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11~16日，由清迈的湄公河学校组织，笔者和其他湄公河国家1 的NGO活动者一同访问了泰国东北部的乌隆（Udon Thani）、乌汶（Ubon）和 Huay Ra Ha三个地方，近距离观察三起持续多年的民众抗争活动的缘起和发展形态，并和社区领袖和村民交谈。这几起针对“发展”工程项目导致的负面影响展开的抗争活动，均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成为泰国社会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乌隆，当地民众对一个碳酸钾矿开发项目发起的抗争持续了7年，最终迫使项目暂停，政府同意进行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
在乌汶，当地社区开展了反对湄公河支流蒙河上建造的帕蒙水坝（Pak Moon Dam）的运动，其中最为壮观的一次抗议行动发生在15年前，因水坝影响被迫移民或生计受到影响的民众，以及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者两三万人，在泰国首都曼谷进行了为期99天的集会抗议，成为泰国社会运动的精神象征。世界水坝委员会曾对大坝的各种影响进行全面客观的检视并重点评价，帕蒙水坝是该委员会作为案例列举的世界上有着重大负面影响的十个大坝之一。由于民众在过去10年内的持续抗争，泰国政府最终决定每年将大坝开闸放水4个月，以恢复蒙河的生态系统。研究表明，帕蒙水坝导致了大量渔民生计受损和贫困化，而开闸举措对恢复蒙河的生态有着重大意义。开闸期间沿岸渔民的渔获数量有了大量增加。而就发电的实际效果而言，在开闸之前，该坝实际发电能力远远低于最初的设计标准。目前，围绕帕蒙水坝的民众抗争运动并未终止，最终的目标是要推动水坝永久性开闸，使这段蒙河自由流淌，重新成为沿岸民众丰衣足食的生计来源。
此行的最后一站，是住在Huay Ra Ha的Grandma Hai老奶奶的家。围绕Grandma Hai发生的曲折心酸而又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在泰国可是家喻户晓。27年前，Grandma Hai家的土地在她不同意的情况下被村里强行征用修建灌溉用的水库（资金来自政府）。其后多年，为索回土地，执著的Grandma Hai耗尽后半生精力在泰国各地寻求帮助，学习各种表达方式，持续抗争未果。最终，她决定“背水一战”，做出了一个令人咋舌的举动：带领家族内男女老幼在四天四夜内连续行动，将坝基挖出一条隧道，把水库内的水放掉。
重要的是，挖渠事件由于外部NGO的策划而有了行为艺术的色彩：整个过程被电视台实况转播，最终形成公共压力，迫使此前总是推诿责任的政治家和政府部门站出来斡旋协商解决方案，Grandma Hai要回了自己的土地，同时，有关部门另择地方修建水库（尽管Grandma Hai围绕“个人利益”的行动不同于其他案例中社区为共同利益进行的抗争，但略显偏执的她仍然在泰国被视为弱势者为保护自己的权利而无畏抗争的典范）。
观察并通过直接交谈体验基层泰国社会运动，不由让人思考这些运动能够持续多年而不枯竭背后的原因。笔者想在此将一些可能还不太成熟的想法和大家分享。
丰富鲜活的传统社区资源
泰国的很多地区历史上长期处于国家权力相对分散的状态，客观上造就了基层社区拥有较高的自治程度，使社区能够孕育出符合自身利益和特点的自然资源管理方式和丰富的文化传统，有可能为社区民众形成关注共同利益的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提供帮助。丰富的宗教（佛教）、传统文化和本土知识不只有助于形成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同时也有助于形成和谐互助的邻里关系，加强社区的凝聚力。在面对来自外部的负面影响和挑战的时候，社区采取集体行动就有了基础，能够有效的动员起来。
在反对帕蒙水坝的社会运动中，当地村民运用传统知识，以自己的方式对蒙河每年开闸4个月后鱼类的恢复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Thai Baan research），这项研究向政府和公众显示，当地社区长期形成的可持续生计方式有很多富有独特价值、值得尊重的理念。
其实，泰国政府委托的大学学术机构围绕同样的课题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而这项社区自行完成的研究表明，社区有意愿、有能力介入长期由专家和政府主导的研究领域，通过传统知识和自身行动进行话语表达。这是泰国基层社会运动的思想资源。
