可以采取设立种子基金的方式，继续协助组织成长。
注释：
1.这6家妇女NGO分别是：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西双版纳妇女儿童心理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2010年更名为北京众泽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和陕西妇女与婚姻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