泰国是一个佛教信仰深入人心的国家，宗教成为寺庙、和尚和许多泰国人的精神支撑。在乌隆的Ban Non Som Boon村，与现有的村内寺庙相距30米的建筑就是社区活动中心，这个中心又正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原先的村内寺庙所在地。在这个公共和精神活动场所，村民共同讨论反对碳酸钾矿的策略行动，同时进行学习培训和宣传动员。这个中心同时还是一个周末社区学校，运动参加者向社区内的高中学生传输有关当地文化和自然资源状况的知识，增强他们的社区自我意识，为运动在未来的可持续开展提供新生力量。前来提供支持的NGO活动者还志愿担当了社区广播的播音员，向村民及时提供运动的进展消息。而社区内每年会举办传统仪式为运动进行筹款，社区共有土地的收入和手工艺品制作也丰富了运动的资金来源。
可以看到，在外力压迫下，社区传统资源获得了凝聚并激发出活力，但即便乌隆的碳酸钾工程还并未实际动工，对社区造成的影响已经显现。社区中多数反对和少数支持该矿的村民之间发生了分裂。以Ban Non Som Boon村为例，相信工程能为村里带来好处的村民人数占到1%，双方均视对方为陌路，拒绝参与对方举办的婚礼或者葬礼仪式。更有甚者，矿业公司贿赂村民和一些社区领袖，扩大了社区裂隙。
吸纳外部价值和思想
现在，乌隆地区反对碳酸钾矿的村民仍然热衷于向来访者讲述一个故事：10年前，一位长头发胡子拉碴、自称是NGO活动者的年轻人来到村里，向村民讲述该矿将要给社区带来的各种潜在的生态和环境影响。这是村民们第一次听说大型工程的负面影响，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等概念。这位年轻人名叫Sumit Kulabwong，他和村民一起收集数据和资料，帮助联络和策划行动。此前，Sumit是曼谷的一位记者，因为采访关系认识了社区内的一位女活动者P’Nong，并转换角色，成为社区活动者。有趣的是，他们后来相爱结婚，这段媒体和社区组织的“联姻”为社区运动带来了媒体和公众关注的资源。
“这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神所在！”反对帕蒙水坝的社区提出了这样的口号。
“我们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不只是为我们社区自己的个别利益而战。”“我们为保护整个社会共同的生态系统而战。”反对帕蒙水坝的村民领袖以如此哲学的口吻告诉我们。
在泰北同样知名并持续多年的反对大型火力发电厂（Mae Moh Power plant）的运动中，因污染导致土地绝收以及健康受损的社区病友组织，甚至在寻求补偿之外，将防止气候变化作为自己的使命之一，要求火电厂解决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问题。初次接触者，会不禁惊讶于这样一个基层组织能够跨越社区短期目标的视角，但当了解到该社区组织和外部NGO如绿色和平的紧密联系，个中疑问自然消解。在这里，社区不只从传统文化和本土知识寻求动力，同时，对外部NGO和学界的支持也持开放态度，在信息分享、法律援助、运动的技巧、价值观和思想的注入方面进行吸纳，使社区的抗争不再简单地局限在寻求赔偿，而是在议程设置上有所超越，具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草根运动吸纳外部NGO理念价值，不只有助于赢得更为广泛的正当性和社会同情，包括学界和政府内部开明官员，以及城市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的支持，还为运动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考察泰国社会运动能够获得持续动力的原因时，社区能够依赖的各种内外部资源正是一个值得提及的关键因素。在上述Grandma Hai的极端案例中，她勇敢而绝望之下不乏“疯狂”的举动，正是通过外部NGO的支持和策划，利用媒体整体性呈现在公众面前，最终使事件进程发生了戏剧性改观。
另外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和笔者交谈过的村民领袖，均掌握了丰富的资讯，有着令人吃惊的全球视野。
在反对碳酸钾矿的运动中，一位女村民活动者有机会在加拿大NGO—Mining Watch Group的资助下前往印度，参加针对碳酸钾矿开发影响的研讨会，并实地考察类似项目对印度当地社区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
在拜访反对帕蒙水坝的社区领袖时，他并未以帕蒙水坝作为话题的开端，而是舍近求远，先说起越南的Yali Fall大坝的问题。这位社区领袖数年前曾前往马尼拉，和其他国家的社区和NGO领导人一同讨论保护世界环境的议题。
在这里，非常基层的泰国草根运动和全球NGO的运动和网络并未隔绝，它们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展开的活动，有着深刻的全球意义。实际上，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跨国资本流动和全球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承受了越来越多的大型工程导致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这已成为全球化问题的一个重要话题。利用本土策略结合全球化的思考展开行动，对应对这些愈演愈烈的非传统挑战至关重要。
谁在阻碍发展
在围绕大型工程的争议中，反对方常常容易被指责为反对“发展”。但泰国社会运动，正在通过自己的“语言”和价值观试图挑战这种主流的发展观。在主流发展观中，大型工程成为政治正确的话语，但非常有必要质疑，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发展？谁在阻碍环境友好和公平正义的真正可持续的发展？
此次考察过程中笔者发现，在这些运动的发源地，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社区通常有着和自然生态更为和谐友好的关系。在帕蒙水坝所在地区，人们对鱼类的获取限于自身需要而非追求利润，渔民们甚至形成了一套制度保证人们能够公平获取，并避免过度捕捞。在上述碳酸钾矿所在的村落，村民们只向地下掘进10米获取限于生计所需的盐品。在NGO和社区发起的社会运动中，也长期致力于推动替代性的发展模式。
政治气候变化和空间
由于泰国特殊的政治环境，泰国的社会运动都比较注意把握政治气候的变动，因为泰国的政治气候通常和运动的成败高度相关。每当泰国政治中心曼谷出现权力转移或政治动荡，社区领袖会暂时停止展开活动，因为政治动荡和政治领导人的更替可能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在过去，这样的教训很多。泰国政局不稳，新政府经常不能履行前任政府和社会运动达成的承诺，结果使后者功亏一篑的情况时有发生。在考察过程中，至少有两位社区领袖向笔者提出根据政局变化决定运动时点的重要性。
政治显然在泰国的草根社会运动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常，发生在地方层面的冲突，应该由地方层面解决，但在多数案例中，常常需要被带到曼谷，以获得更高的公众关注，产生更大的压力，然后期望通过国家层面的回应和干预来得以解决。由于很多大型工程导致的移民问题不能在地方行政和司法层面得到解决，结果在民主的体制下，自然就被民众以游行和抗议的政治参与方式带到曼谷。所以，曼谷的街头和政府大楼前，常常出现旌旗摇动的场面就不足为奇了。
自然，这种动荡和冲击意味着很大的社会和政治成本，对弱势的民众如此，对整个社会也是如此。在获得公平正义的结局的案例中，人们仍然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然而值得提及的是，在这三个案例中，无论时间的煎熬有多长，运动的参与者和对立方均坚持了非暴力的原则，他们在此过程中也基本能够获得一些阶段性成果。在其他一些实行民主制度的亚洲国家，如菲律宾和印尼、柬埔寨，处于冲突漩涡中的这些国家的NGO领袖常常会面对极端的死亡威胁。相比而言，泰国的社会运动历史，尽管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但越来越趋于温和及非暴力色彩。
泰国的宪法也为社会运动和民众发声留有空间。在其权力结构中，存在权力制衡的机制，比如独立于政府的泰国人权委员会的存在。在这样的环境下，泰国的社会运动有很多可资利用的不同的手段：法律诉讼、请愿、游行示威、媒体曝光、独立部门的支持等等，很多情况下这些手段是综合运用，起到互相强化的作用。
总而言之，有很多因素去解释泰国草根运动能够绵延多年但趋于尽量避免出现极端暴力的现象（当然这并非绝对）。社区内外丰富的资源和网络资讯，佛教对国民性格的浸染，权力的制衡等等，也许有助于对此现象提供一些解释。
中国正处在转型期，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各种矛盾冲突蕴藏在社会结构之中，随时可能爆发出来。为化解冲突，重要是建立不同利益主体的公平制衡机制。赋权于弱势的社区民众，为他们维护自身利益提供合法的外部管道和空间和各种支持资源，并挖掘和恢复社区传统资源增强内部的公共意识和力量，有助于这种公平制衡机制的形成。
注释：
1.湄公河流域国家包括中国、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和越南等6个国家。
